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龙仁青，1967年生于青海湖畔。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民族文学》《芳草》《章恰尔》等汉藏文报刊发表作品。出版有原创、翻译作品20余部。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成果奖，第四、六、八届青海文学艺术奖等，并有影视、摄影、音乐作品获奖。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

“我几乎天然地属于自然，属于花草鸟禽”

记者：近日，您的自然文学随笔集《高原上的那些鸟儿》和《高原上的那些花儿》出版发行，能不能说说您创作这两部作品的缘起？

龙仁青：对鸟禽草木的喜欢，从我的童年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我是青海湖畔铁卜加草原上的一个牧童，上学之余的所有时间都是在草原上，或放牧牛羊，或捡拾牛粪，到了春夏季节，还会去挖蕨麻、采蘑菇，而这一切，几乎都是在花香和鸟鸣之中进行的。记得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到家乡的公社去上小学，成为小牧村里唯一在公社小学上学的学生，从小牧村到公社小学，有5公里的路程，我一个人走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孤独又害怕。如今想来，让我克服了孤独与害怕，坚持上完小学的，恰是一路上遇见的花儿和鸟儿。后来我参加工作到了城市，才惊异地发现，城里的朋友对花草鸟禽毫无认知，他们甚至会把所有飞过自己视线的鸟儿都叫做麻雀，对所有开在街畔路侧的花儿都视而不见，但他们却对各种车辆的品牌、型号等一清二楚，而我至今只能分出大车、小车以及它们的颜色。从这一点来说，我几乎天然地属于自然，属于花草鸟禽。

恰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当我成为一个写作者，我的文字自然而然地就会写到这些，写到山川河流，写到花草鸟禽。有评论者还专门撰文论及这些。比如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小说集《咖啡与酸奶》，收入我的短篇小说19篇，其中与草木花鸟有关的有14篇。《水晶晶花》《鸟瞰孤独》《乱海子》《鸟巢》等，这些作品所讲述的就是由花草鸟禽引发的故事。

真正有意识开始自然文学的写作，是近几年的事，这有缘于我的故乡青海近年来全力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青海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的序幕已经拉开，已经有三江源、祁连山两个国家公园，青海湖、昆仑山国家公园也在规划当中。未来青海还将陆续把一些生态价值重要、自然景观独特、文化遗产精华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可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机遇，与我内心中的文学梦想不期而遇，不谋而合。在《高原上的那些花儿》和《高原上的那些鸟儿》出版之前，我曾向担任青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诗人马非先生谈及我对青藏高原野生花卉与野生鸟禽的倾心与关注，这次谈话，也促成了这样两本小册子的写作与出版。在此之前，我阅读了同样是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自然物语丛书”，被深深吸引，便开始按图索骥，网购了更多自然文学方面的书籍，其中，程虹女士翻译的《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更是深深影响了我。

“自然、地域、民族共同构成了多元、立体的自然”

记者：您多次谈到自然文学，您个人是怎样理解自然文学的？您希望通过自然写作传达什么价值理念？自然文学、地域文学与民族文学在您看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龙仁青：从事自然文学写作，要经受自然科学的洗礼与锻炼，需要加强和拓宽自然、博物等方面的知识。但我个人更为看重的一点是，自然文学作家需要有一颗“自然万物皆平等”的心灵，以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理念看待自然，亲近自然，深知“个人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部分组成的共同体的一名成员”，尊重世界上的一切生命，深知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自然文学写作的前提。

自然是依附于地域，并与这一地域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海拔、气候等不可分割的。因此，自然文学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就带着地域特色。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梭罗的文字里的瓦尔登湖，约翰·巴勒斯文字里的哈德孙河，以及瓦尔登湖畔的那些野生花卉，哈德孙河上飞来的那只让“蓝天与大地”拥吻在一起的蓝鸲等等，无一不带着毛茸茸的地域色彩。我在写作《高原上的那些花儿》和《高原上的那些鸟儿》时，内心一直有一个标杆，那就是，把更多的笔墨留给高原上的野生花卉，而不是家养的草木，更多地去写高原上的“土著”留鸟，而不是飞来飞去的如游客的候鸟。如此，在我的文字里，我并没有刻意去写高原大地，但这片极地之美，就在那些野花们的色彩与芳香中，在那些鸟儿们的翅影与鸣唱中，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

我国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始终把国家公园保护区域内的原住民族及他们的文化视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我的故乡青海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来说，在保护这里的自然生态的同时，对保护自古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的藏民族的文化生态给予了同等重要的保护措施。在任何一片土地上，自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始终与文化共存，或者说，与文化构成了完美的自然。佛教中有个常用的词，叫“情器”，这个词恰好可以解释我对自然文学的认识。在这个词里，“器”是指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而“情”则指世界与人类、万物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文学要书写的，便是这种存在方式和依存关系。藏族常常以一只碗和碗中所盛的水来比喻“情器”，这个比喻便有了自然文学的意蕴。“情器”实际上指的便是文化与自然的关系。

因此，在我看来，自然、地域、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立体的自然。这也是自然文学写作所要面对的自然。

记者：是什么机缘让您走上文学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龙仁青：每次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会提到我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与我有师生之谊的端智嘉先生。他的出现，确是影响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最大缘由。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已经在藏族母语文坛声名鹊起的端智嘉先生忽然到我校任教。当时，他并没有给我所在的那个班授课，所以我总是逃课跑到他授课的班级去听课。但如今想来，那是我在此生做出的一件最有益的事情，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意志对我这个懵懂少年的一种指引。端智嘉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藏族作家，为藏族母语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人称其为“藏族的鲁迅”。我后来翻译出版了端智嘉先生的小说作品集，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报答或者一个回报吧。

新近有一家报刊向我约写一篇有关我故乡的文字，我在文字里写到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当地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非常看重阅读，收藏了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许多书籍，还为我们订阅了许多报刊杂志，我家是我出生长大的那个小牧村里唯一订阅报刊杂志的一家人，记得有《中国少年报》《青年文学》《连环画报》《辽宁青年》等，还有一份《飞碟探索》。后来我离开出生的小牧村，到当时的公社小学去上学，我父亲刚好成为公社农机站的临时聘用工人，有一间宿舍属于他，我便住在他的宿舍里，看了他收藏的《吕梁英雄传》《侍卫官杂记》等书。我在写那篇有关家乡的小文时，忽然意识到，我的父亲也是影响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关键人物。

“为自己的民族和母亲歌唱”

记者：您出生于青海湖畔铁卜加草原，故乡和故乡的文化在您的创作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是怎样影响着您的创作的？

龙仁青：我的故乡叫铁卜加，铁卜加，是青海湖西岸一片草原的名字，有关这个地名的来源，大致有两种说法。据藏文史书《热贡族谱》记载，迭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下辖县）地方的一名男子曾入赘到青海湖西岸的铁卜加地方，人们便将此男子以他的故乡“迭部”称之，他的子女和后裔形成的家族亦被后人称为迭部仓——意即迭部家的人。“迭部”一词，以环青海湖安多藏语发音，音近“铁卜”，后这一发音逐渐转为“铁卜加”，地名由此形成。另一种说法则在民间广为流传：旧时，铁卜加一带经常有丝绸出土，而这种丝绸上有一种图案，就像是用人的拇指按上去的指印，“铁卜加”则是“一百个大拇指的指印”之意。我对后一种说法深以为然，因为铁卜加的位置，恰好是古代南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必经之地，也属于都兰吐蕃古墓葬群的边缘地带，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吐谷浑王朝的核心地带也是在这里，历史久远。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见到挂在芨芨草上随风飘摇的古代丝绸，这种丝绸被当地人称为“若辛”，意即裹尸布，不让我们小孩动它，更不允许把它拿回家，认为会沾染上晦气。如此，每每在放羊的路上看到在风中飘摇的“若辛”，我们就像是看见了妖冶的鬼魅正在跳着引诱人们堕入不幸的舞蹈一样，心生恐惧，远远躲开。

离我出生的小牧村大概一公里左右，有一座古城遗址，是我们小时候最爱去玩儿的地方。这座古城在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叫伏俟城，是一个叫做吐谷浑的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城，同时也是一个与我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着交集的地方。

这个王朝真正雄起，始于吐谷浑的后裔夸吕，正是这个人修筑了我家乡的这座城池，并给它取名伏俟城。据说，伏俟是鲜卑语“王者”的意思，伏俟城，意即“王者之城”。当地藏族牧民，至今把这座古城遗址叫“铁卜加嘉卡尔”，铁卜加是我家乡那片草原的名字，而“嘉卡尔”则完全保留了鲜卑语“王者之城”的意思。

这个王朝，存在了350年，据说是我国存国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国家。

家乡的伏俟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的枢纽和要冲。历史上，沿着河西走廊延伸的丝绸之路河西道在不断受到诸多地方割据政权的阻隔时，吐谷浑王朝却乘势开辟了青海道，并着力经营，使这条古道成为了当时国际贸易的中心路线。

我出生在这样一片草原，这样一个小牧村，我想，在我身上自然而然地沾染上了它所拥有的丰饶和厚重，抑或说，它在文化上的丰饶和厚重，启迪了我的慧识，让我很早就与文字发生了关系。

记者：您早期用藏文创作，后又用汉语写作，跨语言写作是否有障碍？您个人又是怎么突破这些障碍的？作为过来人，能否谈谈民族作家使用民族母语创作的前景和出路在何方？双语作家在文学道路上相比于其他作家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龙仁青：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的，起初是用藏文写作，在当时的一些藏文报刊发表了一些小说、诗歌作品，现在回头去看，惨不忍睹，只能算是一些练笔之作吧。好在，但凡作家，大概都经历过这样青涩的开始。后来我尝试着用汉文写东西，是因为一位亲属对我单纯用藏文写东西表达了不屑。大概一年之后，我就写了汉文作品，并且发表了。这似乎是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自己的学识与思想同时得到升华的结果。从那以后，我开始用汉藏双语写作，也开始了汉藏互译。创作主要以小说为主，翻译基本则是被动选择，大体是去完成一些翻译任务。从那时到现在，也创作翻译了不少东西，在《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章恰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汉藏语文学报刊发表作品若干，出版的原创、翻译作品也有近30部了。跨语言写作的障碍，几乎就在这样一种尝试和锻炼中一点点地解决了。

母语创作，是针对民族内部的的一种文学行为。一个母语作家，就要甘于寂寞，不图名利，为自己的民族和母亲歌唱。但他自己不能囿于这一点，他的阅读与写作，他的见识与担当，一定要大于母语本身，在深谙母语文化的同时，不断吸取外来营养，学习和涉猎更多的知识，才能够让母语创作得到滋养，这也是母语文学的出路。

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则是一个个不同的世界。掌握不同的语言，则像是掌握了一把可以在不同的世界自由穿梭，打开另一扇世界之门的钥匙。我甚至在一次访谈中开玩笑说，由于掌握了汉藏两种语言，也使得我拥有了一种穿墙破壁的能力，让我在汉藏两种不同的文化间自由行走，如入无人之境，欣赏不同的烟火和风景。我也相信，语言是可以彼此滋润的，如果一个作家可以用两种语言文字写作，那么他就可以用一种文字的美好去滋润另一种文字。这一点，不用我多言，从五四时期，许多有过留洋经历，掌握着两种语言文字的作家作品中便可见一斑。

双语作家行走在两种语言、文字之间，打开对别人来说几乎不存在的另一扇门，在门里门外自由来去。这显然是一种优势。如若说双语写作也存在劣势，那反而不是来自于双语写作本身，而是他要面对的这个世界对他的茫然无知。也就是说，当他把“门外”的鲜美带到“门里”，“门里”的人们却从来没见过，不但不愿意接受，反而以不屑和蔑视粗暴地拒绝了它。

“直面和描写我们所看到的火热与挣扎、欢乐与痛苦”

记者：据我所知，您从事过记者、编辑、导演和制片等行业，这些工作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和特别意义吗？

龙仁青：此前我一直在媒体工作。这个工作，让我可以比较深入地去感受和体察许多事情，比之普通人，记者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给我提供了走近一些人和事的更多可能性。单单从这一层面说，它对我的写作是有帮助的。我也发现，由记者而成为伟大的作家，这样的例子在世界文坛和我国文坛都不胜枚举。比如《老人与海》的海明威，比如《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有我非常喜欢的美国籍犹太人作家艾·辛格等等，我也知道，在我国，作家孙犁、郭小川、金庸、张恨水等，也都有新闻记者的工作经历。记者工作，抑或说新闻工作，比之其它的工作，有着接触到社会各阶层各种生活的便利，所以，在获得素材、获得故事源这一点上，新闻工作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是有着诸多的好处的。但是，媒体的工作很庞杂、琐碎，比如影视作品的摄制，是由团队共同完成的，独立的一个人不可能承担影视工作中的每一项工作，而写作恰好是“单打独斗”，这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塑造着不同的人格，也影响着一个人的视野、思想。应该说，媒体工作可能有着一种宽泛的广度，而写作，需要一种向下的深度。最好的状态，可能便是这两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吧——这又要求一个人要有足够的勤奋。

记者：近年来，民族地区发展日新月异，发展势必会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带来改变或者冲击，在您看来，应该以怎样的创作态度去看待这种改变或者冲击呢？

龙仁青：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也经常到草原牧场去采风、摄影，每每面对自然山水，为了追求画面的唯美，就会有意躲开一些东西，比如空中横七竖八的电线、地上水泥的或者钢铁的电线杆、以及一些现代化的建筑等等。问题是，这些东西的存在已经是一种现实，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今牧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它们了，各种家用电器已经是牧民们最日常的需要。电脑、手机、网络等等也已经是牧民最日常的需要。因此，就草原牧场来说，它们已经与自然山水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畜牧业的一种情状。加上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大踏步发展，城市与乡村、牧场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一个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新的草原牧场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作为一个写作者，就要去直面和描写我们所看到的火热与挣扎、欢乐与痛苦。

记者：您对当前的民族文学的发展有哪些看法和建议？

龙仁青：我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各自不同、不可复制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天然有着极富中国特色的色彩和特质。曾几何时，我们作家笔下的作品，由于大量的同质化书写，而失却了辨识度，没有了标签，有识之士不得不呼吁作家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凸显“中国元素”。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真诚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打捞和提炼其中的“中国元素” ，讲好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故事”，一定会写出好的作品。

记者：近年来，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不断在文坛崭露头角，如果他们有意从事自然文学创作，您认为他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走好自然文学道路？

龙仁青：不论有多好的写作能力，多么渊博的自然、博物方面的知识，进入自然文学创作的前提是热爱自然、尊重生命。这应该是自然文学写作的准入证。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您的下一步创作计划？

龙仁青：就在《高原上的那些花儿》《高原上的那些鸟儿》进入出版程序的时候，我又写了一些有关花鸟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没有收入这两本小书里。在这期间，也读了一些自然文学的作品，对自然、生命以及自然文学写作的认识也在逐渐提高、加深，甚至有了新的认识。今后我也希望继续自然文学写作，记录下那些亲近自然，拥吻生命的感动与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