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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九种——关于短篇小说写作的随想
来源:《青年作家》 | 张莉  2021年04月21日08:27
关键词:张莉 爱情小说

一、“爱情它是个难题”

李宗盛曾在歌词里慨叹过爱情之难。

那当然是个难题。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爱情故事若要发生,须克服许多现实的困难。因为有“授受不亲”的“礼防”限制。既然连男女间的自由相见都不允许——被视为耻辱与大逆不道,——更何况相爱?

想一想《西厢记》就知道了,两个未婚男女的见面只能在危难关头才能超越“礼防”。彼此间若有好感,也要由红娘传书,月下相会,以躲避老夫人的监视。《玉簪记》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相见是在道观。而《牡丹亭》感天动地的爱情发生,则是在杜丽娘的春梦之中。因爱而死,复又因爱而生的杜柳爱情是非人间性的。

如此说来,宝玉是幸运的。他可以与林黛玉共读《西厢》,也可以呆看宝姐姐的玉臂而并不会让人指责超越礼防。可是,这日日相见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为皇妃元春省亲而建造的大观园,如果没有宝二爷的特殊身份,一切都不能想象。――大观园只是作家曹雪芹为读者建立的男女自由相处的乌托邦。而为了能使宝二爷合理的混迹其中,曹雪芹颇费心思地为贾宝玉行为的合理与合法化提供了诸多理由:皇妃元春唯一的弟弟,老祖宗最为疼爱的孙儿,以及元春以圣谕准其与姐妹同住等。与通常男子不同身份的强化,暗示的是彼时男女正常交往的不可能。

除了以上这些特殊的境遇,中国古代爱情小说规定的情境通常是青楼妓院,勾栏瓦肆。想一想《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桃花扇》、《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吧,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通常是娼妓——青楼是中国小说中男女之情发生最为频繁的场所,因为良家妇女并没有抛头露面的合法性。

说起来,难以穷尽的古代爱情作品中,梁祝故事殊为独特。梁祝之间的交往,既不同于陌上桑间的一见钟情,也不同于青楼妓院的鱼水相恋,其基础是三载同窗。——共同的求学经历、共同的知识背景以及共读生涯中的彼此了解,使祝英台爱上了梁山伯。把男女相会的地点由后花园而移至学校,——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长期生活和相互交往的基础,为相爱不得便化蝶相随的悲剧效果做了坚实、充分的铺垫。

除去“学堂”这一“公共空间”形成交往的背景,祝英台女扮男装的身份也颇耐人寻味。彼时的社会,女性只有扮作男性去求学才能使得这一爱情成为可能。若非如此,祝英台何以与梁山伯共同诵读诗书讨论学问,而梁山伯又何以有缘得见养在深闺的祝英台?即便是偶能相见,也不过惊鸿一暼。

因此,说爱情它是个难题,首先指的是现实发生的难题:没有男女间自由交际的合法化,你情我愿、志同道合的爱情发生起来不可能光明正大。表现在以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的爱情小说中,作家的想象与书写就颇多障碍。事实上,这是一百多年前,许多人慨叹中国言情小说远不及西方小说的重要原因。

百年过去,今非昔比。对于今天的爱情短篇而言,最大的难题则是,在男女交往已是日常的今天,如何在短的篇幅里,写出一个气质超群的爱情故事。

当下,与爱情有关的短篇小说占了重要比例,关于男女情感,关于婚姻破碎,关于出轨,关于情感中的信任与不信任,以及越来越多的交友方式……但是,数目繁多的短篇小说行列里,能够广为流传的作品却廖廖无几。——短篇小说的难度在于它是一种横截面写作,要在“切片”里写出爱的来龙去脉:爱因何发生,因何消失;为什么爱,为什么不爱,以及后来的命运如何。这是技术的难度。毕竟,爱情在长篇小说里常常是鸿篇巨制,荡气回肠,有如大型交响曲;而在短篇小说里,则只能是小夜曲,短乐章。

“最理想的短篇总会让人想到那些短而美的唐诗名句,要有‘窗含西岭千秋雪’的容量,——它可能芜杂,可能简洁,可能喧哗,可能沉静,但共同的特点无疑是气质超拔,一骑绝尘。”我曾经在一篇关于短篇小说的文章里这样写过。——好的爱情小说既可以是轻的又可以是重的,既可以是复杂的又可以是纯粹的,无论怎样,故事里暗含的是作家对人性和爱情的理解力和认识力。

二、冒犯的和危险的

让人难忘的爱情小说里,总有“冒犯”发生。

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发表于1982年,题目便是小说密码:“女人很高,男人很矮”。在通常理解的夫妻关系中,有很多是“常识”:女人矮,男人高;女人年轻,丈夫年长;女人地位低,男人地位高……因此,看起来,小说里这对夫妻处处都“有问题”:女人怎么能比丈夫高十七厘米呢?那么他们肯定有生理问题;如果没有生理问题,那就是男人有钱;如果男人被批斗了(更矮了),那么高女人一定会离开……在一个个世俗的推理之下,这对夫妻的关系被推到某个顶点,同时,他们的关系也向人们共同期待的反方向推进:他们没有生理问题;他们同甘共苦,他们生死相随。由此,夫妻二人的“特立独行”获得了放大――小说从很小的切口进入,构造了强大的反世俗命题。

反世俗主题背后是另一个隐形社会文本,它由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偷窥和揭发构成。小说结尾实现了最彻底的颠倒。如果把这部小说的发表背景放置于新时期文学的初年,它的意义便更突显:小说以一对夫妻自然和深沉的爱向世俗发出了质疑,也对那种窥视与侵犯个人生活的行为说“不”。

新时期初年的短篇小说,总与爱情有关:《爱情的位置》《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爱情的力量》《爱,是不能忘记》《爱情啊,你姓什么》……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年),它影响了一代人对爱情的理解与认识。

女主人公钟雨是离异女人,也是一位“隐忍的热恋者”,她对那位已婚高级革命干部的思念极强烈。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轿车,她煞费苦心地计算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做报告,她坐在台下,泪水会不由地充满她的眼眶。但是,她和他之间的交往,最接近的不过是两个人的共同散步,只是在同一条土路上彼此离得很远地走。特别是,这种交往与肉体无关,她和他之间只是借由分享小说来传达感情。但肉体没有参与却甚于参与――钟雨二十多年来始终把日记本和《契诃夫文集》(他送给她的礼物)带在身边,临终时还要求女儿把《契诃夫文集》与笔记本一起火葬。最终,钟雨从精神层面完成了爱的坚守,也以精神无限强大以至消弭肉体的方式完成了对爱情圣坛的献祭。

支撑小说叙述的动力是什么呢?是恩格斯的名言,也是新时期初年口耳相传的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是以文学的方式呼唤个人情感的美好,爱的神圣性也由此生发:“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呢?”当然,在这部作品里,有许多表达是“一厢情愿”的,也有诸多东西是“被提纯”的:爱有多隐忍,便有多痛苦;爱有多痛苦,便有多崇高。

1978年,《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的前一年,海峡的那边,有另一部短篇小说发表。

那是张爱玲的《色·戒》,发表在《皇冠》第12卷第2期。气质与《爱,是不能忘记的》迥然不同。无关神圣与崇高,相反,它性感十足。“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只这一句,便潜藏有无数风流场景。王佳芝认识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性和金钱。在信仰和身体面前,她信的是身体感受,所以,在关键时刻,女人在“六克拉的戒指”与“性高潮”面前低了头。《色·戒》以一种肉欲和物欲的方式挑战了另一个隐形文本。小说很难在价值观上获得认同,只把无数争议留给后世读者。——《色·戒》到底关于爱还是欲望,并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在短的篇幅里,将男女之情写得黑暗残忍、危机四伏,是短篇小说里不多见的。

三、始终面临选择

爱情小说里,主人公总要做选择。这是一种模式,古已有之。选A还是选B,选红玫瑰好还是白玫瑰?当然,还要面对灵魂之爱与肉体之欢的抉择。

1928年,丁玲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现代中国的经典爱情故事。莎菲“女人味儿十足”,是文艺气质十足的女青年,对爱情极为渴望,“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我简直要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很显然,这个女人是“颜控”,她爱他那“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可是,凌吉士浅薄,“唉,我能说什么呢?当我明白了那使我爱慕的一个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的一个卑劣的灵魂,并且无缘无故还接受过他的许多亲密。”在莎菲眼里,帅气的凌吉士不过是个市侩,白白长着好丰仪。他追赶过坐洋车的女人,“恋爱”过,还在妓女院过过夜,结了婚,会调情,但是,却不懂爱。“他真得到一个女人的爱过吗?他爱过一个女人吗?我敢说不曾!”

徒有好皮囊的男人,莎菲瞧不上。最终她亲吻了男人后把他一脚踢开,在“神圣”和“世俗”,“灵魂”和“躯体”之间,她选择前者,因为后者实在对她构不成吸引力。——特立独行的莎菲,如果生活在今天,依然会是令人瞩目的时代女青年。

时隔近三十年,1957年,宗璞发表《红豆》,一部关于爱的抉择的短篇,引起轩然大波。是跟随恋人去美国,还是留在国内参加革命建设,这是女主人公要做的选择。而在这样的二选一中,还包含了是否选择投入革命,其间有纠结,也有说不出来的犹疑和惆怅。

二十多年后,1980年,在张贤亮《灵与肉》里,轮到男人面对选择,这一次,许灵均面临的是要一个“美国籍爸爸“还是中国农村妻子”,是选择继续生活在贫穷的祖国,还是去资本主义国家继承财产。而正如我们所知,无论是《红豆》还是《灵与肉》,无论是女主角还是男主角,他们都交出了属于时代青年、也属于时代爱情的正确答卷。

这些小说进入课本,不断被下一代读者阅读。爱情的选择里,并不是情爱本身的选择。而这些作品之所以留下来,也不仅仅因为写爱情。

四、金钱和欲望

谁能忘记《伤逝》呢,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经典爱情作品。

1926年,睿智如鲁迅,在青年人离家寻找恋爱自由的狂热中,写下《伤逝》:“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多年来,我们一直将“经济”视为涓生与子君爱情的最大阻力。可是,那并非全部真相,油鸡与阿随、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涓生对子君身体的“读遍”与厌倦,共同导致了爱情死灭。——《伤逝》里,包含着爱情小说后来必然生长的多个主题,性,金钱,日常生活对激情的磨损。

2003年,魏微发表短篇小说《化妆》。新世纪的中国,谈情说爱早已成为寻常。嘉丽,当年的女大学生,十年后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即将遇到初恋情人时,她开始了冒险的“化妆”。在旧商店里选购廉价服装,她换衣服的同时也换了身份――离异的下岗女工。见面时,“科长”相信了,想当然地把她归为出卖身体的女人。因此,睡是睡了,但科长不会给她钱,因为她在他眼里是低微的,而且,在他看来,钱在很多年前已经给过了。

恋爱时用礼物价值几何来估价他的爱情,但同时又不希望情人用此等方式来估价她,这是嘉丽的矛盾之处。小说一步步剥离“爱情”光环。嘉丽最终获得真相:如果没有物质的装饰,她在世界上获得的一切,尊严、尊重、爱情都会全部失去。这是独具匠心之作,正如李敬泽当年所说,“《化妆》——贫困、成功、金钱、欲望、爱情,一个短篇竟将所有这些主题浓缩为繁复、尖锐的戏剧,它是如此窄,又是如此宽、如此丰富。”

2007年,毕飞宇发表《相爱的日子》。小说和《伤逝》有很多的共同点:叙述人都是男性,都共同面对青年人生存境遇问题。《相爱的日子》中“他”和“她”有那么多的理由可以在一起――年纪相当,彼此关怀、理解和包容,性生活愉悦。但是,她却选择嫁给另一个人。没有什么比能让一位贫苦女性获得安稳和富足更吸引人,就连当事者“他”也表达了认同。以往,只有“势利女人”才会做的决定却在这位既善良又体贴的女性身上“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相爱的日子》是对《伤逝》故事的某种延续。如果说80年前“相爱”的困窘让我们想到如何去“生存”,那么此刻,“生存”完全淹没“相爱”,——当我们可以自由相爱时,我们却不愿追求我们的“相爱”,因为身上有看不见的金钱枷锁。

五、日常与内分泌

爱情哪有什么天长地久?“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没有什么爱可以永远不变。爱情不过是内分泌的产物,混杂着汗水、眼泪、以及各种体液。

很奇妙。有时候,爱情的持续时间很短,不过是几个时辰。比如1943年发表的《封锁》(张爱玲),战争年代,封锁时期,在忽然停下来的电车里,他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他,于是半推半就地走到一起。封锁时间结束,便各自回家。爱情过程中的种种,压缩在极短的时空里。短得像梦,紧凑得像梦。

还有一种爱情在天上,在飞机里。比如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2011年)。两个萍水相逢的俄罗斯中年男女,恰巧坐在了一起。要一起在天上飞,要越过重洋。其他人都睡着了,机舱里是昏暗的。只有他们两个醒着,醒着做爱情的梦。静悄悄地行动。孩子看到了,一位中国小说家看到了。当然,也许还有其它人也看到了。飞机落地,从天上回到人间。女人看到了接机的丈夫,他们热情拥抱。一切回归原点,一切似乎并未发生。

大多数人的爱情,并不经历生死和劫难。但是,越是日常,也越是脆弱。被欲望摧毁,被鸡毛蒜皮侵蚀,被岁月吞没。尤其是中年人的生活。当代短篇小说里,有许许多多不幸和难堪在中年人的世界里上演。爱了半辈子的中年女人一天早上惊觉,丈夫的爱已经不在了。妻子失踪了,丈夫很快有了下一个爱人。女人不断躲避卧室,她厌倦了床上的一切。性的暴力,语言的暴力,伴侣的冷暴力。他们假装一起生活,关起门来相互折磨;或者相敬如宾,有如过客。为什么非要在一起?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为了脸面,为了名利。又也许,“懒得离婚”。

主角总是女性。不甘心的是女人,痛苦不堪的是女人,遭遇暴力的是女人,哭天抢地的是女人,歇斯底里的是女人,飞蛾扑火的是女人。这在一百年来汉语爱情小说中几乎成为惯例。陷在爱情里不能自拔的男主人公比例很少。——为什么作家喜欢写一个女人在爱情中的受难,也许不是基于想象,很可能基于现实。

爱是两情相悦。爱是两性相欢。爱是惺惺相惜。爱是心有灵犀。但是,对于女性而言,爱情也是劫难和无底深渊。一旦爱上,便被吸附进莫大的黑洞。爱的感觉有多强烈,爱的人便有多卑微。爱情中的苦和难,都是因为“信”。“相信爱情”让人快乐,“相信爱情”让人渴望;“相信爱情”也让人沉湎,不能及时抽身。而大多数情况下,女人更容易相信,更愿意相信爱情。

也不全然如此。比如金仁顺笔下的爱情。在她那里,爱情并不煞有介事。那只是一种测试男女关系的化学试纸。《彼此》发表于2007年。丈夫郑昊婚前的背叛是黎亚非婚姻的噩梦,——郑昊在婚礼前还和另一个女人做爱。黎亚非不能原谅他,而当她离婚准备再婚时,熟悉而荒诞的场景出现了。郑昊来看即将成为新娘的她。“黎亚非拿了盒纸巾过去,抽了几张递给郑昊,他伸出手,没拿纸巾,却把她的手腕攥住了,黎亚非说不清楚,是他把她拉进怀里的,还是她自己主动扑进他怀里的。”现任丈夫觉察了出来,于是便有了小说结尾,婚礼上新人接吻,“两个人的嘴唇都是冰凉的。”以“彼此”为小说题目,想必小说家大有深意:“彼此彼此”,“此即是彼,彼即是此”。

六、生死相随

一千八百年前的年轻男子,绝望地看着他美丽的妻子向死亡靠近。卑微之感侵蚀了他。对鱼水之欢的留恋,对生命本身的欢喜,都有赖于这具美丽身体的给予。可现在这个身体马上就要从世间消失。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死去。他要想尽一切办法救自己的女人。

这个男人叫荀奉倩。他是三国时期魏国一位官员的儿子,他与曹洪的女儿结婚并深爱。就是那个冬天,女人发起高烧。男人无能为力。后来,他走到院子中间,将自己冻得冰凉,然后,回到床上,用自己冰凉的身体紧贴她,他希望自己的身体能成为治疗她的药物。当然,结局很悲惨,他病发不起,之后,她也死了。

历史上,这个故事似乎并不值得歌颂。这位死去的男人被写进蒙学课本。荀奉倩被当作可笑的反面典型——这个男人贪恋身体,缺少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故事里分明包含着一种夫妻之爱,那是丈夫对妻子的深深依恋,他甚至愿意和她生死一起。

生死之爱在迟子建的作品里有迷人的光。许多人喜欢《亲亲土豆》,因为其中有寻常却深沉的夫妻之情。一对勤劳恩爱的中年夫妻,男人得了癌症,妻子听到非常绝望。“李爱杰慢吞吞地出了医生办公室,她在走廊碰到很多人,可她感觉这世界只有她一个人。她来到住院处大门前的花坛旁,很想对着那些无忧无虑的娇花倩草哭上一场。可她的眼泪已经被巨大的悲哀征服了,她这才明白绝望者是没有泪水的。”

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于是,这对夫妻只能做最后的告别,即使大限将至,但也如日常般说话,聊天。人在生老病死面前是多么无奈啊,有的只是腔子里的这些呼吸和眷恋。男人走了,妻子在葬礼上用五大袋土豆来陪他棺材一起下葬,“雪后疲惫的阳光挣扎着将触角伸向土豆的间隙,使整座坟洋溢着一股温馨的丰收气息。李爱杰欣慰地看着那座坟,想着银河灿烂的时分,秦山在那里会一眼认出他家的土豆地吗?他还会闻到那股土豆花的特殊香气吗?”

许多人难以忘记这小说的结尾,它让人落泪。“李爱杰最后一个离开秦山的坟。她刚走了两三步,忽然听见背后一阵簌簌的响动。原来坟顶上的一只又圆又胖的土豆从上面坠了下来,一直滚到李爱杰脚边,停在她的鞋前,仿佛一个受宠惯了的小孩子在乞求母亲那至爱的亲昵。李爱杰怜爱地看着那个土豆,轻轻嗔怪道:‘还跟我的脚呀?’”在这里,万物有灵,在这里,是爱生生不息。

什么是活着,什么是死去?一个人活着,死去的爱人就还在世间;一个人死了,但他那像植物一样蓬勃的爱恋依然在。

七、中国式缠绵

有一种迷人的情感,是相思。比如刘庆邦的《鞋》(1997年),写的是很多年前的事。农村姑娘守明十八岁了,未婚夫是隔壁庄里的年轻人,他有浓密的头发,会唱歌也会讲话,多才多艺的他让守明魂牵梦绕。那是属于十八岁姑娘的心事,是属于一个人的“相思”。陡然升起的爱、想到爱人时忽然涌上来的泪水,是自然人性的部分,而那院子里满树的枣花正象喻了守明情感的丰茂。

相思是糖,也是奶和蜜,当然,它很折磨人。害羞、脸红、欲语还休、心头小鹿乱撞、夜晚辗转难眠。不能写信给“那个人”,也没有办法和那个人见面。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那个人的思念?只有做鞋送给他。“让那个人念着她,记住她,她没有别的可送,只有这一双鞋。这双鞋代表她,也代表她的心。”这实在是一种古老的情感表达方式。

那是甜而微苦的情感。一方面它是甜的,几乎每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到属于守明的甜蜜思念:一个人静静地想念“那个人”,在心中和他说话;一针一线缝起的鞋里包含着女孩子细密的情感与想念。但另一方面,每一个经历过爱的人想必也都深知,相思甚苦,因为“那个人”并不一定知道,不一定感受得到,不一定愿意回应。因此,那些想念和那些爱,是守明自我情感的发酵,是“内心戏”。终于桥上相见了。日日相思的“那个人”走到眼前,她希望他穿上她亲手做的鞋,但没有。——千百年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场景,再一次在这对青年男女间上演。

小说最终收束在“守明一直没和母亲说话”的沉默里。这沉默让人想到少女的委屈,痛楚,黯然神伤。写出“甜而微苦”情感,写出独属于中国人情感的微妙,是短篇小说《鞋》的魅力所在。那是怎样一种微妙呢,它是让人战栗的又是让人心生向往的,它是折磨人的却又是让人恋恋不舍的……每个人都会老去,肉身也终有一天会湮灭在尘土里,但相思之情永远让人怀念。

还有一种中国式缠绵。

那应该是暮年之爱吧?铁凝的《火锅子》(2013年)中,“他”和“她”相识于“共和火锅”:两个陌生人各自点菜,同涮一个火锅。由“共和火锅”结缘,他们相识、相爱,走进婚姻,生儿育女,直到老年。现在,两位老人一位八十七岁,一位八十六岁了,牵手、交谈、回忆、拌嘴、娇嗔,在终生相守相爱的人那里,子女和旁人的探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必要。

小说描摹了一种人人能感受到但又无以名状的情感,是那种羞涩、内敛、让人心头一软的东西:“他一辈子没对她说过缠绵的话,好象也没写过什么情书。但她记住了一件事。大女儿一岁半的时候,有个星期天他们带着孩子去百货公司买花布。排队等交钱时,孩子要尿尿。他抱着孩子去厕所,她继续在队伍里排着。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觉得有人在背后轻轻拨弄她的头发。她小心地回过头,看见是他抱着女儿站在身后,是他在指挥着女儿的小手。从此,看见或者听见‘缠绵’这个词,她都会想起百货公司的那次排队,他抱着女儿站在她身后,让女儿的小手抓挠她的头发。那就是他对她隐秘的缠绵,也是他对她公开的示爱。”

潜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性感”与“缠绵”,如此迷人,被小说家准确捕捉到了,那感觉家常、平凡、平淡,是静悄悄的,也是绵长的,有如滴水穿石:“每次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星期天,她那已经稀疏花白、缺少弹性的头发依然能感到瞬间的飞扬,她那松弛起皱的后脖梗依然能感到一阵温热的酥麻。”虽是耄耋之年,但与爱、温暖、柔情、甜蜜、体恤有关的情感依然新如朝露。

几无故事,几无波澜,像极了一幅简笔画:两位暮年老人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互相为对方夹菜。“他”的眼中只有“她”,“她”的眼中也只有“他”。——《火锅子》里的爱情,是返朴,是祛魅,是洗尽钟华;它使我们从一种粗糙、简陋、物质唯上的情感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爱情的质地,它的平实、普通,和神性。

八、简单而自在

《双灯》写的是男女之情。不,写的是人狐之爱,人神之爱。它是蒲松龄的作品,也被汪曾祺改写。

有个场景,是《聊斋》里通常有的。男女相欢半年后分别:

后半年魏归家,适月夜与妻话窗间,忽见女郎华妆坐墙头,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逾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与君别矣。请送我数武,以表半载绸缪之意。”魏惊叩其故,女曰:“姻缘自有定数,何待说也。”语次,至村外,前婢挑双灯以待,竟赴南山,登高处,乃辞魏言别。留之不得,遂去。

《聊斋新义》中,汪曾祺选择白话重新讲述此一故事。情节几乎未作大改动,但在结尾处,他增加了二人对白: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了。”

“你忍心?”

“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

“我喜欢你,我来了。”“我开始觉得我就要不那么喜欢你了,我就得走。”“我们,和你们人不一样,不能凑合。”每一句都平白朴素,每一句都深入人心。那是一位女性对爱的超凡脱俗的理解、也是她关于爱情的简单而自在的认知,由此,一位自由地执着于真爱的狐之形象呼之欲出。蒲松龄笔下,双灯忽明忽暗,意味着一种暧昧的男女情愫关系的起灭,而在汪曾祺那里,两个人的合与分,都是自然的。不同小说调性里,藏着作家对世界、情感及爱情的不同理解。

爱是什么?爱是喜欢,喜欢抚摸对方的头发、脸颊、嘴唇、腰腹,也接纳对方的气味、斑点、疾病和衰老。爱是阳光,是阳光照耀下的阴影和暗淡;爱是雨露,是被雨露滋润漫延的泥沼。爱是令人怀想的风月无边,是如梦如电的虚无。

——爱,或者不爱,都是自主的,自由的;都是有尊严的,也该是高贵的。

九、篇幅虽短,说来话长

契诃夫的经典爱情小说《带小狗的女人》,被纳博科夫盛赞,他的分析堪称经典。这部小说几乎涵盖了爱情小说的所有主题:偷情,背叛,欺骗,隐瞒,庸常,最深沉的爱与依恋。小说发表于1899年,男人叫古罗夫,已婚有子女,有多次出轨经验;他轻视女性并称之为低等种族,但是,私下里他也认知到,与男性相处比较起来,他和女性相处时比较轻松。

安娜单纯天真,爱上了古罗夫。初次出轨的女人对这段相遇患得患失,深感羞愧;男人则是经验丰富。古罗夫回到莫斯科,以为很快就可以忘记安娜,但是,忘不了。他去戏院看戏,希望在那里遇到安娜。果然遇到了。一直幽会,没有其他人知情。

一个文艺腔的少妇,一个面目油腻的公务员。这最初的相遇令人怀疑。也许,不过是双方的逢场作戏。但是,慢慢地,女人感受到精神的苦闷,古罗夫也感受到了。爱情有如神启,降临在普通男女中间。艳遇最终变成爱情。

古罗夫看到了爱,也看到了他自身的双面生活:“凡是构成他的生活核心的事情,统统是瞒着别人,暗地里进行的;而凡是他弄虚作假, 他用以伪装自己、以遮盖真相的外衣,例如他在银行里的工作、他在俱乐部里的争论、他的所谓‘卑贱的人种’、他带着他的妻子去参加纪念会等,却统统是公开的。他根据自己来判断别人,就不相信他看见的事情,老是揣测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盖下,就像在夜幕的遮盖下一样,过着他的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

在公开场合里,古罗夫说谎,假模假式,毫不真诚,但公众认可;而那个私下的、有真实情感生活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但却拿不到台面上。这位生活在契诃夫时代的男人,今天的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

那么,小说中的这两个人要怎么发展,这小说的走向该去往哪里?人人都替这对男女捏把汗,就像看着泰塔尼克号一般,明知道它要撞到冰山,却不知道何时在哪里撞。没有人能给他们解答,小说停止了:“似乎再过一会儿,解答就可以找到,到那时候,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不过这两个人心里很明白:离着结束还很远很远,那最复杂、最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小说在谁也不知道会停的地方停了下来,契诃夫为他们按下了时间的暂停键。我们就这样望着纸上的这两个人。许多东西烟消云散了,我们不由自主地把眼光从他们的爱情故事挪开。

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非道德的;什么是公开的,什么是私密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短暂的……这是人的困境,这是爱的难题。从爱情中看到人的处境和世界的荒谬,也从世界的荒谬中看到爱和情感的真挚,《带小狗的女人》使我们重新理解爱情,理解生而为人的苦楚。这小说写的是爱情,和爱情有关的一切;写的是人,与人有关的一切。它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它是日常的,也是神性的。——这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卓异。

在短的篇幅里写下丰富深邃的情感,这是伟大小说家的境界;一如琴弦虽然纤细,但艺术大师却总能弹奏出意蕴悠远、动人心魄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