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卡夫卡在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中，写过一架人间的车和两匹非人间的马。就像他曾因文体晦涩而让很多读者望而却步一样，这两匹健壮的膘马在一个窘迫的暴风雪之夜相拥出现，也难免让人觉得神秘莫测。他这样收束自己的小说——“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冬里，我一个老人赤身裸体，坐在人间的车子上，而驾着非人间的马，四处奔波，饱受严寒的折磨”。行文至此，卡夫卡似乎向我们暗示了一种理解其自身的方式，而这个文本的复杂性也正在于它包含着两种叙述：现实的与非现实的，或者说他始终试图从一种日常的叙述通向形而上的超验层面。

在我看来，《乡村医生》提供的不仅是理解卡夫卡的入口，它甚至也昭示出20世纪以来困扰整个人类的精神困境以及我们到底该如何创作。事实上，现实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构成了人们生存中的普遍困窘，从巴尔扎克的“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到卡夫卡的“一切障碍将摧毁我”，预示着一个现代社会的到来，而“上帝已死”以及许多形而上的价值被遗忘，人们失去了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当所有碎片式的普通日常奔涌而来，文学到底该以怎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提供了“人间的车”“非人间的马”和一个变化中的“时代”。这不仅提示我们，文学创作始终和时代与社会的症候息息相关，同时，在呈现20世纪以后最不缺少的个人日常生活之外，它还可以指向一种超验性的思考，甚至是失去旧有信仰之后的进退失据。按照苏格兰诗人爱德温对卡夫卡的阐释，卡夫卡被看作一个“怀疑主义时代的宗教寓言作家”，这或许略失偏颇，因为他也的确一直试图在一种世俗的确定性中嵌入包含信仰在内的形而上的价值和意义。

卡夫卡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伟大的现代小说，也为我们反观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其实20世纪以后，东西方普遍面临着存在的危机，而“每一次存在的危机都把世界的现实性和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置于疑窦丛生的状况之中”。（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这就需要人们找到一种解决危机的范式，这种范式很可能有着先验式的起源，而且很可能是从现实生活之外的、另外一个超凡世界中所得到的启示。现代文明始终是与理性、科学、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在取消世界神秘性的同时也取消了人类对生命、对世界敏锐的感受力，而文学恰恰是一种可以穿梭于现实与超验之间的实践，它可以介于现代文明以及不可言说的神秘之间，创造一种理解，也召唤一种感受。

而中国的文学自古只侧重谈“世间事”，孔子用“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将先民神话合理化，基本上已经昭示出中国文化对现实人生、社会伦理的执著，而对抽象世界中的来世、死亡、灵魂等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缺乏关注。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将其概括为“实践理性”，一切都是以生活的实用为核心的，这就使这种高度理性甚至过早理性化的文化结构与西方的“思辨理性”区别开来，因而文学自然也多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相联系。而像《红楼梦》这样依循着“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逻辑，将世俗人间事无巨细的“色”与“情”放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无常的世界）中，而最终指向一种虚幻的叙事，甚至在主体故事之外，用一个更大的、宗教性的终极性结构，建构起中国长篇叙事整体性的作品可以说凤毛麟角。老舍早在1942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反思，他认为中国的小说作品“都不是以灵的生活做骨干底灵的文字”（老舍《灵的文学与佛教》），即便出现了一些超越日常生活的字眼，除却宣教目的和非文学性的劝世文之外，更多的则是借助小说的模式来完成对世俗的道德伦理训诫功能。因此他发出了一次对“灵”的文学的倡导以及以建设“灵”的文学来救赎人类灵魂的期许。老舍的这一判断并非夸大其词，在中国重“实有”和“现世”的文化体系中，人们对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的兴趣远远高于对一种超越性的、神圣世界的向往。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提出了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宗教感的缺失，或者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国文学的精神脉络中始终缺少一种形而上层面的终极关怀。的确，新文学以来，取得最大成就的或者占据最重要位置的仍是“现实主义文学”，虽然“现实主义”这一说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被赋予不尽相同的意义内涵，包括我们近些年重提和展开讨论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得以形成的概念。但是无论怎样变化，回到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最初的表述来考察这一动态过程，仍然会发现“现实主义”万变不离之“宗”，其实是对现世世界确定性的追求。细节的真实、典型的环境和典型的人物，都是确定的、清晰的，可从现实生活中抽取出关于这个时代的核心知识、场景、形象，甚至还包括一个可以许诺的、有着确定指向的未来。

现实主义很好地契合了我们认识、理解、呈现这个世界的诉求，它在将来也必定继续保持着巨大的文学阐释力。但是，在不断加强现实主义创作的前提下，我们需要有更加丰富的文学范式，并以此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进行强化、提升。从最初的起源来看，其实万事万物的生发，都是处于原始的、神话的结构之中。在一些作家看来，被现代科学所固定下来的具有确定性的世俗生活是一种神圣结构的产物，这种神圣结构可以不断地重新获得，它是神秘的，甚至也是不确定的、非逻辑的，而对这一结构的探索也成为了这些作家对文学的期许。就像作家穆齐尔对诗人家园的描述：“对每一个判断的理解、每一个概念的意义都被一个更柔软的经验之外壳包裹着，作为以太，被一种个人的意愿和数秒之后就变化的个人无意识所包裹。这个领域中的事实及其关系是无限的，难以捉摸的。”因此，对于作家的创作而言，这种柔软的经验之外壳所包孕的无限可能性其实不仅是去寻找那些可以被纳入社会规律的固定物，还应该不断去发现新的关联、未知和例外。而作者和读者其实也都存在一种隐约的期待，他们期待文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止于一种对现世挣扎的呈现，同时还包括可以瞻望未来之生活的方向，甚至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人类所要全力以赴、挣扎通往的永恒。

可以说，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从不缺少一架人间的车，可一旦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得以安身立命，往往精神的问题就变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时人们意识到，我们还需要在精神世界中安身立命。而正如学者胡河清所言，“终极关怀的信念确实可以成为一个人在精神世界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种庄严肃穆的境界，一种至上的感悟，一种爱与创造力的源泉，一种个性发展的最为充分的形式……”当我们沉溺于“现代”生活所最不缺乏的“日常”时，往往也会遇到叙事的困境和难以为继。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写作的问题，也是一个精神的问题，是丰富的贫瘠背后所携带的难以名状又不知所向的单薄感。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将小人物、小琐事为质料的叙事引入文学潮流，在冷静客观地呈现一地鸡毛式的生活真相之后，却始终无法在琐碎庸常的重负之下升腾起一种超越性的自我救赎之力。而在当下的很多作品中，大多数小人物也仍然徘徊在生活中遭遇着的情感迷失、生活挤压和欲望驱使之中，很少触及对灵魂的拷问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求。巴赫金在论及伟大作家的“两种视野”时，提出作家首先要触及重大社会现实的本质因素，其次他们可以聚焦于琐碎狭小的空间，但这些是与生命的目的与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以这“两种视野”来考察，很多作家与巴赫金所说的“伟大作家”产生了毋庸置疑的差距，而这种差距不是没能对重大社会现实本质因素有所呈现，而恰恰在于对生命、灵魂体悟的先天不足，这种体悟就是很少能见到的那两匹“非人间的马”。

但是正如两匹“非人间的马”所牵引着这一架“人间的车”一样，它们其实缺一不可，无法分割。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到过两个动物形象：鹰与蛇。二者不是敌人，反而亲密地相互缠绕，进行着同步协调的圆周运动。这正是人心两种力量的象征，人向往高远的视野和崇高的精神观照，但是又无法摆脱在地经历所形成的智慧、本能与元气。精神观照不是建立在抽象之上，而恰恰是依托于这些最扎实的生活和确定性的表达。因此，更具难度的写作不是以抽象写抽象，不是单纯的寓言化写作，也不是点到历史为止，而应该是在最为具体、确定的现实和历史中生发和抽离出形而上的思考。雷蒙德·卡佛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作《大教堂》，和他那些作者与人物身份重叠的日常故事不太一样，这是一次例外的写作，也是一个转折。小说前半部分姿态低到几乎完全沉浸在世俗的婚姻生活中，而随着盲人来到“我”家，情绪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日常生活在“打开电视”的空虚中开始和神圣的大教堂建立起关联，当“我”和盲人罗伯特手握着手画出大教堂时，精神从谷底上升，往上、往上，一直升向天堂。对于卡佛而言，他说：“《大教堂》是个例外……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写作……”

再回到卡夫卡“人间的车”与“非人间的马”，其实“非人间的马”正是要让精神适时滑出日常生活的轨道，捕捉到例外的一个瞬间，这个瞬间一定不是精神的平原，而是“人间的车”所能驶向的奇迹，但最终仍会指向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以及它的未来，而这或许正是写作之于人类的意义或者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写不可。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