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国家授予路遥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称其为“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对于创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鲜明生动地描写我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路遥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人生》，尤其是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至今仍是激励广大青年读者的“人生教科书”。它们恢弘瑰丽的思想气魄，感人至深的艺术描写，对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和田晓霞等青年形象的成功塑造，对广大读者的心灵世界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平凡的世界》无疑是少数几部能称为“文学史诗”的作品之一。

然而必须指出，《平凡的世界》不仅成功塑造了农村青年的形象，同时也成功塑造了领导干部的艺术形象，比如高老、乔伯年和田福军等。特别是在田福军人物形象塑造上浓墨重彩，令人印象深刻。

一

走进田福军的人生世界，读者知道，他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上大学时，因在农业部内部刊物发表几篇有见识的文章，受到农业部领导乔伯年的注意。但他放弃了在农业部工作的机会，怀揣改造农村的理想愿望，回到家乡陕西省黄原地区原西县。他第一次出现在小说里，是1975年时任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时候。

田福军是农家子弟，对陕北这片土地，这里贫穷而坚韧的农民，本能地具有极深的思想感情。孙少安跟田福军侄女田润叶在县城街上食堂吃饭后，一起见了田副主任。福军和少安是同村人，认识他父亲孙玉厚，于是少安顺便向他反映了姐夫王满银因偷卖老鼠药，被石圪节公社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羁押到水利工地“劳动改造”的事。福军立即致信公社白、徐主任，要他们放人。

不久，他和县革委会张有智副主任到柳岔公社调研，发现这里影响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现象，比石圪节公社还要严重。一位农村妇女正在公社院子里哭哭啼啼，原因是她有妇女病，社队不让请假。公社主任周文龙带着一帮民兵到处抓人，据副主任刘志祥反映，“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周主任的大道理是，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麻绳加路线。”福军和有智批评了周文龙，命令把关押的农民放回村里。文龙不服，向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告状，在县革委会常委会议上，福军与世宽为此事发生了激烈冲突。后来因这一所谓偏离路线的理由，福军遭到地区苗凯书记冷遇，变相贬职到省里一个闲散部门。

我们知道，长篇小说力主表现“关键性情节”，也即卢卡奇所说要描写“必要的东西”。他在《卢卡奇文学论文集》第2卷中指出：巴尔扎克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多半描写一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其集中的巨大变革，不然就向我们显示一连串的巨大变革，并且以一种永远不会不调和或不合拍的奇妙情调来替画面加上色彩。这样他就在他小说的结构中兼容了莎士比亚戏剧和古典小说中的若干文体上的特色，企图从艺术上避开现代资产阶级生活的软弱无力，不成体统的样子。”这正是批评家雷达所指出的：“《平凡的世界》是一幅巨型的、动态的图画，一切都在或急遽或缓慢地转动着。应当说，小说截取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这个时段是很有眼力的。这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一个对于我们民族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的时期。”（雷达：《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求是》1990年第4期》）1975年到198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曲，也是决定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十年。路遥以杰出小说家的历史敏感，紧紧抓住这个“关键性情节”、“必要的东西”，予以形象化的表现。而批评两个公社无理羁押做小生意农民的艺术描写，就是抓住了历史变革的某一瞬间。这对于经历过这些变革事件，包括我们虽然没亲身经历，然而在各种书籍中能读到类似叙述，从而产生了一种历史亲近感、并深为这一变革而激动的后代读者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

《平凡的世界》还把改善党群关系的一幕，放到田福军在后子头公社看到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上。熟悉农民，并对农民怀着深厚感情的作家路遥，可以说做到了细致入微和具体生动的程度。

福军在土崖凹村队长家，刚拿起玉米面馍吃午饭，发现这家六个孩子挤在门口眼馋地看着他。他忽然发现这黄馍上沾了些黑东西，到锅里一看，那里全是黑乎乎的糠团子。他放下黄馍吃完糠团子后，马上召集后子头公社20几个大队书记开会，劈头就问：你们直接说，哪个队有断粮的！“许多书记都哭开了。”田福军立即冒着危险命令，打开队里粮库，把粮食分给缺粮户。这一典型情节，曾经被作家张一弓写到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成为被文学批评界反复评说的一个“关键性情节”。小说以它一向情感饱满的笔墨，描写了田福军的内心活动：“田福军虽然坐在了飞驰的吉普车里，但他的思想还在后子头公社。通过这次匆匆的调查，使他认识到，‘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农村贫困的局面依然如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在这里，路遥替县里田副主任写出了他心里最隐痛的东西。从另一角度看，他也是借这支笔，写出了他作为农民之子的内心的隐痛。在这一点上，路遥作为“亿万农村青年”的“代言人”，真的是受之无愧的。

二

由于有长期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作为领导干部的田福军，最懂得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内涵。在贫困中苦熬的黄原地区民众，冀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政策，得以大胆推进和实施。路遥不失夸张地描写了福军初任黄原地区专员时的“田旋风效应”：

一九七九年，农历有个闰六月。

阳历六月上旬，也就是农历五月芒种前后，田福军从省城返回黄原，出任了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这件事立刻在整个黄原地区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从省里的各种渠道马上传回来了各种小道消息。从这些消息看来，地区除苗凯以外几乎所有的副职，都有担任专员的可能性。……

没有人想到黄原地区的新专员是田福军。

新时期初期，万象更新，全社会充满了蓬勃生气。邓小平倡导的领导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政策深得人心，一时间，许多年轻有为、受过专业教育的优秀干部被破格提拔，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崭新力量。

在上世纪70年代灰暗的历史隧道里，田福军就萌生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他深入农户，从糠团子中敏感发现断粮问题，打开集体粮仓救济贫困农民。当省委赋予他历史重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其他地区一步积极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这当然会在黄原遇到极大阻力。首先是副专员高凤阁反对，他还串通地委苗凯书记，希望由此制衡福军。而社队一级的阻力，则来自像他哥哥田福堂这种思想观念保守的基层干部。然而，以孙少安为代表的广大农村群众，则是热烈欢迎拥护这一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好政策的。

他的大胆讲话在会场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场站起来，向他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怎么办？

政治上老练的田福军立即回应道：像黄原这种贫困山区，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会有出路。当然在实行时，要稳妥；不断摸索，不断完善。然而，田福军家乡双水村的一队正副队长孙少安、田海民，站出来支持他了！当福堂和大队领导企图设置障碍时，他们立马把生产队土地承包到户了，而且还照顾到岁数已大，缺乏劳动能力的老领导田福堂，把他放到本组里来帮扶。

通过上述场面，路遥把农村改革开放的全景观描写，从黄原地委层面，推进到农村最基层一级组织——生产小队的历史活剧中，从而生动表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生机勃勃的历史场景。

忠实执行“为人民服务”宗旨，同时熟悉党内生活的田福军，对老领导苗凯表示了极大的尊重，赢得他的默许，同时巧妙地做起了当年工作老搭档、现为原西县委书记张有智的思想工作。他先是与这位老搭档思想沟通，遇到阻力后，机智地利用了全县“煤油断货”这个偶发事件；与此同时，把他曾经批评过，经过帮助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现在力主改革的年轻干部周文龙提拔为县长，绕过有智大胆实施他所设想的，在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的计划。值得提到的是，像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的改革文学一样，路遥在塑造思想解放的党员干部形象时，既注意描写他们思想开放的一面，同时，也表现他们在具体工作中的谨慎和老练。把大胆推进改革，与深谙中国国情的成熟的思想，做了巧妙自然的融会贯通，从而使人物塑造更加真实、饱满和生动。

在先行一步推进农村改革的领导干部田福军身上，“等不得”的思想是自觉而强烈的。这一方面取决于他积极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观念意识，同时也与长期以来农村错误政策所导致的贫困落后状况，有直接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跨越现实阶段条件的急躁情绪，冒进实施“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化”的政策，严重干扰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到农村各方面工作积极健康的发展。就像田福军十分欣赏的农村基层干部孙少安，对他大胆进言的那样：“上面其他事都可以管，但最好在种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农民就是一辈子专种庄稼的嘛！”借助这席话，《平凡的世界》一针见血地剖析了新时期农村改革历史遗留的问题。这种思想精辟的分析，还为田福军的改革观念，做了充分的思想逻辑铺垫。同时，也深化了作为改革者的田福军的思想内涵。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种思想见识在一般的农村题材小说里，其实是不常见的。

在田福军之外，省委书记乔伯年是另一个路遥成功塑造的改革者形象。从北京到陕西上任伊始，作品就剖析了他的心理活动：“此地一片歌舞升平，那要他乔伯年来干啥？党不是叫他来吃干饭的，而是叫他来解决困难的！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许是最好一次为国为民效大力的机会了”。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像乔伯年这样的好干部是为数众多的，他有先见之明地大胆提拔任用田福军的工作事例，在现实中并不鲜见。作品相当成功地将这些人物，与他们身处的大历史、大情怀，做了令人信服的勾连，从而勾画了这些人物熠熠生辉的艺术形象。

三

无论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是放在中国当代史上，田福军、乔伯年的人物形象之所以立得住，不仅因为在他们身上深刻体现了“社会·历史·人心”的历史内涵，而且还因为路遥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投入了自己极深沉的思想感情。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为优秀的作家之一，路遥不单是他所亲历的新时期农村历史的叙述者，与此同时，他也是中国“当代史”的“同代人”。

路遥的童年，是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度过的。因为家贫，他被父母送给大伯大伯母赡养，深切经历了一个成长中的农村孩子心理的贫穷和自卑。这段独特经历，决定了他要以一己之力，奋力写一部反映这场伟大农村变革的长篇小说，但他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部长篇场面宏阔、视野深远，既写到中国社会上层，也写到社会下层民众，各种人物无一遗漏。无论是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还是最基层的平民百姓，作家都对他们进行了笔墨饱满且细致入微的刻画。在我看来，这些人物形象的真正意义，实际已超出了文学范畴，而承载着人生教科书的意义。因为一部波澜壮阔的当代史，就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通过艰苦努力，通过改善自身不足，创造了历史奇迹，使中国重新跻身于世界之林的一部辉煌的奋斗史。

难能可贵的是，路遥在塑造田福军的艺术形象时，并不一味地追寻其高大上的一面，也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他来自人民和服务于人民的平凡朴素的一面。就像后来跟他做秘书的白元看到的：他作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像个‘大官了’，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像个公社干部。作为秘书，白元断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田福军太没架子了！太随和了！这哪像个地委书记？”我想说正因为如此，路遥和他的小说，才真正融入到社会和人心之中，成为伟大历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