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完郭雪波的这篇《沙坨里的暖霞》，笔者禁不住联想起张贤亮创作于1979年的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那篇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老人与狗》，由著名艺术家谢晋导演，谢添和斯琴高娃分别饰演男女主角，他们的“本色”出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郭雪波与张贤亮一样，把同情关爱的目光投向最边缘、最底层的“鳏寡孤独老人”，讲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段曲折动人的感情生活。只是相对于《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蕴含的厚重历史感与冷峻的反思精神，郭雪波这篇小说更像是对底层边缘者的倾情礼赞，一曲“爱的传奇”、爱的颂歌。如果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是一篇深邃的现实主义作品，那么《沙坨里的暖霞》则是洋溢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传奇之作。

相比于张贤亮笔下的邢老汉，小说中的“腾罗锅”遭受了更多不幸和不公：九岁那年他失去母亲后便过起了饱受虐待的生活。因为被迫睡在冰冷的土炕险些冻成“瘫小子”，他那“狗爹”却在江湖游医的蛊惑下以“治病”为名，把他“像一头放在开锅上烫毛的猪”似的捆绑了手脚，架放到热气腾腾的木格子条板上“烤蒸”。他虽死里逃生，却从此落下了遍布全身的疤痕和畸形的“罗锅”腰背，只能“奇丑无比地活在这个世上”。但“腾罗锅”虽遭受太多的伤害和屈辱，回报给社会的却是一颗淳朴善良的心灵和茁壮旺盛的生命力。在他们那个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端的养畜牧村，放牧牛羊是村人们代代相传的传统。为了让牛羊获得足够“粮草”，放牧人需住到离家较远的野外窝棚，“早先生产队集体那会儿，队长派出羊倌牛倌就可。现在都承包单干，谁家也不愿意出个人舍家离村住野外窝棚，遭那份罪去。”多亏“腾罗锅”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担当起这份责任。他无家无挂孤身一人，吃得了别人吃不了的苦，对牲口的照料又尽职尽责，于是他成为大家口中的“钱袋子”“小银行”和可敬可嘉的“他大爷”。

“他大爷”在野外窝棚旁“遭遇”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疯女人”苏珊，既纯属偶然又是冥冥中的必然。疯女人原是“北边煤矿”的职工家属，丈夫死于矿难，她拖着身孕来矿上见到丈夫的骨灰盒，因经受不住打击而精神失常，半夜里跑出来“半道就流落在塔敏查干沙坨子中”。她简直像上天（其实是创作主体）派遣的下凡到“腾罗锅”身边的“七仙女”，对“他大爷”来说可谓是百年修来的“福分”和“缘分”。虽然在遇到“腾罗锅”之前已有不少村人发现了这个疯女人，并试图将她“捉住”扭送政府有关部门，但她一则失心失智、操着一口谁也听不懂的南方方言，无法与人沟通；二则动辄以尖牙利齿“咬伤了不少人”，甚至差点儿放火点燃村旁的草垛。奇怪的是这个疯女人对谁都“龇牙咧嘴”露出咬人的架势，却唯独在“腾罗锅”面前一下子变得温顺起来，只是对着老罗锅“嗤嗤傻笑”，后来干脆赖在“腾罗锅”的窝棚里住了下来。她是怎么凭着自己的本能和直觉“认定”了“腾罗锅”就是她未来的“伴侣”和最终归宿的？在笔者看来，如何把疯女人对“腾罗锅”的信任、依靠过程写得“贴切自然”，而不让读者误以为仅仅是创作主体的“一厢情愿”，应是这篇小说成败的关键。好在作家没有让我们失望。

在众人眼中这位疯女人几乎已丧失人之为人的资格，厌弃她、排斥她乃“理所应当”；人人都怕跟她接触惹祸上身，人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她，甚至放狗咬她，将其远远驱离。在疯女人饥渴交加、半生半死的时候，多亏“腾罗锅”及时向她伸出援手，接纳并收留了她。而感染和感动疯女人心灵的，不仅是“腾罗锅”的善心善行，更是一种“守望相助”、生死相依，乃至舍生忘死的依恋情感。“腾罗锅”不仅在疯女人走投无路的困境中给了她及时救助，还把她像仙女一样“供着”，施之以不求回报的关爱。他任由疯女人住进自己家中“把土炕占为己有”、“鹊巢”虽被“鸠占”却心甘情愿、“乐得如此”。在疯女人难产之际，要不是他使出“搬山倒海”般的力量踏着三轮车冒险将其送往医院，疯女人或许早就“一命呜呼”了。

通过“腾罗锅”与疯女人之间一系列心灵对话、情感交流，作家表现了两人日久生情、“相濡以沫”的情感深化过程。“腾罗锅”经常念叨的一句“从十九代祖宗那儿就欠你的了”，在自我解嘲之余表达出宗教徒般的倾情付出情怀。而疯女人尽管与他不能进行正常的言语交流，却可以通过“像是点头又像是摇头”一类肢体语言相呼应。疯女人在被呵护被照顾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腾罗锅”在付出和照料中也享受着难得的快乐。他的倾诉终于有了倾听的对象，他的孤独寂寞终于得到填补，他的爱欲也有了升华与宣泄的渠道。他后背上那个丑陋的罗锅盖成了疯女人乐意抚触的“宝贝罗锅山”，“疯女人一摸就上瘾了，一摸而不可收。”两个苦命人在相互呵护、相互抚慰中滋生出满满的爱。到后来轮到“腾罗锅”发烧昏迷的危机时刻，“疯婆子”同样发动“蛮力”，不顾一切把他背到医院抢救。如此一来，两人已是“难舍难分”、生死相依。有意思的是汉语里的“爱”字最初就有一个“欠”字旁，从“望文生义”角度看未必没有“欠情”“还情”之类寓意所在。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喟叹的：可怜风月债难酬！而“爱”的基本表现则离不开“抚触”和爱抚。蒙古族作家郭雪波通过这篇小说颇为贴切地演绎了“爱”的真正内涵。但女人“疯傻”之后才回归如此“返璞归真”境地，“大智若愚”地冲破了世俗偏见，“慧眼识珠”地感受到“腾罗锅”丑陋外表下的闪光灵魂，不能不说又包含某种悲怆和反讽意味。或许只有在生命危难时刻，人才能回到最原始、最本初，也最本真纯粹的“爱”？而“疯女人”这一形象难免会让一些女权主义者感到女性被丑化、“物化”的嫌疑。尽管她绝不等同于西方名著《简·爱》中的那位“阁楼上的疯女人”，“腾罗锅”也与契诃夫《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有天壤之别。

另一方面，尽管这是一篇浪漫传奇之作，“腾罗锅”的淳朴良善与当地“某些部门”有关人员之间的冷漠自私形成的对照，还是颇给人以“触目”之感：“疯婆子”在村里出现已非一日两日，直到被“腾罗锅”救助在家，成为人人相传的“花边新闻”，才惊动“有关部门”。可那疯女人一见到派出所和妇联的干部就“瑟缩在墙角”，“又恢复了见人就咬就抓就打的往日风格”，不能不让人生出很多疑窦：莫非她曾受到这些人的排斥和责骂而形成了条件反射？而干部们在“腾罗锅”家“折腾半天”也想不出任何解决办法，将“行善积德”做好人好事的机会硬是“塞”给了孤单无依的“腾罗锅”。要不是腾罗锅善良淳朴、敢于担当，谁能担保“疯女人”不凶多吉少？更不要说疯女人被送到精神病院又从中逃出，那里的“有关人员”竟然“从未询问过”，岂非咄咄怪事？本应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旗医院面对重症病患竟企图见死不救。此等“社会怪现象”不能引起人们足够的省察和警觉，那便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小说最后，“腾罗锅”在政府“生态治沙”政策号令下失去了全村“放牧员”的岗位，但他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带着自己的“疯婆子”加入浩浩荡荡的治沙大军。这位“拄着拐杖的九十度老罗锅”尽管常常被队伍落后好远，却依旧“雄赳赳气昂昂”地干劲十足。此等画面真是豪气满怀又不无悲壮：这样的老百姓堪称是天底下最好的老百姓，有这样的好百姓实乃中华民族之福！小说的结局更是充满意外“惊喜”：疯女人苏珊还带来了自己丈夫的矿方抚恤金加“保险赔偿金”共两百万，再加上“蚯蚓诗人”通过网络为“腾罗锅”和疯女人募捐的“民间捐助款”，加起来他们获得了三百来万巨款。这真是天上掉下的财富大馅饼。连“腾罗锅”本人对此都惊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如听天方夜谭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这是真的，千真万确是“真的”！——叙述者如是告诉他（我）们。虽然在笔者看来这未免有些俗套，却未必不是广大读者心理现实的真实写照。

生本不易，幸而有爱，好人就应该有好报。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中华儿女始终秉承这样一种朴素坚定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报应”的绝佳方式当然是“现世报”，而且来得越快越好，太迟了就来不及了！虽然并非所有“爱的传奇”都有这么美满的结局，并非所有的善行都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回报，我们还是要为这种“苍天在上”“感恩人间温暖”的美好信念而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