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两套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新文学选集。前者主要选自解放区的文艺创作，后者主要选自五四新文学的创作。某种程度上，这两套丛书的编选呈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历史的整体判断。丁玲、艾青、赵树理分别同时入选这两套丛书，丁玲和艾青30年代就已成名，在解放区也有有影响的创作，故入选理所当然；而赵树理的主要创作都是在1942年之后，他入选“新文学选集”的原因颇堪玩味①。考虑到赵树理是当时最热门的代表着人民文艺的作家，入选“新文学选集”或许有拉抬“新文学”正面效应。周扬曾说过赵树理是“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的作家”②，而在解放区，赵树理又被称为“方向”，故而在展示“新文学”从“批判现实主义”向“革命现实主义”发展成果的“新文学选集”③中似乎应当占据一个位置。

在这样的文学史叙述的脉络中，赵树理就像是“新文学”向“人民文艺”发展的一个关键枢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周扬所说的成名前已经相当成熟，那么，这个“成熟”应该不是从普通的文学创作论意义上谈论一个作家的成熟，而是特指赵树理从“新文学”转向“人民文艺”的成熟。不过周扬又的确说过赵树理是“一个新人”，那么，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新人，突然间成为“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④呢？或许，我们要把笔触伸向赵树理的30年代，并进而重新解读他40年代的创作。

一

赵树理的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对赵树理来说，是一个流浪的十年。从1928年被学校开除，到1937年重新入党前，可以说是“萍草一样的漂泊”。在这十年里，他亲历并见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农村的衰败以及乡村知识分子的走投无路，而最终，这种走投无路导致了精神上的极度压抑乃至崩溃。杰克·贝尔登同赵树理谈了两天，说这是一个有着奇特经历不寻常的人，“他的身世也许更能说明乡村知识分子为什么抛弃蒋介石而投向共产党”⑤。有意思的是，赵树理向贝尔登详细讲述了1934年他从河南回山西途中的遭遇，以及他后来在太原投湖自杀的故事。据董大中先生考证，此事除了几个当事人知道，赵树理只向两个人透露过，一个是贝尔登，一个是严文井（50年代初同住在东总布胡同时）⑥。这么隐私的事情反而向一个从未谋面的外国人透露，只能说明这件事一直压抑着赵树理。现在应该可以判断赵树理那时患有重度抑郁症，这当然是长期的生活困顿和精神压抑造成的。更早的时候，他就向曾是长治四师的同学杨蕉圃、史纪言、赵培乐透露自己的精神压抑，“精神上等于长眠了一年多，身体上好像已上了五十岁”，“不但你也，不但我也，生乎现在的人们，头脑在一个集团里，而经济生活在另一个集团里，本是自寻苦恼。‘苦恼’既经自己寻来了，其处理方法有二：一、向一个集团里合并。二、咬紧了牙关受下去。其结果有三：一、‘进’。二、‘退’。三、‘作难’。我现在是用第二种方法，得的是第三种结果，不料（其实也料）你和我相同”⑦。在咬紧牙关仍然忍受不下去的时候，精神崩溃就成了必然。

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们可以解读赵树理30年代的一个重要作品《有个人》，这部作品以令人惊异的准确呈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的凋敝衰败，几乎所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有关30年代中国农村衰败原因的研究结论都可以在这个小说中找到细节性的呈现。在这方面，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吴组缃30年代相关的创作，它们在80年代被严家炎先生归纳为“社会剖析派”小说，由此亦可证明赵树理30年代的写作与新文学的内在关联。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赵树理彼时是在北平或上海的文学场域中，未始不会被推举为一个有独特风格的文坛新星，那样，或许赵树理所谓的头脑在一个集团，经济生活在另一个集团的矛盾就能够得到缓解。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吴组缃他们尽管也有直接间接的农村经验，但他们的写作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的提点⑧，而赵树理对中国农村状况的体认，却完全出自自身的经验与观察。这种细微的不同导致了写法的差异，前者会倾向于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来展开故事，比如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不但呈现了农村不分阶级的绝对贫困，更强调了其中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因而小说结尾的农民抢粮暴动就成为这个逻辑结构展开的必然的情节设置，而且还是以一种无名群体的方式来呈现。

《有个人》则不同，就像小说名字所提示的那样，是一个单个的人。这个人有名字，叫宋秉颖，而我们知道，赵树理是经常以人名或职业做小说的名字的，如《福贵》《刘二和与王继圣》《小经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但赵树理并不将小说起名为“宋秉颖”，而是虚指“有个人”，似乎有让这个人的悲剧指向所有人的意图。但不管怎样，毕竟还是单个的人。单个的人没有力量，为生活所逼，结果只能是逃亡。《有个人》的故事很简单，就如小说开头所写：“有个人姓宋名秉颖：他父亲是个秀才。起先他家也还过得不错，后来秀才死了，秉颖弄得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被债主逼的没法，只得逃走。”接下来是非常具体的过程。因贫困而逃亡的第一步是“分家”。因为妯娌关系不睦，兄弟们分开过，财产土地都摊薄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就下降了。然后是“婚丧嫁娶”和“捐税”，分家前是秀才“这几年来给孩子娶媳妇，送老婆的终，也花了几个钱——除把手中几个现钱花了外，还欠了百把元零星外债”；然后是秀才死了，“殡葬秀才时所费的款，自然是五亩地作抵，但一时卖不了地，还是秉颖出名借来的。借了一百元，倒也够了。但这年年景不好，直到腊月，地还没有卖出去”。一年后，地卖出去了，“五亩地卖了一百元，价钱倒还公道。可是殡葬秀才时的一百元借款，算来已一年半了，利息是四十五元”；“捐税”方面，“公款的名目比上年多，数目也比上年大，次数又比上年密”，“半年工夫就欠下了二十五元公款”，而下半年“公款次数半年之间，不下数十次，所以不到腊月就又累了三十元。自知非卖地不行。而这年的小米只卖两角钱一斗，通年的花销又那样大，算来每亩地要赔二三元。加以现钱缺乏，所以卖地也没人要”。

“婚丧嫁娶”和“捐税”当然不必然导致贫困，它只是反映了农村购买力的降低，农民“现钱缺乏”，而“现钱缺乏”的原因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低，“小米只卖两角钱一斗”，农民就只能卖地。但因为粮价实在太低，种粮都亏本，所以地也卖不出去，唯一的出路便只有借高利贷。这是30年代中国农村受到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波及而导致普遍性的绝对衰败的状况。⑨

赵树理小说精彩的地方，是像田野调查、会计做账一样解剖宋秉颖的所有经济活动，既能呈现上述农村普遍衰败的情形，又能有个别的细节来丰富它们，比如秉颖，是一个很有头脑也很会算账的人，他根据用途和收益假设，决定要多种经济作物芝麻，“因为以吃为主，种谷子比较合适，以卖为主，种芝麻就合得来了：一亩地可收一石芝麻，以现在的价格看起来，是要超过谷子的——可以卖十元。”这样种十亩小麦地“顾自己吃”，“十五亩早秋地都种芝麻”，他想着这样五六年工夫就能把债给还清了。但这种看似有计划的理性行为却有许多是他无法计算得到的，因为商品要交换，而市场价格的变动因素却是远远超过他的计算能力，他无法掌控其中的风险。果然，到收获的时候价格就从之前的十元落到四元，原因是种芝麻的人不约而同地多了起来。据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市场，为了应付各种日常开支，农民必须将总价值百分之五十四左右的农作物通过市场出售，因而市场价格波动对农民的生活影响极大，特别是像芝麻这样的经济作物，因其价值较高，所以其价格变动对农民的影响更大。而二三十年代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世界经济大危机⑩。对于秉颖这样的个体农民来说，尽管他再能计算，终究无法抗拒世界市场的影响，毕竟那是一个他的知识和想象力都无法抵达的存在。

另一个让秉颖破产的地方则是高利贷和地方基层政权败坏，他们互相勾结反过来算计了秉颖，使他彻底破产并逃亡。事实上，这是赵树理对30年代农村最为深刻的感受和观察。秉颖欠了钱，没办法还，只能卖地。但受到了村长和债主的设计，在村长把控的息讼会的“调解”下，可见的结果只能是让债主们分自己的产业。无奈之下秉颖最后只能别妻离子逃亡他乡。

某种程度上，秉颖的故事也是赵树理的故事。赵树理被关在自新院一年多，他的父亲为他上下打点，卖了不少地，欠了不少钱，等他出来时家里已从中农坠入到贫困中了。他也像秉颖一样，种过一阵地，不过他会算账，知道如果一直种下去，永不会还清欠账。所以当他父亲抱怨他的落魄时，他说：“这不能怪我。非得整个社会变了，咱们的家运才能好转。”⑪由此看来，《有个人》的结局正是赵树理对自己另一种选择（当农民种地）的预想，所以他才要出来，教书，写文章，但这也仍然维持不了生计。当然，这也是一种逃亡。赵树理和宋秉颖，算是殊途同归了。逃亡的故事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很常见，一直延续到40年代的《福贵》《李家庄的变迁》《王二和与刘继圣》等，他们的逃亡虽然都各有各的原因，但和《有个人》不同的是，福贵、铁锁和聚宝都有重获新生“归来”的情节，他们的故事就像是秉颖故事的继续。当然，赵树理也在40年代获得新生。

总体上说，赵树理是带着对30年代中国农村的深刻认识进入到40年代的，这种深刻认识既包括经济层面的整体衰败，更包含基层政权的道德败坏。更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是以一种直接的、会计记账式的经济理性方式来达到这些认知的，我们可以在《有个人》中随处可见精确到分角的算账细节（即便是呈现基层政权的道德败坏，比如村长的阴谋诡计，其中也包含着精确的数字计算）。这种行为认知方式成为赵树理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毕竟文学不是会计，读者也不是审计人员，即使再自然主义的作家，也会拒绝在小说中出现如此多的烦琐的数字计算，而这个特点，赵树理甚至一直保持到《三里湾》《“锻炼锻炼”》的写作中。这种非文学的认知方式显示了他与新文学其他作家切入现实方式的不同，或许他认为这种方式才能实现新文学所无法实现的文学与大众的联结，而这种方式也间接地在40年代催生出他的“问题小说”。

二

重新发现阎恒元

事实上，说赵树理对3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有着深刻的认识，这个结论的得出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我们已有的关于30年代中国农村的知识话语。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知识的话，我们从《有个人》那里所读出的、能概括出来的主要内容，大概就是小说开头的那句话，讲一个人起先过得还不错，后来一天不如一天，最后被债主逼得逃走。而有了这些知识，我们才能读出赵树理的深刻。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有个人》印证了这些知识。这使得我们在解读赵树理的时候，需要关注他的小说主题包含着的显性和隐性的两个层面。显性的层面是指故事的内容，隐性的层面是指超越故事内容（有时候也包含在故事内容中）所达到的对历史内容的深刻把握，就像在《有个人》中所显示的那样。

大致是在1933年，赵树理发下弘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⑫，1937年从事抗日工作后，赵树理创作主题的产生方式发生了变化，同时，为老百姓而写的写作方式也得到成功的实现。这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包括出版方式的变化），在农民因抗战被动员起来的环境中，原本一直处于假想状态的读者，现在终于有可能在现实中阅读到他的作品⑬。赵树理逐渐形成了“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创作理念。“政治上起作用”表现在创作的主题选择上就是所谓的“问题小说”，赵树理自己说：“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了《地板》。”⑭这是很有意思、也很困惑人的说法，因为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为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写作的作家，会被推举为“方向”性的作家，毕竟这些问题太过具体，而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应该诉诸更为抽象的形而上层面。不过，这也促使我们思考，赵树理小说中，那些具体问题背后，会隐含着哪些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和主题内容。这里的关键是“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以及“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作者有在工作中发现深层问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这些更为深刻的主题内容的揭示，又是根基于30年代以来赵树理就形成的对中国农村的深刻理解。

赵树理曾说“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万象楼》可以看成是40年代他实践他的创作理念的第一个大篇幅的作品，这部梆子戏写农村旧势力和地方流氓组织古佛道愚弄乡民，勾结汉奸，鼓动教徒暴动最终失败的故事。表面上看主题是教育农民反对封建迷信，但这出戏背后所呈现的现实背景和透露出来的问题，却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的环境中如何建设并巩固抗日政权和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万象楼》的题材直接应对1941年10月太行地区黎城的离卦道暴乱事件。此事件在当时被定性为日军策动离卦道，在汉奸的鼓动率领下，举行暴动，袭击我黎城县政府，阴谋破坏根据地之秩序⑮。黎城属中共太行区太南专区，抗战以来除短暂被日军袭扰劫掠过外，一直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在暴动前一年多，中共北方局才在黎城召开过讨论根据地建设的会议，转眼间就出现暴动，不能不引起中共的高度重视。而日军也借此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大肆宣传民众“受不了共产党压迫”⑯。中共北方局为加强宣传工作，将赵树理调至中共太北区党委宣传部，从事文化普及工作。1942年1月，中共太北区和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在涉县联合召开文化界座谈会，因应群众受离卦道蒙蔽，讨论“群众文化宣传工作脱离群众的严重缺点”⑰。赵树理在会上痛陈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都是像《秦雪梅吊孝唱本》《洞房归山》《麻衣神相》《推背图》……这样一些封建文化。其间，领导问他能否写反迷信的戏，他就把迷信和反迷信的材料，作了剧本的主要来源。当然，《万象楼》也并非是奉命之作，其中更包含着赵树理的“政治热情、责任感”⑱。

《万象楼》的主题是反对封建迷信，写那些虔诚的教徒受到愚弄，被裹挟参与暴动，最后觉醒。从这个角度来总结离卦道暴动的教训，自然说得通。但除此之外，更应引起注意的应该是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党组织工作异常薄弱、地方乡绅被排挤出政权后对中共的反抗、大量以贫农党员为主的村干部的素质问题等，这些矛盾都是导致离卦道暴动的一些内在因素⑲。

赵树理对这方面的关注也是逐渐深入的。《有个人》中就关注了农村基层政权的败坏。在《万象楼》中将何有德、何有功角色设定为旧官僚和地方流氓。何有德一开场的唱词是：“想当年在税局瞒上欺下，都说我何有德会把钱抓。到老来回本县威名甚大，不论是什么钱我都敢花。共产党讲民主我心害怕，小百姓齐出头叫我无法。从今后再不能凭空讹诈，气得我何有德咬碎钢牙。”可见尽管主题是反迷信，但赵树理还是点出了人物背后的政治基础。1942年《万象楼》之后，是创作于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的主题，表面上是反对封建迷信，要婚姻自由，但作者的意图是要揭露像金旺兄弟这样的流氓干部把持权力，“抗战初期，老实的农民对新政权还摸不着底子，不敢出头露面，这些流氓分子便乘机表现积极，常为我们没有经验的工作同志认为积极分子，提拔为村干部”⑳。或许是二诸葛和三仙姑太出彩了，以致读者忽略了金旺兄弟的存在，不过周扬就准确地指出，“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讴歌农民的胜利，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至）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㉑。在《小二黑结婚》中，金旺兄弟是作为篡取基层权力的流氓分子来处理的，小说尽管也写了金旺的父亲“当过几十年老社首”，“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抗战前就已死了。赵树理还没有将金旺兄弟的存在与几十年来山西农村基层政权的败坏做连结。事实上，后来赵树理发现“村长的父亲是那地方原来的统治者，叫他孩子当村长不过是名义，实权还在他手，跟其他的地主政权差不多”，赵树理说他“很久以后才发现了这一点，如果发现得早的话，全盘的布置就要另做一番打算，可以完全与现在这个作品不同”㉒。由此亦可见出赵树理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这对于赵树理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它打通了30年代（抗战前旧政权）与40年代（抗战后新政权）的隔断，这样他就可以充分地调动30年代的农村经验资源，来写40年代的故事，使之具有穿透性的历史深度，而这样的作品就是差不多半年之后的《李有才板话》。

关于《李有才板话》，赵树理不止一次说过，写这篇小说，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做）法”㉓。许多研究据此将小说的主题理解为农村工作要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反对形式主义等，这也没错，符合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而且群众路线也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路线，但这样的理解显然过于表面。这里的关键是，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在工作中掌握农村的实际情况、发现深层问题。在《李有才板话》中它呈现为对特别复杂的农村基层政权生态的了解，特别是对阎恒元这样人把持农村基层现象的认识——这既是老杨同志的认识，也是赵树理的认识。事实上，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能够在山西太行根据地站住脚扎下根并发展壮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不处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那么，所谓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就不可能获得成功，贫农就无法摆脱贫困，中国共产党也就无法获得农村基层的支持。赵树理说他1937年“重新入党后，开始仍凭热情办事，对革命的基本理论、策略、路线都不求甚解，其中最重要的是不了解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和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的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对党分配的具体任务往往不能全面完成而只完成其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例如在做抗日动员工作的时候，因为怕妨碍统一战线，便不敢结合着广大群众的阶级利益来宣传动员，而只讲一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结果在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进攻的时候，便找不到自己依靠的群众基础——这样理论水平的人在当时相当多，所以才造成失败。从这种失败中才认识到地主阶级和蒋阎匪军在抗日阵营中的反动性，认识到群众基础的重要性”㉔。因此，表面上看，《李有才板话》的主题是章工作员和老杨同志不同的工作方法的问题，但深层上看，则是通过这种具体的一时一地的问题揭示和解决，来达至更深层的、更大的、更抽象的中国农村革命中基层政权问题主题的呈现。而对这个深层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赵树理在40年代创作中所关注的最重要的主题。从这个角度看，《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40年代最为出色的作品，其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对阎恒元的重新发现，说重新，是因为这个人物最早就活在30年代的《有个人》中，他是导致秉颖逃亡的最直接原因，在《万象楼》里这个人物只留下标签一闪而过，在《小二黑结婚》里他被忽略了，只有在《李有才板话》中这个人物才终于被重新激活，并得到最为鲜活生动的出色描绘，仿佛是积攒了十多年的生活经验化为一股生气灌注其中。

尽管《李有才板话》中的阎恒元复活了《有个人》中的村长，但他还不是一个贯通性的人物，只有到了稍后的《李家庄的变迁》，我们才看到从民国十七、八年一直贯通到抗战时期的长期把持基层政权的地主李如珍，当然，秉颖的故事也延伸到了铁锁。《李家庄的变迁》是配合上党战役的，“是经上级号召揭发阎锡山统治下的黑暗之后才写出来”㉕，赵树理终于有机会将他的30年代的农村经验与文学经验整合进一个长时段的叙述中了。《李家庄的变迁》实现了这种贯穿性的叙述，小说前六章，写铁锁如何被逼得远走他乡，这是《有个人》的升级版。第七到第九章，写抗战时期李家庄基础政权的争夺，这部分可以说是《李有才板话》的精简版，小常就像老杨，王同志就像章工作员。第十章以后写李如珍投靠日本人，最后被处死，李家庄人民彻底掌握了权力，“这里的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了，这里的世界完全成了我们的了”。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李家庄的变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个集大成，尽管如周扬所说，它还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完成的程度。

将赵树理30年代的创作纳入研究视野，同时又有效地剥离出隐藏在“问题小说”表层之下的深层问题，我们会发现赵树理在40年代所关注的农村基层政权的问题，乃是根基于他30年代形成的对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深刻认识。从《有个人》到《李家庄的变迁》，形成了一条清晰可见的发展脉络。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条脉络，周扬才会将赵树理的小说放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中讨论，认为它们是“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㉖。而对于新文学史来说，这样的变化也是从新文学到人民文艺的变化。因此，回到论文开头，尽管赵树理的主要创作都在1942年之后，但将他同时纳入代表五四新文学的“新文学选集”和代表人民文艺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却是恰如其分的。

（萨支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

①赵树理入选“新文学选集”的原因，袁洪权做过考证，认为一开始赵树理并不在考虑之列。参见袁洪权：《开明版〈赵树理选集〉梳考》，《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②④㉑㉖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③“新文学选集”的《编辑凡例》是这么描述“新文学”的发展过程的：“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

⑤⑪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第109、111页。

⑥董大中：《赵树理被劫始末》，《山西文史资料》2000年第5期。

⑦赵树理：《野小君来函择录》，《赵树理全集》第一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44-45页。

⑧有关吴组缃写作中借助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分析理论的论述，可参见尹捷的论文《“山穷水尽疑无路”——〈一千八百担〉的荒年叙事与皖南农村社会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增2期。

⑨有关30年代中国农村衰败的研究，在当时和当下，都有许多研究可参考。其实赵树理的《有个人》文本，本身就可算作一个极好的实证研究。与之印证的研究可参考徐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其结论为：“我们认为经济大危机造成中国出口市场萎缩、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和白银外流造成通货紧缩引起农产品价格跌价与购买力下降，农户收入减少，而支出却不但不能减少甚至还要增加，才是30年代前期农家普遍负债和高利贷猖獗的最主要原因。”

⑩徐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

⑫荣安：《人民作家赵树理》，原载1949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收入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第30页。

⑬事实上这也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种愿望在宣传抗战的小报上容易实现，但要在正式发行的书店出版他的小说，并不容易，比如《小二黑结婚》的出版就颇为不易。

⑭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全集》第三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350页。

⑮一直以来对离卦道暴乱事件性质的认定没有太多异议，唯近年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所谓‘离卦道暴乱’，其实是民兵‘平暴’在前，离卦道‘暴动’于后的一个虚构事件”。参见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

⑯参见日军传单《告亲爱的黎城地区民众们》，山西长治杨宏伟个人收藏，复印件见晋城赵树理文学馆。

⑰《赵树理年谱》，载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第575页。

⑱赵树理：《运用传统形式写现代戏的几点体会》，载《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190-191页。

⑲具体论述可参见大卫·古德曼《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第八章，“黎城：抗战与暴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238-260页；孙江：《文本中的虚构——关于“黎城离卦道事件调查报告”之阅读》，《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

⑳㉒董均伦：《赵树理怎样处理〈小二黑结婚〉的材料》，收入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第211、212页。

㉓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载《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303页。

㉔赵树理：《自传》，载《赵树理全集》第四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第408页。

㉕黎南：《赵树理谈“赶任务”》，《文汇报》1951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