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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猫》是葛亮最新创作的“匠人系列”小说集，收录《书匠》《飞发》和《瓦猫》三篇作品。《书匠》写新旧两派“古籍修复师”，故事横跨南京、香港两地，是为“江南篇”；《飞发》则是“岭南篇”，聚焦上海“理发”与香港“飞发”的争夺及兴衰，映照全球化时代的市井民心；《瓦猫》更是将目光远拓至西南边地，在动荡时代中钩沉瓦猫的历史，以此成就“西南篇”。熟悉葛亮的读者不难从中读出似曾相识的风格，如典雅隽永的语言，对人情世事的细描等，但真正令《瓦猫》脱颖而出的，则是“主题”的统一性和叙事的独具匠心。

一

对人心与世情、艺与道、记忆与技艺等关系的书写，是“匠人系列”倾注的主题。葛亮常年游走各地，他对南京、香港两地的书写和思考，在新作中以举重若轻的方式体现出来。他坦言，起笔写《书匠》，得益于救护祖父遗作《据几曾看》手稿时接触了“古籍修复师”的行业——“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便成为《书匠》的题眼。

叙事方式上，在这部作品中，葛亮对“物”有了更圆熟的书写：“古籍”（《书匠》）、Boker与“孖人牌”剃刀（《飞发》）、瓦猫（《瓦猫》）等“物”的存在不单是“知识性”的物质载体，而是呈现了 “经验记忆”与“文化记忆”的辩诘。

“经验记忆”指留存于个体经验中的“记忆”，而“文化记忆”则指向未来，依靠物质媒介或政治政策的引导，具有导向和目的性（集体记忆的生成也有赖于此）。但“匠人系列”并没有对“经验记忆”与“文化记忆”做生硬切割，而是呈现人置身历史漩涡中如何自处与抉择。“瓦猫”是云南汉族、彝族和白族的镇宅兽，它既有寄托哀思的纪念价值，又是叙事的牵引物。产自昆明一带的瓦猫，却现身迪庆藏族自治区，且与纪念山难逝者的石碑镶嵌一起，本身就显得怪异。《瓦猫》正由此切入，借叙述人“我”（毛果教授）为仁钦奶奶递信、寻瓦猫制作者为线索，串联起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记忆。葛亮将虚构人物嵌入历史，赋予他们以血肉之躯，也借着对动荡时代（抗战和“文革”）的勾勒，将瓦猫塑造为经验记忆与集体/文化记忆互相较量的“场域”。在看似稳固的叙事中,《瓦猫》流淌着某种岌岌可危的气息：旧城改造（推掉旧宅、兴建地铁）始终笼罩着小说，而镶嵌在旧宅屋顶的瓦猫，则因久远的仪式、神秘的民俗性而沦落为岁月淘洗后的残存物。《瓦猫》是为濒临消失的时代“复魅”。

二

“拜师学艺”是另一叙事亮点。《瓦猫》中宁怀远的“拜师”既有“民俗学”的意味，亦和“家人父子”的伦理密切相关，这点在宁怀远、荣瑞红和祖父荣老爷子三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荣老爷子授予荣瑞红造瓦猫的手艺，又试图以家长制的权威反对荣瑞红和宁怀远相恋。书生（宁怀远）学制瓦猫，与荣瑞红因爷爷反对她和怀远的恋爱而赌气关在作坊摸黑“盲制”瓦猫，是小说中关于匠人如何学成的对照书写。这也说明，手艺需要时间和精力才能练成，手艺人独特的感知和审美造就了“一猫一态”，远非机械生产可以比拟。

在《书匠》（其中专辟了“徒弟”一节）和《飞发》中，“拜师学艺”也有所敷陈，彰显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新旧/东西冲突（《书匠》中以老董和师承西洋古籍修复术的简女士为比对、《飞发》则是上海理发和广东飞发的对立）等大叙事之间的拮抗。

譬如《飞发》对“家人父子”（师徒关系）的处理就极富戏剧性：翟玉成的“乐群”理发室是典型的广东“飞发”，无论手法抑或服务都散发着粤地的“街坊精神”。但庄师傅（上海理发公司“温莎”老板）却对“飞发”不屑一顾。小说中，翟康然自幼崇尚西式风尚，他和父亲翟玉成对理发有着截然不同的体认，他的发廊继承的是上海理发的手法，而父亲却守旧得很，几十年如一日剪的都是“陆军装”和“红毛装”。当得知儿子拜入庄师傅门下时，翟玉成和翟康然要断绝父子关系。可以说，“理发”与“飞发”之争不仅事关商业利益，也事关“匠人”的尊严，更寄托了作者对上海、香港文化精神的不同理解。

三

“匠人系列”的叙述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横跨东西两地，如果说“岭南篇”“江南篇”“西南篇”不过是抽象的地理划分，那么真正浸润其中的，是由不同地方经验叠加、糅合而成的“小说地方志”。“国有史，地有志”，方志或地方志乃记录地方自然、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的书籍文献，但这里的“小说地方志”有别于借鉴志书框架及编纂理念而写成的“方志小说”。“匠人系列”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将不同的区域文化、人文地理加以串联和勾勒，展现出一幅小说地方志的全景图像。

在《书匠》中，守旧的修书匠老董看不惯时兴的新技术，“文革”时他受革委会逼迫写检举材料，使得“我”的祖父被革职，自己也因此离开修书业，以摆摊修鞋为生。“文革”后，老董答应图书馆的请求回来修书，是带着赎罪之意的，对他而言，修书更像是修复历史中失落的世道人心。借此，《书匠》不仅揭开了心灵的伤痛史，更引出南京世俗生活的一面：老董用西瓜瓤祛除书页磨痕，带女儿元子和毛果到南京郊外“看秋”、捡橡碗做修书染料等情节，不啻于某种方志，并且是文学化了、日常化了的方志书写；《瓦猫》中对迪庆藏族自治区与昆明等地的民俗、饮食、语言的描绘，以及《飞发》对上海理发的行业规矩、粤地“飞发”行话、“香港精神”的刻画（小说中支撑翟玉成和妻子郑好彩生存下去的，便是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港人精神），也是活生生的“小说地方志”。可以说，借着对父辈“发家史”和“兴衰史”的书写，葛亮将笔触延伸进香港的当代社会史，由此打通内地与香港的历史联动。

“匠人系列”的取胜之处，就在于不生搬硬套地方性知识和历史掌故，而是将笔力紧紧倾注在“人”身上：看似冷峻，实则饱含修书热情的简女士，执著而隐忍的老董（《书匠》）；讲排场、刻薄的庄师傅和执拗、不服输的翟玉成（《飞发》）；质朴又有担当的荣瑞红，书生气又不失士人风骨的宁怀远（《瓦猫》）。葛亮写人，擅长用“对照”手法，上述所举的形象不仅是“圆形人物”，而且是“对位式”的，在这些人物身上，小说家寄托了其对不同时代、世道人心的体恤和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