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歌者 ——诗人娜仁琪琪格的诗语意象探究
女诗人娜仁琪琪格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草原和蒙古族文化的书写，虽然诗人离开出生地——内蒙古的时间较长，但身体里仍流淌着蒙古族的血液。成长地辽宁则是诗人诗歌启蒙的地方，也正因为有着这样多元的生活环境，形成了她诗歌中较为多姿多彩的文学地理空间，这种空间主要通过诗中所建构的诗语意象表现出来。这些意象包含了诗人对血脉所至的草原的追溯和民族文化的探寻，不仅能够展现出她对山川、草原等自然景观的真挚书写，而且在凸显民族特性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意象生成于独特的蒙古族文化空间中，饱含着深厚的蒙古族文化内蕴。
诗歌不是情绪的宣泄物，也不是简单的文字排列组合，诗之旨在于体察万物、抒写性灵、物我融合，诗人若只是“隔靴搔痒”，泛滥情感当然不能写出好诗。所以诗人在写作中要用切身的体验感受来为诗歌注入灵魂。
对于诗人娜仁琪琪格来说，写诗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诗歌是诗人与自我、与世间万物对话的产物。作为女诗人，她的视野开阔，诗歌意象种类繁多，有着蒙古族的大气、从容，也有着女人的细腻温婉，两相融合，诗歌韵味便深厚起来，给予读者诸多愉悦的读诗感受。虽然诗人生在内蒙，成长于辽宁，但蒙古人的血脉依然在身体里流淌，草原人的精神也无时无刻不在散发魅力，这些特点凝聚在笔端渐渐融合为文字，既有地域性也有民族性，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召唤着诗人，随着年岁的增长则变成了对“故土”的寻找与回归，诗行中也会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她是一位行走的歌者，带着诗歌走进自然、敬畏自然的同时得到自然的馈赠，让自己的心境更加开阔，同时在与自然近距离的接触过程中更容易抒发自我内在的真实情感。新诗集《风吹草低》中收录的诗歌散发着自然的味道，脚步所到之处都能用诗歌咏，以一种别致的方式记录当下。
草原的月色，奔腾的骏马，花香和牛羊，悠扬的马头琴都在召唤着诗人。正如她在诗中写道：
有谁能理解，一个放逐天涯的人
她全部的情感。一出生就向远方行走，走出了草原
丢失了母语。而她的血液，她的身体
装满的是草原的种子。
——《我总是在母语的暖流里，泪流满面》
诗人把自己当作“被放逐天涯的人”，离开了草原，丢失了母语，有一种遗憾落寞，但笔锋一转却表现出了对草原的思念与依赖，血液身体里都装满草原的种子，有种子就有希望，诗人满怀希冀，“寻根”的想法总是难以掩饰！作为女诗人来说，她对这种“根”的寻求如同女儿对母亲的依恋，怀有一种真挚的想念之情，渴求在那片土地上找到属于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但她对归属感的探求，有别于男性诗人强烈的血统溯源和族群认可。
像诗歌《草原月色美》《被月光牵引》《星光璀璨的扎鲁特草原》中都有“月亮”意象的出现。“月亮”自古以来是文人表达怀乡之感的必选意象，在诗人娜仁琪琪格的诗中，自然也包含有这层意思，但诗中的月亮不单含有思乡怀古之意，还能指引众生，富有诸多女性化的色彩。
从女性的视角连接起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跳出单纯的写景抒情模式，并从中感悟诸多人生哲理，这是娜仁琪琪格诗歌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流畅的文字如同安静温婉的诗人自己，她将自己的性格融入诗中，没有过分的喧闹，也不会肆无忌惮地以书写自我为目的，她的诗歌往往是从自我出发，而又跳出狭小的自我空间，虽有诸多女性化的色彩，但不是“唯女性”，所以更能引起读者共鸣。女性诗歌若是简单地将男性与女性进行二元对立，那么这样的诗歌肯定是视野狭窄的，娜仁琪琪格的诗很巧妙地规避了这一点，所以诗的格局很大，包含天与人的对话、人与自然万物的融合。
正因诗歌意象选取天地万物之景，使得诗歌感情更加饱满且充满了灵气，可能这也是诗人作为女性特有的魅力。此外，四字词语和形容词的使用也是整个诗集的一大特点，大量修饰词语的使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极具绘画美的特点。
旧时的文化中，对性别存在一定的偏见，僵化地认为女性的思维缺乏理性，不易摆脱自我的精神空洞，且喜欢用情感宣泄的方式创造作品，因而所写之物空洞乏味。娜仁琪琪格的诗歌创作在诗歌情绪化、自我化这方面有了突破，虽然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写作，但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自我，更多的是从个体体验展开思索，从世间万物中汲取灵感，在女性自我体认的基础上实现女性诗歌的转向，用文字本身去实践和证明女性诗歌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作为蒙古族诗人，那片一望无垠的草原寄托了她诸多的情感，因而地域性也成了她诗歌创作的重要标识。地域差异带来的不同文化思维使得诗人在创作中潜意识地对意象群进行筛选组合，在相应文化环境的滋养下写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的地域环境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立足于诗人丰富的自我生命体验和个体认知，其自身包含了诸多可抒写的诗学内涵。娜仁琪琪格的诗歌创作中有许多鲜明的地域特色，经常出现诸如“扎鲁特草原”“科尔沁草原”“大青沟”“蒙古包”“戈壁滩”“成吉思汗”“菊丽玛”“穆瑶洛桑玛”等极具西北地域特征和蒙古族文化特色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都凝结着诗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喜爱与思索，同时也是诗人行走天地间的一种感悟，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一直认为，诗人就是行走天地间的使者，就是神与人之间不断搭建桥梁的那个人，他们有着人神共有的特质，以敏感、超验、精微，甚至是幽冥的感知力来体察、洞悉、感受一切，而后传递着彼此的信息。”她的诗歌是对大自然的礼敬，也是对自然万物的感恩。
诗歌《发现自己的那匹马》描绘了蒙古族人民特有的竞技活动——赛马，展示了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特色：“在观礼台 终于等来了那一刻/礼炮燃起 缤纷绚丽的烟花/拉开万马奔腾的序幕 当号令响起/风涌而出的骏马 每一个都是离弦的箭/骑手们不是端坐于马上 而是飞身跃起/勒紧马缰 在马背上表演风驰电掣的绝技”。气势磅礴的场面顿时浮现在眼前，在感受赛马的同时，更能体会到诗人对草原、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族群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显然，独特的地域意象形成诸多可供书写的诗学空间。作为蒙古族诗人，娜仁琪琪格在感受这种地理意象的时候，较常人有更多发言权。又因诗人从小离开这片草原，此刻是以一个探寻者、拜访者的身份踏在这片充满亲情的土地上，所以她表现出的情感更加浓烈真挚，也更为复杂深沉，每一处能映入眼帘的景，诗人都倍感亲切。如诗人所写：
草原之上是墨绿的丛林，而后就是连绵的山峦
一个人走向海日罕，浓郁低矮的灌木
向我交出了神秘。咻咻的小兽的喘息
近在咫尺
——《远山装着巨大的神秘》
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将目之所及的景色记录下来，如同一幅画卷那般缓缓铺展开。似曾相识的景在让诗人欣喜的同时，也会有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而我的心已经飞上了，高山顶上的敖包/五彩的经幡，在向我招手，我听到了/远远的呼唤——/水汽携带着草原强大的信息/向我袭来，我是一个急于扑向父母怀抱的孩子/寂静、空阔，我一个人向远方行走/在青草更深处，把红色的丝巾披在了/勒勒车上，双膝跪下/敬拜长生天，敬拜草原上的诸神。（《雨后扎鲁特草原》）一个走向远方的孩子，此刻正在“父母”的怀抱中享受这片刻的静谧安宁，诗中“高山顶上的经幡”“敖包”“勒勒车”“长生天”等这些蒙古族地理意象正是在“西北”地域景观中生成的，既表现了诗人对草原景观的赞美，又体现了诗人对回归草原的渴望，同时这些意象结合诗人自身的身份和彼时的情感倾向又会形成一种独特的诗歌风格。
又如诗中的曼德拉山，已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本身，而是远古以来，蒙古族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者，能够永恒地记录下沧海桑田的变化，在上天提供的纸张上，书写下一个民族的过往：“那些来过的记忆，被抒写，被描绘，被镂刻/那些巨石，黑亮的玄武岩/是沧海桑田后，上天提供的纸张？//这些天书，如今被锁在了铁笼子里/它们是多么拘谨。夜幕降临，万星涌现的夜晚/封印的万物，可否推门走出？/哦，这古代先民留在大地上的天书/被赞美，被诅咒；/被保护，也被拘禁。”“曼德拉山”本质的意义功能建构起了诗歌较为广大的内部空间，当诗人面对这些景象的时候，她的写作视角已经发生了变化，思考感受已不再局限为眼前那座立于天地间不动的山。
除此之外，蕴藏在诗歌中的民族性是娜仁琪琪格诗歌的又一特色，同时也是诗人理解和记忆本民族文化的一把钥匙，毕竟“一部作品的民族化或区域化程度是与作者对本民族、本地域民族生活的理解深度成正比的。对于一个民族区域的历史文化、生存状况体验愈深，他笔下的艺术造型也就愈洋溢着独特的区域或民族的气息”。娜仁琪琪格对于蒙古族的文化、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她与蒙古族的一些重要历史之间更是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诗人对本民族的特征书写更具真实性和创造性，使其创作出的诗歌也更为自然真切。
如诗人所说：“诗人是被上苍宠爱的孩子/ 沧海桑田/无论尘世如何纷杂沉重/依然保留着一颗简单 柔软 敏感的心”。在辽阔的草原上，诗人是盼归的孩子；在诗歌的海洋里，诗人是拥有自由灵魂的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