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大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承担着光荣的历史责任和使命，通过创作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各民族是通过长期交往交流融合而逐渐形成生死与共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中国的疆域、中国的历史、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单位的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自古而然，当代更建立在自觉的民族觉悟基础上。……它既是多民族的多元发展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体发展，两者相辅又相成。”我们当下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56个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形成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心理层面与精神层面的认同，从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为中华民族整体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增强民族认同，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更是具有重要的作用。

要担当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历史重任，少数民族作家应该多创作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学作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民族的共同思想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这其中，尤其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爱国主义就是对祖国和人民具有深厚情感，并愿意为之奋斗、甚至必要时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和情怀。爱国主义从古至今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华民族面临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各族人民奋起反抗，出现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以及为国牺牲的英雄人物。各民族作家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书写火热的民族斗争故事，歌颂英勇顽强的民族英雄，这对于引导各族人民英勇投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行列中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湘西苗族作家沈从文，他曾经说他要构建“希腊人性的神庙”，但是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也书写了不少关于抗日爱国的作品。他的《早上——一堆土一个士兵》便歌颂了老兵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气节，批判了国民党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湘西从“化外之境”迅速变成战场大后方，沈从文召集湘西同乡文武大佬谈话，要求他们“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内部绝对不宜再乱”。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也十分重视对爱国主义精神的描写。例如，彝族作家吕翼的小说集《马嘶》中，《冤家的鞋子》与《马嘶》歌颂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彝族青年乌铁与汉族青年胡笙共同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民族斗争中去，在抗战的熔炉里，他们抛弃个人恩怨，互相关爱，舍生忘死，演绎了一曲感人的抗日之歌。这些爱国主义书写已经成为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作家要着力表现各族人民群众真善美的优秀品德。民族作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熟悉人民群众的日常，感知他们的疾苦，发现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书写他们真善美的优秀品德，通过文学作品向广大读者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在这一点上，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有很好的尝试。譬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湘西人淳朴善良，勤劳坚韧，重情重义，受人之惠必以涌泉相报，呈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笔下的土家人善良敦厚，礼让守信，坦荡真诚，在商业往来中体现着一种古朴敦厚的情怀，如《醉乡》里老乔保坦荡无私，而矮子贵二简直就是“仁义”的化身。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骑马周游世界》表现了蒙古族人的真挚热情、豁达开朗、坚韧执著与乐观向上的民族品德。总之，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在各个民族文学中的生动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就是要不断地弘扬优秀传统美德，提炼人民群众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所涌现出来的优秀品质。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要积极表达这些优秀文化在当下的发展流变。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即56个民族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在文化上，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多元一体理论”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整体面貌和发展趋向。我们要承认各个民族文化“多元”存在的历史现实，更要承认各个民族文化的存在是在中华文化这个“一体”的前提下的，是“一体”中的“多元”。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与中华文化的“一体”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在坚持中华文化的“一体”的前提下，努力表现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与交融，从而取得重要创作成就。譬如，老舍表现了北京满族人的文化，沈从文表现了湘西苗族文化，他们所表现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他们表现各自民族传统文化的目的，依然在于共同构建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之得到健康发展，走向文明进步。正如苏雪林评价沈从文的创作时所说：“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因此，对于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他们也是大力加以批判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代作家紧跟时代潮流，各个民族作家积极表现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譬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表现了彝族文化，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表现了蒙古族文化，陆地的《美丽的南方》表现了壮族文化，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表现了鄂温克族的文化，阿来的《尘埃落定》和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表现了藏族文化……这些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都是在中华文化整体中表现多姿多彩的本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家往往是从本民族的视角和文化来透视整个时代的发展变化与中华文化的繁荣进步。各个民族文化的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共同构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值得好好珍惜与发扬光大。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义不可辞的责任，是少数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的精神指引，广大少数民族作家要肩负起历史重任，坚持爱国主义，塑造民族美的心灵，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一定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枝繁叶茂，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