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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与老人
来源:《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4期 | 谢家贵  2020年04月22日10:10

守望赛图拉的军人

紧赶慢赶,我们在黄昏薄暮时分,才赶到这个叫赛图拉的地方,一座座险峻的大坂,一条条凶嚣的深涧,在我们小车的身后隐去,前面的路虽然海拔很高,可却是少有的平缓。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军事关隘。当然,军人也好、商人也罢,甚至那些姗姗来迟的旅游者,都得在这个地方,住上一晚,洗去来路的尘埃,蓄足精神又踏上去高原的迢迢长途。

赛图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名,因它还在和田皮山县的辖区范围內,多数人就认为赛图拉是维吾尔语,译成汉语是“殉教者”。但是,来往高原的人们却都把这儿称之为“三十里营房”,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三十里营房”的声名远大于“赛图拉”。当然,我对“三十里营房”这个称呼一直有疑问,是从一个起点走到这儿三十里还是营房的面积本身就有三十里?真正到这儿时,我发现这些想法都不能成立。我问小车师傅,他似乎也说不清楚。

不过,小车师傅是在离赛图拉很遥远的高原上的一个连队当兵,班公湖、神仙湾……这片高原上很有名气的地方他都待过,尝够了氧气喝不够的滋味,但他说起往事的时候,却是一脸神圣。他说他虽然在高原上当兵,所属的团团部在赛图拉。当然,那会儿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很少有机会到团部办事,只有在去山外学习和回家探亲时,才在这儿做过短暂的停留。那会儿,他总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至于为什么叫“三十里营房”他没有深究过,别人这么叫,他也就跟着叫。后来,他转业到与我一起的机关工作,他的战友成了这个团的团长,便一有机会就往这儿跑,住个一天两天的。

赛图拉是一个边防驻地,也是军人戍边、奉献、牺牲的代名词,“几度桑田、几度沙场、几番征战、几多白骨”构成赛图拉壮怀激烈的历史画卷。它地处高原深处,那些英勇的往事却是鲜为人知。但赛图拉的军人们不在乎,他们把戍边的情怀与沉寂的高原雪山融铸在一起,亘古不变。

1875年,左宗棠坐镇肃州,西域大地上一片战乱,朝廷的大臣们却在紫禁城内正为“海防”与“塞防”的孰重孰轻而争论不休。那时候,左宗棠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望着“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书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座右铭,他心潮澎湃,壮怀激烈,向朝廷进言:“海防与塞防并重”。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左宗棠怀着满腔报国情怀,率领湖湘弟子,抬着棺材,抱着战死杀场之决心,向动乱的西域进发。一年过后,叛乱平息,南疆收复,故土回归。然而,就在困扰着朝廷的南疆已日趋稳定的时候,左宗棠忽闻边关快马飞报,说英军从印度进入赛图拉,修筑军事城堡,这让左宗棠忧心忡忡。赛图拉,古老的商贸通道,更是通往拉达克首府列城的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中国的陶瓷、茶叶、丝绸从这儿源源不断地用驼队驮往国外,国外的核桃、胡萝卜、黃瓜等等又从赛图拉进入内地。要是英军占据了赛图拉,不仅仅只是贸易上受影响,左宗棠洞观全局,深知保卫疆土乃军人之必然职责。于是,从筹边的湘军中挑选一百多精兵组成敢死队,跨骏马、骑骆驼、携粮草,跋涉一月,历尽艰难抵至赛图拉,并迅速与当地牧民联手,拉土运石,修建军事哨卡。从而,赛图拉这个地方成为清政府戍守边疆的海拔最高的驻兵点,是中国西边疆防御外敌入侵的大本营。喀喇昆仑山八百多公里边关的守护、海拔4500米以上的数百公里的冰雪巡逻点,全都落到戍守在赛图拉的军人身上,他们忠诚地为国家巡视雪山边关的每寸土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横戈马上行”,已成为戍守赛图拉军人走崎岖山路、巡无边高原、卧冰饮雪的真实写照 。

赛图拉之所以是赛图拉,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险要、它的艰难,更重要的是,自清或之前更远的朝代以来,中国军人对它的戍守始终没有变过。一代军人离开,另一代军人又会来到这里,一代又一代军人把赛图拉哨卡铸就成铁打的营盘、坚固的堡垒。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似乎是一部朝代更迭、战乱频仍的历史,然而,在政权更迭和时局动荡不安中,戍守赛图拉始终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所关注的焦点,这可能就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坚韧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1928年,民国政府为了加强边关的戍边力量,专门在赛图拉设立了边防局,不久又成立了边卡大队,戍守的军人也成倍增加。1937年,盛世才执掌新疆后,依然在赛图拉这个地方设卡驻防。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政见不一,但是在戍守赛图拉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师第十团的一个加强连翻山越岭来到赛图拉驻防,身处大山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国民党戍守官兵以为换防的来了,哭喊着埋怨:三年了才来,怎么又换装了。其实,与世隔绝的山上守防的国民党兵哪里知道,物转星移,山上守三年,山下天地换,新中国成立了。这些忠诚于祖国的军人不管江山易主仍坚守边关。

走近赛图拉,我对小车师傳说,我们也要去膜拜一下几代军人戍守过的哨卡,这也是我们此行的一个重大的愿望。哨卡位于海拔近4000米的平台上,平台周围的东南北三方都是大河滩,一条蓝色的小河涓涓流淌,溯河而上可抵达印度,沿河而下到达和田,河水最后汇入喀拉喀什河一路东去。极目晀望,雪山把蓝色的河水映照得波光粼粼,美丽无限。平台上曾经驻守过军人的营房虽然已是残垣断壁,但依然可以看到方正的大四合院式的建筑风格和厚实的防雪抗风的墙体,院内有足球场一般大小,残留的拴马桩整齐划一。营房不远处是高高的呈六角形的哨楼,观察口依然,射击孔依然,虎踞龙盘的气势依然。曾经在这儿戍守的军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我们看不见他们当年傲视昆仑的雄姿了。不过,从这儿向远处望去,南面陡立而巍峨的群山蜿蜒漫长恰似天然的屏障,可抵御千军万马的奔袭;西面,是一片辽阔无边的原野,千里之外尽收眼底;由此可见当年设立者的战略眼光与智谋远虑。怀想当年,英雄戍边,在这儿,就是在赛图拉哨所,军人们不会瞻前顾后,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国戍边,人生无悔。有人说,登大山才知天之高,临深渊才知地之厚,上高原才知高原之艰难。我要说,登临赛图拉古老的哨卡,方知中华民族之精魂与戍边先辈的艰难。

在赛图拉还流传着一句话:“赛图拉是高山,一山更比一山难,山山都是鬼门关。”到过赛图拉的人,对这句话都有深刻的体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乘着解放牌军车从叶城零公里出发,第一天只能翻越高耸入云、险象环生的库地大坂,第二天才能越过生不如死的麻札大坂,第三天要经历悬崖陡立、冰雪覆盖的黑卡大坂。而这些大坂平均海拔都在5000米左右,初上高原的人大多是头疼欲裂,气短胸闷,有许多人不小心患上感冒后引起肺水肿,如来不及救治,便葬身于途中。这还是有了公路,过去没有公路的时候,全凭军马和骆驼,当时的艰难真是难以想象。

就在赛图拉哨所旧址不远,矗立着一排大小不一的坟茔,没有旌幡,没有墓碑,只有几株小草在寒风中摇曳,诉说着漫无边际的孤独。这些是戍边军人的坟茔,他们生前在这儿戍边,死后化作一堆土一株草,与赛图拉永远地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自哪里,更没有人能记住他们的音容笑颜。即便有人曾保留过关于他们的记忆,可那些人也在岁月中远去了。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叫张军智的老人,采访他时,老人已有九十五岁的高龄,他独自一人生活在昆仑山脚下的一个兵团农场。我与老人同是来自湖湘大地,乡情依依,自然有了许多亲近。老人告诉我,他结婚一个月,就离开家乡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投靠陶峙岳将军,被分配至赛图拉戍守,任边关的副长官。他曾发现过一具清军士兵的“干尸”,他联想到左宗棠与镇守在昆仑山脚下古城内的刘锦棠将军,于是断定这位士兵,一定是家乡那片土地上的亲人,没有马革裹尸,忠骨葬于高原,这让同是湖南人的他年轻时就立下誓守边关一生的誓言。后来,部队起义,老人才不得已离开边关去了兵团农场。一生为老人未曾改嫁的妻子和后来成为省水利厅设计院总工程师的女儿,他只在1985年匆匆回乡时见过一面。老人说,不能死在边关,也要死在能够守望边关的土地上。虽然,与老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我能够理解他同受楚文化浸润的内心世界。

张军智老人没能死在赛图拉,而他曾经有几位战友葬身边关。他知道,那些不管以什么原因葬身于高原的军人,都没有举行过隆重的葬礼,没有祭奠的松枝与白花,更没有悲壮的哀乐。只有高原上的寒风从河谷拂来轻轻吟唱,或者战友们向天鸣枪,声音在大山里回荡。

小车师傅告诉我,他的一位在赛图拉当兵的战友也在旧哨所不远的山坡上发现过身着国民党军服的“尸体”,只剩下风干的肉皮和骨头紧连着一起,那曾经可能英俊的脸庞已被乌鸦或其他动物啄出许多不规则的洞眼。他的战友不忍见到前辈军人抛尸荒野,默默地向他致以军礼后择地重新安葬。

穿越喀拉喀什河道,登攀旧营房前的山坡,徘徊在戍边军人的坟茔前,我的双脚如铅一般,戍边军人的悲壮人生让我的心也变得沉重。遥想当年,戍边军人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卧守边关。早期前去换防的军人上山全是徒步,一走就是三个月。后来才换成骑马骑骆驼上山,也是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取暖用牛粪火,吃的玉米面,守在哨卡,天天盼人来,可天天见到的只是雪山与夜月。纵使万般艰难,戍边军人们仍志若磐石,心比钢坚。在这片名叫赛图拉的地方,有一群军人,有一代又一代军人,在这里逞过男人的刚强,洒过思乡的泪水,唱过怀春的情歌。他们把军人的人生与壮丽大写在雪山高原,他们站着是军人,倒下去是丰碑。

赛图拉今天的营房离旧址相距甚远,营房周围有专门销售高原产品的藏品店,有供过往行人歇息的客栈和汽车加油站,有种植蔬菜的大棚和政府机关。过去的“三十里营房”今天不仅是军人的戍边地,也是人们往来于高原的重要通道。当然,小镇很小,可它的平和安定昭示的却是国之强盛和民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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