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写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 要：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学写本，是研究5至11世纪中国文学结集和传播的重要资料。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学术界主要按文体分类辑录的方式整理研究敦煌文学作品。进入新世纪，用写本学的方法研究敦煌文学写本，渐成为一种自觉。写本学的研究方法，重视写本的物质形态，重视写本全部的信息，把每一个写本当作一个生命体、当作一个文化生态进行探讨。由相互联系的多个文学写本构成的写本群，是研究敦煌文学写本的崭新切入点。
关键词：敦煌文学；文学写本；写本群；研究史；新思路
一、敦煌“文学作品”整理与研究概况
公元五世纪之前，我国的文字主要抄写在简帛上，可以称之为简帛写本时代；五世纪到十一世纪，主要抄写在纸质上，可以称之为纸写本时代。敦煌写本是典型的纸写本时期的产物。而在总量超过6万件的敦煌写本中，有大约600多件文学写本。抄录的文学作品有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解座文、因缘（缘起）、话本、词文、诗、曲子词、故事赋、邈真赞、书、启、状、牒、碑、铭等数十种文体，还有大量的佛事应用文、民俗应用文等。内容雅俗并存，以俗为主。吐鲁番文书中，也有50多件文学写本，其中碎片较多，内容有俗文学，也有雅文学。文学有广义狭义之分，人们的认识有差异，故以上所说的文学写本数量仅是我们的判断。如敦煌写本中，文学作品往往和其他应用文抄在一起。有些应用文有一定的文采，有些根本与文学无关。但它们混杂抄在一起，共同构成文学作品的生存环境，与下层文学的生成传播密切相关。
敦煌写本发现之初，其中的文学作品最早受到学者关注。1909年，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是敦煌文献（包括文学作品）著录介绍的先声。次年，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刊布敦煌文献30余篇，这是第一部敦煌文献的资料集，其中有数篇文学作品。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与通俗小说》（1920）实为敦煌文学研究史上最早学术论文，该文已描述出敦煌文学的大致畛域，具有发轫之功。1924年罗振玉《敦煌零拾》出版，该书收录了13种通俗文学写本，多为唐代诗词小说，可谓敦煌学史上第一部文学资料汇编。而刘复《敦煌掇琐》（1925）辑录的104件敦煌文献中，民间文学资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极大地推动了敦煌文学的研究。此后，胡适、郑振铎、向达、王重民、孙楷第、傅芸子、容肇祖、吴世昌、姜亮夫等在敦煌文学的整理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1949—1966），一批敦煌文学的整理本相继问世，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任二北《敦煌曲初探》（1954）和《敦煌曲校录》（1955），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1957），王重民《补全唐诗》（1963）等。文革十年，大陆敦煌学界一片荒芜，而在台湾、香港及国外，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敦煌文学作品整理本。如巴宙《敦煌韵文集》（1965），陈祚龙《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赞》（1970），潘重规《〈文心雕龙〉残本合校》（1970）、《敦煌赋校录》（1976）、《云谣集新书》（1977），饶宗颐《敦煌曲》（1971）等。此时的敦煌文学整理研究，普遍围绕敦煌特有的变文、曲子词、俚曲等俗文学作品进行。
198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馆藏的敦煌文献大量公布，英藏、法藏、俄藏、国内各收藏单位的敦煌文献陆续影印出版，大量收藏单位的目录公布。随之出现了一批分类整理的敦煌文学的校本，如 “歌辞”类有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1986），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1987），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1995）；“变文”类有周绍良等《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1983-1984），黄征和张涌泉《敦煌变文集校注》（1997）等；“愿文”类有黄征《敦煌愿文集》（1997）；“赋”类有伏俊琏《敦煌赋校注》（1994），张锡厚《敦煌赋汇》（1999）；“诗”类有陈尚君《全唐诗补编》（1992），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2000），张锡厚等《全敦煌诗》（2006）等；“小说”类有伏俊琏、伏麒鹏《敦煌小说评析》（2000），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2009），窦怀永、张涌泉《敦煌小说合集》（2010），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2010）等；“王梵志诗”有张锡厚《王梵志诗辑校》（1983），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1987），项楚《王梵志诗校注》（1991）等；“表状笺启书仪”类有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1997)；“碑铭赞”类有郑炳林《敦煌碑铭赞集释》（1993），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张志勇《敦煌邈真赞释译》（2015）等；“类书”有王三庆《敦煌类书》（1982）等。国外学者在敦煌文学的校录方面也取得较大成绩，法国的戴密微、陈祚龙，日本的入矢义高、金冈照光、川口久雄，俄罗斯的孟列夫、丘古也夫斯基等是其中的代表。在“分类整理”的大环境下，学者们的研究也普遍围绕某类文体展开。
二、敦煌“文学写本”整理与研究概况
以上所述是敦煌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还不是敦煌文学写本研究。要把“研究文学写本”和“整理文学作品”区分开来。写本上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整理研究的，也是建立“文学写本学”的基础。但如果关注的依然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文学写本”，则还不是写本学的研究。我们要研究“写本”物质形态特征，研究这种形态与其上抄录文献的关系，当然更要研究写本上抄录的各类文献之间的关联。总之，要把文学写本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流动的富有生命意韵的形态进行把握。写本作为中国文学传播的主要载体，至少有1500年以上，其中纸写本至少有700年。著名敦煌学家方广锠曾感慨：“写本研究的缺失，起码使七百年学术文化之依托难明！”意味深长！
从写本学角度研究敦煌文学，我们应当提到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因为“写本学”本来就是源自西方学术界。日本学者藤枝晃（1911—1998）从书籍史角度研究写本，尤其是敦煌写本，取得了重要成果。范围更为广阔的讨论，有藤枝晃《文字的文化史》。法国学者戴仁（1946—）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藏书史、书册制度以及敦煌写本的论文，特别是在敦煌写本的形制、用纸、文字等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戴氏的《写本时代（十世纪之前）的中国藏书》是一部探讨刻本广泛流行之前的中国藏书通史。西方实物写本学（codicology）中，有研究插图这个子领域。戴仁也写过敦煌写本插图和印本插图的文章。他系统研究敦煌写本中不同类型的插图，探讨图文互动关系，关注书籍形制、生产方式变化对图文关系的影响等。
1991年，台湾学者林聪明出版了《敦煌文书学》，是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敦煌写本特点的著作。林先生利用接触敦煌写本的便利条件，认真描述了敦煌写本的形态、装潢与印信、抄写符号、题记、文书的割裂、写本的来源等。十年后，林聪明又出版了《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诂指例》，对敦煌文书的形态、抄校、错乱、装潢、抄写符号、题记、文书的割裂等外部特征进行功能分析和例证讨论。
方广锠是目验敦煌写本最多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要把研究“写本学”和“写本时代的文献”区分开来。研究写本时代的文献，是建设“写本学”的基础。但如果瞩目点依然是“文献”，而不是“写本”，则与前此的敦煌文献研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我们要研究的是“写本”这种形态本身的特征，以及如何由于它本身的特点而影响了写本上的“文献”。近年来，方先生在敦煌同一写本上的多主题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敦煌写本的装帧专题等方面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究
从1996年开始，郝春文就开始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编纂工作，截止2018年，已经完成了15卷，从斯10号到3330号，约350万字。本书开创了按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进行释录的体例。《释录》的每件文书一般包括标题、释文、说明、校记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释文》以写本为底本，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说明》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每件文书的性质、名称、年代等问题都作了考证。《校记》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明异同，断是非。《参考文献》胪列百年来学术界有关该写本文书的重要研究文献。本成果提供了英藏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最新的校录本，全面提供了学术界的研究信息，而且在“写本学”和“古文书学”学科理论的建立上做了诸多探讨。郝春文的《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中国古代写本学与古代文学硏究》等论文对中国古代写本学的由来、定义、研究对象、分期及研究内容，以及古代写本学与古代文学写本的整理与硏究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主要讨论写本形态与知识社会史问题，视野开阔，从宏观上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论题。其《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把中古写本研究及其现代学术史结合起来，并藉此对写本文化之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意义进行讨论。
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把敦煌写本文献的诸多语言特点和书写特例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为敦煌写本乃至所有古代手写纸本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可以具体操作的校读范例。
从写本学的角度研究敦煌文学，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成绩最为突出。本书以写本为单元校录诗歌，把与诗歌抄写在同一写本上的其他内容，不论正面背面，全部著录清楚，重视写本的整体信息和抄写情境，更加明确地与整理刻本文献的方式相区别，以体现写本的全貌和当时的文学面貌。而这一面貌正是作者所说的有别于“经典文献”的“民间写本”，是纸写本时期社会上流行的大量文学写本的真实面貌。在此之前，徐俊曾撰有《〈敦煌本唐集研究〉书评》，这是他文学写本学理论的发轫之作，在敦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有重大突破。而他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前言》，更是一篇闪烁着理论思辨色彩的文学写本学力作。这篇论文强调敦煌诗歌写本的性质和特质，一是区别于“刻本时代”的典型“写本时代”文献的特征，二是区别于“经典文献”的以“民间文本”为主的特征。后来他以《身临其境的诗坛——关于敦煌诗歌写本特征、内容及整理方法的考察》为题收入其论文集《鸣沙习学集》。“身临其境的诗坛”正是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形象概括。
荣新江长期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与敦煌学。1998年初版的《敦煌学十八讲》专列《敦煌写本学》一讲，从“纸张与形制”“字体和年代”“写本的正背面关系”三个方面介绍敦煌写本学的基本内容。他提出“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并对丝绸之路上各种书籍、文书的流传途径做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研究。荣新江还通过具体文学写本的研究，揭示了诸多饶有兴味的学术问题，比如《唐人诗集的抄本形态与作者蠡测——敦煌写本S.6234+P.5007、P.2672综考》一文，发现这是一位官吏用一份可能废弃的官文书写的诗稿，从凉州一直到焉耆的纪行诗。这个写本不是简单的诗集，而是一位官员在考察过程中的行程、感受、情感起伏的生命体呈现。
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主要讲敦煌写本中俗字与写本时代之关系，与写本真伪的关系，与写本性质来源的关系。郑先生还提出了“写本原生态”的概念，并结合具体写本进行了论述，如《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从敦煌吐鲁番文献看唐代学童的诗学教育》《〈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性质与功能》等。朱凤玉在敦煌文学写本的原生态研究方面也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有《敦煌诗歌写本原生态及文本功能析论》《敦煌变文写本原生态及其文本讲唱特征析论——以今存写本原题有“变”为中心》《从原生态论敦煌变文之抄写与阅听问题》《敦煌曲子词写本原生态及文本功能析论》等论文。
日本学者荒見泰史的《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在细读敦煌变文、通俗讲经写本的基础上，细致考察讲唱体与韵文体变文的文体形成过程，挖掘敦煌写本中的故事略要本，据此探讨了散韵相间的讲唱体变文演变的过程及其特征和功能。其姊妹篇《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通过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不同写本的比较，对相关变文作品的演变问题等进行了具体的研究。
笔者近年来一直进行文学写本学的探索，强调文学写本的整体性和个体性，认为一个文学写本就是一部作品集，它是写本时期文学传播的重要方式，其中包含着写本制作者丰富的情感追求和文学观念。我曾以敦煌写本Дx3871+P.2555为例，讨论这个文学写本中体现的制作者的经历、思想情感的起伏变化。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研究”，主要目标就是要对敦煌吐鲁番文学写本、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中国文学写本进行系统研究，以期解决写本时期中国文学的结集和传播问题。
冷江山的博士学位论文《敦煌文学写本文献研究》（2012）通过文学写本的题记、同卷所抄内容之间的关联，集中讨论文学写本的性质。在此基础上，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就敦煌同一写本中不同文献之间的相互关联、文学写本与敦煌百姓生活之关系、文学写本题记与写本制作者的生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比如，通过讨论写本的同抄内容、装帧形制、抄写方式以及随手杂写中的信息等，指出敦煌写本是百姓生活中的一件“用品”，其中记录着生动的仪式过程和真实的生活情境。
近年来，张长彬对敦煌歌辞写本进行了集中研究，在歌辞写本整理、典型写本个案分析、写本抄写者与抄写年代、敦煌曲的调名及表演形态方面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以考察写本为手段，张长彬还对敦煌曲调名及其表演形态做出了深入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如指出敦煌写本中的九首《浪涛沙》（后世作“浪淘沙”）一直被学界误判为《浣溪沙》，论述了《感皇恩》与《苏莫遮》曲之间的关系，并对写本中的特异类“同前”辞现象提出了新的意见。他还对曲子辞中讲唱故事和代言体套辞进行了研究，指出它们多是宋代诸曲艺的早期形态。
朱利华的博士论文《敦煌文学嬗变研究——以吐蕃统治时期为中心》，从同抄内容判断写本抄写时间，通过同抄内容之间的关系判断该写本的性质，进而勾勒出不同时期敦煌文学的嬗变情况。如敦煌诗歌写本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中原诗歌抄写（吐蕃统治之前）——中原诗文和敦煌本地诗歌、应用性散文合抄（吐蕃统治时期）——中原诗文与仪式文学的合抄（归义军时期），正是敦煌诗歌不断实用化的外在表现。
此外，李文洁关于《晏子赋》同卷书写情况的研究，吴真关于敦煌孟姜女唱词写本的研究，陈静关于敦煌诗歌传播的研究，田卫卫关于《秦妇吟》写本的系统研究，都是从写本学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通过作品细读和写本情境的全面把握研究具体作品，给读者很多启发。
三、敦煌文学写本研究的展望
敦煌文学的整理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由于它有限的研究材料，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处于式微状态。如何使它焕发新的生命力，如何实现资源枯竭学科的转型，一些敦煌文学研究者把研究视野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作为最重要的选择。上述徐俊、荣新江等，用写本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敦煌文学，导夫先路，使我们感到敦煌文学研究的光明前景。
写本时期与刻本时期在文本的制作、传播等方面是有大的差异的，因而文献内容也会有不同。但是，写本时期的写本保存下来的很少，而现代文献学是建立在刻本文献基础之上的。所以，当百年以来大量写本时期的文献出土之后，学者们习惯用的还是刻本文献学的方法。比如过去惯用的分体分类整理文学作品的方法，这种以作品为纲的整理方式是传统刻本文献学的主要方法，用这种方法整理写本时期的文学，可能会割裂写本的完整性，忽略写本所保留的作品的生存情境、作品的运用情形等文化信息。再比如，学者用定本意识对待不同写本抄录的同一篇作品，这样会抹杀每一个写本的独特个性。因为同一作品处在不同的写本生态中，它的抄写人不同、用途不同，就体现出不同的状态。同一篇讲诵作品，民间艺人抄写和一般下层文人抄写或学郎抄写，用途不同，其文字的多少和讹误情况就有明显差异。敦煌“悉达太子成道”讲唱故事的写本达20多种，对这些写本上的故事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有的是底本与抄本之间的关系，有的是散文和韵文的改写，有的是七言韵文与五言韵文的改写，有的在散文部分后加上韵文，有的具有案头读物的特点，有的还保留着讲唱人的口吻、语气。使我们能感受到当时讲唱文学，尤其是佛教故事讲唱文学的丰富多彩。这些不同写本的太子成道故事，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一个文化生态。它由不同的要素组成，每个要素之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写本的编者或抄写者通过写本的制作来透露他的个人身份、情趣爱好、思想情感、知识信仰，通过写本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呈现他的文学思想，吐露他的心声，展示其生命的运动。
首都师范大学沈寿程的博士学位论文《敦煌习字类文书研究》（2019）对伏俊琏《文学与仪式的关系——以先秦文学和敦煌文学为中心》和吴真《敦煌孟姜女曲子的写本情境》等论文中关于文学写本整体形态的研究，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述评，现节引以资说明：研究写本文书，需要将相关内容都联系起来，如此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文书的历史意义。近来也已有学者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强调跳出文本本身，去探究文本的使用者。在敦煌文学方面，伏俊琏、吴真等强调“写本情境（textual situation）”，试图还原写本产生和使用的历史场景，以加深我们对文本本身和文本主人的认识。伏俊琏曾以仪式文本的视角观察了一些内容繁杂的写卷，认为写卷中不同体裁的作品杂乱地抄在一起，表明它们是在某些仪式中共同传诵使用的底本。以P.2633为例，他认为该写本正面抄写的《齖䶗新妇文》、尺牍、《酒赋》、《崔氏夫人耍(训)女文》、《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等内容，除了尺牍为抄手随意抄写之外，其他4篇作品都是唱诵作品，而且有着共同的唱诵仪式。《崔氏夫人训女文》是母亲在女儿出嫁前的训导词，《咏孝经十八章》是婚仪上证婚人对新人唱诵的词章，要求新人孝敬父母，这两首是庄重之词；《齖䶗新妇文》则是闹新房时对新娘的戏谑调侃之词，《酒赋》也是婚宴上酒酣之时的噱头，由类似于侏儒俳优者表演唱诵。又如P.2976，其上抄有《下女夫词》、《咒愿新女婿》、高适《封丘作》等诗、《五更转》、高适《自蓟北归》《宴别郭校书》《詶李别驾》《奉赠贺郎诗一首》和《驾行温泉赋》。伏俊琏认为它也是民间仪式上的讲诵词的汇编：《下女夫词》和《咒愿新郎文》都是配合说唱的婚礼作品。以下所抄的作品除《温泉赋》外，原卷都没有作者名。这不是抄写者的疏漏，而是本卷的作品的应用性质决定的。民间歌手或讲诵者利用流传的文人作品，多是不顾其全篇的意旨，而是看重其中的一些句子，尤其是开头的几句，断章取义，以便在特定的场合表达一种意味。这种解读非常富有想象力，将看似芜杂的文本框定在一个非常鲜活的民间仪式活动中，使我们对文本背后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与之类似，吴真尝试用学士郎日常学习的画面统合一些习字文书，她提出敦煌寺学学郎日常学习生活中主要以学习儒佛经典、抄经练字为主，也抄实用社邑文书。可能为调节枯燥的抄写作业，也会杂抄俗曲、俗诗。比如她在梳理P. 3319写本背面的众多习字时，试图这样理解：当我们了解晚唐敦煌寺院学郎的抄写情境之后，再反观P. 3319的杂乱无章，头脑渐渐可以浮现当时抄写情境：九世纪后半叶的某一天，废弃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被分配给敦煌某寺的小学郎，以充作练字本。那天的作业是照抄近日社邑春座转帖范本，小学郎先是郑重地写下“大唐国人”和“社司转帖右年支春座”若干字，忽然忆起近日习得的一首流行曲，于是照着记忆默写下“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烟山更不”，写至此，怎么也哼不全整首曲子，不甘心就此歇笔，于是又从头默写“孟姜女……乳酪山下雪”，写至此又想不起下文，于是又另起一行书“社司转帖右年支春座局席……”等字。然而这样书写终究无聊，于是又想起近日同学间流行的一首有趣的打油诗，写下“须家有好女……”两行字。打油诗书完，一看可供练习的作业本已经篇幅不多了，赶紧又另起一行，老老实实把今天的社司转帖抄写作业共六行字，一一抄毕。吴真的解读虽然颇多文学想象，但却强调了这些习字当时的写本情境，这对我们破除以往孤立看待习字观念，转而从整体上理解习字的历史意义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这种“文本场景”研究要避免过分的文学想象，不能忽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与客观性，要建立在对写本文本认真阅读的基础之上。比如，写本的正面和背面是什么关系，其中的文字是不是出自同一个人，是否在同一次文化活动中完成？敦煌写本大部分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流传过程，在辗转众手之时，写本也存留了许多展示个性化的字迹。针对文学写本，不同的作品、不同的笔迹，随手乱花、涂鸦杂写，都是文学写本传播接受的体现，这些原卷存留的复杂信息需要我们全面深入地挖掘，并予以严谨科学的解读。比如，我对S.2607曲子词写本上的多种信息进行了深入研究，充分吸收了学者的最新成果，首先发现这部曲子词集的主体部分是从唐代宫廷流传出来的。其次又发现这件曲子词集的制作者是一位九世纪后期从敦煌到长安的文人，他到长安正遇上唐昭宗即位，人们对新君寄予厚望，但不久皇上被劫华州，李代皇族遭受集体屠杀，长安宫室再次化为灰烬。其三，经过对写本笔迹的认真核对，发现写本是晚唐名士张球所抄。这样，我们不仅对这个曲子词写本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补充了诸多张球的经历和作品，文学写本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都得到了充分地凸现。所以，一件文学写本，在正文完整的诗文之外，那些随意的杂写、涂鸦，也是抄手彼时彼地心理活动的真实流露。这些信息绝非整理辑出的孤立的文学作品所能传达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一再强调“写本学”本位的重要原因。
对文学写本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一个个文学个体的研究，对已逝去的文学生命个体的感悟。端赖敦煌遗书的重见天日，我们方可跨越刻本的障碍，与古人进行更亲近的接触。摩挲千年前的写本，目视古人昔时的笔锋，那些字里行间仍有古人的脉搏和心跳，仍有可以想象的历史场景。这些历史、文化、民俗的宝贵信息，早已在雕版划一的刻本中荡然无存。所以，“写本情境分析法”不失为解读写本的一种有效方法。
写本群的研究方法，也是敦煌文学写本研究的新趋势。写本学的研究方法，与系统论、生态学理论等有密切联系，与现代人文学科“普遍联系”的研究方法是息息相通的。具体地讲，现代汉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启发了我对写本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汉画像的著录始于洪适（1117-1184）《隶续》，中国传统的汉画像研究基本上是“图像解读法”，即首先根据相关文献或榜题考证特定某一图像中的人物和故事；一旦某一种图像内容得以确定，就再以此为类型标准判断同类图像，这和考古学上的“类型分析”相似。汉画像石、画像砖上伏羲、女娲、西王母等故事的判断，基本上采取的是这种方法。而现代考古学对出土文物的考察非常重视出土的地点、遗址中文物的具体存放位置和构成图形等全方面的原始信息。这就启发我们，对汉画的解读不仅要考察单幅图像，更要全面系统地考察在某一遗址中不同图像组成的“图像群落”。艺术史家把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图像程序”（pictorialprogram）。汉画研究者利用“图像程序”的方法，以单个图像的研究为基础，再联系相似画面、细致分析，进而综合地讨论“群类”汉画的产生发展，及其与民众社会生活、墓葬制度、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这种“普遍联系”“以类相从”的思路，对写本学研究的启发是明显的。过去的研究总是对写本中某篇文章、某类作品进行割裂的分离式研究，而写本学的方法告诉我们，古人把一批作品抄到一起，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尤其是当几个写本所抄的作品大体一致，这样就有一种超越一般文体观念的“文类”观念在焉，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更大的“系统”或者“整体”——“写本群”。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仔细研究这些作品文本的基础上，挖掘它们之间的关系，探讨潜藏在这些作品相互联系之中的古人的认知、观念、情感和信仰。
敦煌写本同出于藏经洞，是有某种机缘使它们聚集在一处。日本学者藤晃枝在《敦煌写本概述》中提出要把敦煌写本重建为一个整体，并找出个别写本或写本群在全部敦煌遗书中的位置。法国学者戴仁指出敦煌写本研究应当“以数量更大、更能正确反映整体状况的写本群为基础来进行更细致的数据分析”。事实上，敦煌文献研究中，许多学者已经比较自觉地运用了“写本群”的研究方法，进行有关专题的研究。如敦煌写经书法的研究，敦煌佛经的研究等。
敦煌写本本身是一个大的系统群。在这个大系统下，文学写本就是其子系统。这600多件文学写本，它们之间又有着诸多关系。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已经注意到了写本间的相互关联。饶宗颐更关注到敦煌《文选》写本与其他敦煌文献之间的关系。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对敦煌诗歌写本所抄内容、诗人在其他写本重出互见情况有很详细的说明。敦煌诗歌写本中作品重出互见、笔迹相同、款式相似，都可以作为联系不同诗歌写本的纽带，相互系连成群。徐俊说：“当一个个零散的写本被还原成一组组写本群的时候，对这些写本的认识无疑会更加丰富和准确。”
如果说以“写本”为单位，注重写本的有机整体性是“写本学”研究的基础，那么“写本群”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写卷之间“共通性”的探索，并利用这些“共通性”更一步探究文献的抄写者、性质、应用等。李文洁曾对《晏子赋》以“写本群”的方法进行探讨，作者首先搜辑出敦煌文献中所存九件抄有《晏子赋》的写本，作为一个“写本群”，并考察这九件写本同卷抄写内容的情况，总结出同抄的10种文献。然后“着眼于与《晏子赋》相关性较高的这10种文献，了解他们同卷且由同一人书写的是哪些文献”，得出同抄文献《丑妇赋》《百鸟名》多与俗赋、童蒙读物并抄，《百岁篇》《十二时》多与词文同卷，《太公家教》《千字文》多与童蒙读物抄写在一起等。最后，总结俗赋、词文、童蒙读物等更大范围的“写本群”普遍存在的抄写、使用的共通性，指出《晏子赋》这一文学作品是敦煌民众喜闻乐见的读物。综其方法，即通过已知《晏子赋》写本群的“共生群体”，以此为线索，寻找与每篇作品同抄的更多写本，划定一个更大的写本群，再归纳“大写本群”的共性，推及“小写本群”的特征。由点及线，再由线及面，最后以面推点。环环相扣，深得写本研究的“类聚”“共通”之法。
郝雪丽的硕士论文《敦煌石室诗歌写本群研究——以P.3812爲中心》对敦煌诗歌写本群作了细致探索。比如，以抄写笔迹及内容判断，P.3885正面笔迹与P.3619、P.2673似出自同一人之手，正面所抄15首诗与P.3619重出9首，所抄《龙门赋》与P.2673重出，可知P.3619、P.2673两个写本算是P.3885的近亲。而P.3885所抄诗歌又与他本重出多首，这些他本则算作P.3885的远亲，如《明时奉遣出皇州》又见Дx3871+P.2555，《春寻花柳得情》又见P.3812，《野外遥占将军》又见P.2622、S.4444，《龙门赋》又见P.2544，P.4994+S.2049。Дx3871+P.2555、P.3812、P.2622、S.4444这四个“远亲”亦有自身亲朋好友，凡此种种构成了诗集写本的“朋友圈”。那么以P.3885爲中心，与P.3619、P.2673、Дx3871+P.2555、P.3812、P.2622、S.4444共同构成诗歌写本群。再比如以诗歌作者判断，敦煌抄写高适诗歌的写本共有九件：P.2567+P.2552、P.3862、P.2748、P.2976、P.3195、P.3619、S.788、Дx3871+P.2555、P.2544，这九件写本共同构成了“敦煌高适诗歌写本群”。
张涌泉在《敦煌写本文献学》指出：“在研究某一专题之前，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索引的基础上，全面普查敦煌文献，把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文学写本群由有共同特征、相互联系的多个文学写本构成，凡写本笔迹、作品内容、作品体裁、作者群体、抄写年代相同或相似者等皆可作爲敦煌诗歌写本群的“类聚”依据。对文学写本群的研究，对于探讨写本时代的文学结集、文学传播，当时人们的文学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王立群对徐俊关于《文选》写本群的论述深表认同，敦煌写本群研究确为当代敦煌写本学“一个崭新的却更为重要的切入点”。
（注释略去，详见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