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吉梅朵
1
这个上午，色尔寨的静谧不同以往，所有日常的声响都沉寂了，就连最爱在高高低低的土楼间疾飞聒噪的麻雀，也集体没了踪影。从厨厅小窗望去，对面楼顶冒出的炊烟，在阳光里摇曳出几缕绚彩。
阿爸披着有几处破洞的羊皮袄，盘腿在厨厅窗前的一地阳光里吃早餐，茶碗里热气腾腾。我凑到阿爸身旁，占据了阳光的一角，伸手从火塘边缘的白灰里捡起一颗浮炭，把对面壁板上的“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几个汉字往地上临摹。
阿爸瞪大眼睛，一口糌粑含在嘴里，半天也没咽下去。
我暗自发笑——清茶揉的糌粑最容易粘住上颚，这一打岔，就更难吞咽了。
那几个字，据说是早年间红军长征来到乡城，路过色尔寨时，用毛笔写在我家壁板上的。寨子里最老的老人阿尼久久说起当时依然记忆犹新。他说红军是一支年轻的军纪严明的队伍，从硕曲河下游而来，往硕曲河上游而去，行色匆匆，无犯百姓。
后来为纪念红军长征，地区报一位帅气的长发男记者来色尔寨采访。阿尼久久把给我们讲过的故事重复一遍后，记者还不厌其烦的追问，让他回忆当年印象最深的事。阿尼久久抠了半天头，蹦出来一句：“青稞地边，到处都是他们的粪便。”
这句大煞风景的话逗乐了在场所有人，从此流传于色尔寨，成了人们打趣阿尼久久的话头。当然，它不会出现在记者的文章里。
记者看了我家土楼壁板上的标语，沉思良久，得出一个结论——当时借住我家的，应该是红二六军团宣传队。他让阿爸阿妈和我站在标语前拍了几张照片。阿妈要换新衣服，他没让。阿爸说以后把照片给我们一张，他答应了，但之后并没见谁送来照片。
我侧身靠在阿爸膝上，照着板壁上被熏成浅褐色的字，一笔一划地描。最后描到感叹号的点时，手里的黑炭只剩一点碎末沾在指间了。我用拇指把碎末用力摁下去，感叹号就成了一朵黑色的花。
阿爸费力咽下嘴里的糌粑，舌头在口腔里扫荡一遍，对阿妈说：“这孩子可以上学了。”
阿妈停下手里纺羊毛的活，伸出手掌抚我的头，粗砺的皮肤掠过发梢。
她说：“孩子还不到六岁，会受大孩子欺负。”
阿爸皱起了眉头，小窗口射进来的阳光为他清癯的侧脸镶上一道汗毛的金边。他不是在犹豫送不送我上学，而是在考虑如何说服阿妈。在他看来，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不满六岁的我，能写出“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一定和什么他乐于接受的神秘启示有关。
他说：“男孩子不管到多大，都少不了和人争斗，总不能因此而缩在家里，误了天赋，误了学业前程。”说到天赋时，他指了指躺在地板上的黑炭字。
阿妈不再吭声了。对她来说，地板上的字比阿爸的话更有说服力。
2
“还不到六岁？”背对着教室门，在斑驳的旧书桌上埋头写字的男老师抬起略微谢顶的头。
他说的汉语，旁边一位扎着马尾辫的漂亮女老师是翻译。她的漂亮，是小孩都会迷恋的漂亮，并不是眼睛鼻子或嘴巴好看，而是人整个儿透出的清雅和亲切，像一枝春天的山梨花，让人置身于眼睛都能看见的芬芳之中。
男老师甩手把钢笔朝脚边抖抖，再把笔尖举到额前对着阳光眯眼瞅着，说：“不行，上面有规定，七岁才能上一年级。”
他这话像是对钢笔说的。也像他的那个“上面”就住在笔尖。
阿妈抓着我的手，把身体微微前倾，虚弱的声音如同面前的旧书桌上飞起的一只病蝇。她说：“他可以写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谁也没教过他。”
女老师凑近男老师嘀咕几句，仿佛把那只“病蝇”吹进了他耳朵。
男老师哦了一声，把目光从笔尖转到阿妈身上：“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当年红军留下的？”
阿妈使劲儿点头。
男老师看看我：“那可是繁体字哦，中学生都写不了。”但眼睛里并没有讶异或赞赏。
他问：“叫什么名字？”
我说：“铁超。”
“铁超？铁超是什么意思？”
自记事起，这名字就长在我身上。就像不用去想为什么手叫手脚叫脚，我从没想过要弄明白它的意思。可现在，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了。我扭头看阿妈，期待她能有一个非同凡响的解释。
阿妈抿了抿干涩的嘴唇，脸涨得通红，一丝尬笑浮现于唇角。
“就是生在灰尘里的孩子的意思！”突然，她提高了嗓门，仿佛要以此掩饰什么。
女老师忍俊不禁地翻译。
男老师噗嗤一声笑了，排在我们身后等着报名的大人小孩都跟着笑了。我对阿妈的话无比失望，甚至觉得这个可笑的名字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关于我的身世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自己是个灰头土脸的孩子了。阿妈的双手在我肩头不停摩挲。这回，她手掌的粗砺，我是用衣服感知到的。
男老师说：“这名字，像是给捡来的孩子的。”
女老师怔了怔，照译了他的话。
河谷藏语的“捡来”，和垃圾一类的邋遢词汇更搭。男老师意识到失礼，吐着舌头看阿妈。他看见的是阿妈一脸灿烂的笑，还有阿妈身后那些高高低低的同样灿烂的笑脸，像一垅傻乎乎的向日葵。
看来，除了名字的主人，没人介意这样一个糟糕的解释。
我有些泄气。
男老师伸出沾着红墨迹的手摸摸我的头，说：“没啥，孩子，这样的名字汉地也有，什么猫啊狗啊的。父母把名字取得贱一些，其实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
女老师用手掩了嘴哧哧笑：“这没有什么，我的名字也差不多，太吉梅朵——灰尘里的花。”
我的名字和美丽的太吉梅朵老师如出一辙，这是多么大的幸运啊！我欣喜不已，大有找到知音的感觉。铁超这个糟糕的名字，似乎立马变得不寻常了。
我不用转头就可以感受到身后那些孩子羡慕的眼神。
男老师说：“不过，就算他可以写红军万岁，上面的规定也不能破。你们明年再来吧！”
阿妈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苦求。她本就是个腼腆的人，况且，在我上学这事上，她并没有阿爸上心。
我转身从阿妈腋下看过去，校门内侧的土坡上，几棵新绿的垂柳在阳光下轻轻摇摆，于方寸天地间舞动清新透亮的春意，被还未返青的荒凉远山映衬得醒目而高贵。那些树瞬间让我爱上了什么，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它们。
我抬头看着阿妈的脸，使劲攥住她的衣角往下拽。我说：“我就是要上学！”
阿妈愣神了，眼中闪起白花花的东西。
她用手指着自己，说：“刘江老师，你不认识我啦？”
原来阿妈认识男老师。她说的是不太流利的汉语。刘江老师疑惑地上下打量她，半天不说话。我觉得此刻他的魂魄已经离开旧书桌前的身体，飘到往日时空里的某个角落，从地上捡起遗落的物件，一件件吹开灰尘审视。最后，他张大嘴巴。我知道他找到了记忆中的阿妈。
“你是央珍？”他激动地问。
“是的，我是央珍。这么多年了，你一定是认不出我了。”阿妈使劲点头。
后来阿妈告诉我，刘江老师是第一批骑马进入硕曲河谷的乡城的汉族教师之一，在桑披岭寺马厩改造的教室里教过阿妈他们三年书。三年后，因为外公去世，外婆又病着，家里成了生产队的“超支户”，阿妈不得不退学务农。
刘江老师感慨道：“央珍央珍，时间过得真快啊，孩子都这么大了！”
太吉老师笑着看看阿妈，又看看我，对刘江老师说：“收了这孩子吧，就写成七岁，分到我班上来。”她笑的时候，嘴边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荡在垂柳上的绿意，此刻，到了她的酒窝里。
于是，不满六岁的我，成了乡城城区小学的一名学生，并且，在踏进校园的第一天，凭空长了一岁。那一岁里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都在那天摆动的柳枝和太吉老师的酒窝一网打尽。
3
上学以后，临摹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的聪明劲儿，并没有在我的功课上有特别的显现。拼音、算术每次都只是及格而已。阿爸说没事儿子，你还小。体育课跑步时，跑最前面的男同学整整把我落下两圈。阿爸说没事儿子，你还小。
我想，我长一岁，同学们也长一岁，难道我要因此一直落后吗？这是个不容易想清楚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上学是一件无趣的事！除了枯燥的课堂和写不完的作业，每日还要起早摸黑，难得有玩的时间。学校里的老师们，除了太吉老师，几乎都是忧心忡忡的模样，少有展露笑颜的时候。后来我回想，那年月，无论是老师干部还是农人牧民，谁都不易找到开颜一笑的理由。
季节进入夏天。
那天，吃过午饭，我出门上学。烈日下，路边几丛牛耳大黄把宽叶子耷在茎秆上，散发出阵阵苦香。
阿尼久久戴着塌了边的旧礼帽，弓着腰在前面蹒跚独行，一种隐约的悲凉，就游荡在他身边的热浪里。
我加快步伐从他身侧走过。我知道要被他叫住说话，那可真是一种煎熬。他会问阿爸去哪儿了，阿妈去哪儿了，问县城和学校的新鲜事。他是寨子里好奇心最强的老人，总试图一次摆脱老迈带给他的闭塞。
“铁超！”阿尼久久从身后叫住了我。
我暗暗叫苦，不得不停下脚步，把脸上的不耐烦调整成谦恭的笑，问：“阿尼久久，你有事吗？”
阿尼久久只问了我一个问题。这问题却刺痛了我。
他问：“孩子，上了这么些时间的学，听说你还是只会写红军万岁？”
我知道如果我说我还能写别的，他一定会叫我拣根树枝划拉给他看。眼下，无论他在等待什么，我都不想叫他得逞。
我一拧脖子：“你听谁讲的？”
阿尼久久笑呵呵地：“当然是寨子里的学生。但我不会告诉你他是谁。”
我没再理会他，拔腿走开，对之前给了他好脸色追悔莫及，心情低落成了牛耳大黄耷拉的叶子。
阿尼久久的声音从身后追来：“我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迟早会出息，好好读书，不要贪玩！”
他操的心可不比太吉老师少。我又想，我学习不好的事连老成这样的阿尼久久都知道，那一定是寨子里公开的秘密了。我知道那会令寨子里的人们兴奋。对于和自己并不亲密的家庭和人，他们更乐于看见的，是失意和失败。
我开始埋怨自己，为啥该玩的时候不去玩，偏去临摹那些字。我也埋怨当年的红军，把这些字写谁家不行，偏要写在我家。现在，它们成我的负担了。
在我上学这件事上，阿爸阿妈操了第一次心后，就很少过问了。他们像寨子里的其他家长一样，给予学校和老师的，是无条件的信任。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把上学的我和写红军万岁的我当成同一个儿子。
慢慢地，我成了“不求上进”的孩子。好脾气的太吉老师有时也会把我带进她的办公室，叹着气数落我一通。我对那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毫无兴趣，她似乎也并不指望我能听进去。她只是像一位大姐姐般自顾自地语重心长。而我却渐渐迷恋上了她，只要能见着她的酒窝，闻着她身上的味道，别说站办公室挨骂，就是挨打，我也乐意。
对此，我从无羞愧。后来我才明白，那不是迷恋，而是一种“亲”那种亲，有时像一场阵雨之后，站在蒸腾着水汽的野地里看一弯新虹；有时像夏暮牧归时，循着暖风里的炊烟回家；有时像坐在林间开满各色野花的草甸上，听噪鹃一声空灵悠远的清啼......没有造次，没有僭越，没有非分，有的，只是孩提时代与大自然的同频躁动。
太吉老师成了我童年里无可替代的风景。如果不是写这篇小说，它甚至应该成为我一生的秘密。
4
阿爸从乡信用社借了三千元，从硕曲河上游的益戎草原买来十几匹马，赶到下游大雪山那面去贩卖，恰逢“严打”，结果因为没有路条，被关进了监狱。
县公安局和乡政府的人把那个装在牛皮纸信封里的坏消息送到家时，阿妈用昏厥展示了她的惊愕与悲伤。那位大胡子副乡长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忧虑和关切。他说：“可惜，他卖马的钱没来得及转回乡信用社。”
副乡长是阿爸的好友，阿爸从信用社借钱就是他给张罗和担保的。或许，贩马的生意也有他一份。他抽着烟，等阿妈稍微恢复平静，又说：“没事儿，如今农民跑生意不犯法，乡里已经给那边去了信，证明他是遵纪守法的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放出来。”
副乡长的目光缥缈如他鼻孔中钻出来的青烟。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其实对于父亲被抓的突发事件和“严打”这样的大形势，他这个本来就没多少文化和见识的副乡长，也和普通乡民一样发着懵呢。
阿妈将信将疑地看看他，又转头看看公安局的人，无助的目光就快拖到地上了。每个人都在点头，每个人的眼神都在游弋。
阿妈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娘俩可咋办哦？”
她说：“愿佛祖保佑，我家几代人谁也没伤天害理过，我们不会摊上厄运的！”
她又说：“他就是个不知足的人，老想着挣钱挣钱，这下好了，钱没了，人也进去了……”
接着，她开始语无伦次。但她强作镇定。
人们走了，她把我搂进怀里哭。我看见厨厅灶台上方的墙洞透进来的光里，一只灰色的小蜘蛛吐着丝吊下来，蛛丝泛着水线般的亮。
我说：“阿妈快看，蜘蛛！”
寨子里谁看见吊丝的蜘蛛，都会认为是好兆头，遇上小如黍米的蜘蛛，还会念着祈运的话，小心翼翼地把它接到手上，再放归于墙角或草丛。
我又说：“阿妈快看，好运蜘蛛！”
阿妈终于抬起头来，顺着我的手指，把目光移向灶台上方。我知道在那里，她能看见的只有黑暗和悲伤。我不想再费口舌了，只觉无论她看向哪里，都看不见希望。
果然，一阵持续的抽泣之后，她又放声哭起来。她的嗓子已经沙哑，我心里也有什么隐隐作疼的东西在结痂。
我了解阿爸。他是个直性子，是拥有好口碑却又令人不愿亲近的直。他常为此碰壁，却从不见改观。
他和阿妈是包办婚姻，他是上门女婿。听他讲，促成这桩姻缘的，除了阿妈的家道中落，还有另一个可以追溯到几代人以前的故事。
故事里，阿爸的先祖是个不走运的赌徒，在牌桌上把房产家当都输给了阿妈的先祖，不得不搬离色尔寨。因而阿爸的倒插门带着家族使命——回到曾经的家园，做回那里的主人。而他面对的，是个一贫如洗的家，养成急性子，或许多少和此有关。
我开始有了对阿爸的牵挂。这牵挂里却有着一丝隐秘的快感，好像终于得到机会体验一段没有阿爸管束的日子了。
而真少了阿爸这个顶梁柱，日子很快变得举步维艰了。
阿妈成天苦着脸。从知道阿爸进了监狱那天开始，她也把自己关进了心底一个阴暗的地方。她是那种把哀楚都写在眼睛里的女人。我觉得她随时可能抱着路边的树或者别的什么哭诉一场。
寨子里的乡亲和风尘仆仆赶来看望的亲戚，给我们的同情和安慰，虽都出自真心，但我依然能从言谈间嗅出幸灾乐祸的味儿。我是个敏感的孩子，知道这多少和父亲平日的我行我素有关。
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看我的眼神里，也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悲悯，仿佛集体破译了关于我悲惨命运的密码。这种眼神汇聚成一只无形的大手，摁在我后脑勺上，推着我狼狈奔走。
这天下午放学，太吉老师叫住我，让我给阿妈带个东西。我跟着她去了她家，她说：“你吃完饭再回家。”
我有些手足无措。她简陋而干净的厨房里飘荡着一股永远不会出现在我家里的清香，就连钢炉烟囱挨着的玻璃窗上，都找不到一点阻滞目光的尘垢。
她让我洗了手，坐到钢炉旁的小凳上。我手上全是香皂味儿了。钢炉里的火呼呼响着，不一会儿便烘暖了小屋。
她端来一盘白馒头，把一块附着薄薄一层白肉的猪皮丢到钢炉上，肉皮嗞嗞冒着油沫在炉皮上卷拱。不一会儿，屋子里都是诱人的肉香了。
我这才想起，我和阿妈已经有日子没尝到肉味儿了。阿爸坐牢后，阿妈把三楼廊檐下的几块风干猪肉取下来锁进了木箱子。她这是在为阿爸回不来做长远打算呢！
也许，她是对的。阿爸啥时能回来谁也说不准，我们得尝试着过精打细算的苦日子。
看我把肉皮就着馒头吃那么香，太吉老师眼睛开始湿润。临走，她把一件半新的碎花衬衫包在报纸里给我带上，说：“回去告诉你阿妈，不要太苦了自己。家里有啥难事，你给老师说，我们一起想办法。”
从此，肉皮在钢炉皮上冒着油沫嗞嗞卷拱的画面，成了我对美味最好的记忆。而太吉老师的话，也成了童年里有肉香烘托的最暖心的话。
吃了一顿香喷喷的下午饭，我满心欢喜地带着衬衣回家，原以为阿妈会高兴，没想她却抱住我哭了个够。一直到晚上睡觉，她脸上也没露出一丝笑容。
5
第二天上学时，我头上依然罩着拨不开的愁云，无论慢行还是疾走，都走不出阿妈昨夜的忧伤。
寨子里出奇地安静。我走到寨口的老柳树下，一条从大道上岔开的小路伸向低矮幽静的灌木丛，牵着毛茸茸花球的藤蔓爬满灌木枝头。我知道这小路通向长势荒芜的荞麦地，只要我走过去，就会离学校越来越远，那只看不见的大手就没法跟着我。我相信荞麦、山坡、树林、小溪……都会欢迎我。
我踏上了那条小路，迈出去的每一步，都在给第一次逃学添加注脚。那样的心境，那样的岔路口，在上学和逃学之间，我几乎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露出黄土的干芜的荞麦地边，除了几丛蔫头蔫脑的荨麻，就是贴地的根须相连的酸叶草。酸叶草学称中华山蓼，可以喂猪，连根拔起时带起的松散黄土，只须甩手抖抖，就会细雨般落回它来的地方。
我躺在长满了酸叶草的荞麦地边，枕着瘪瘪的书包看流云，用目光在天幕上把太吉老师教过的想得起来的字都写了个遍。望着轻云起合的蓝天，我想起远方的阿爸来，眼前出现一个场景——阿爸和一群面相冷漠的人挤在一个小黑屋子里，脚臭和汗臭交杂，熏得人不断咳嗽。一声声咳嗽中，阿爸清瘦的影子靠着墙角，慢慢蜷蹲下去，越来越矮，越来越小，最后不见了。
我听见心里刺啦一声，好像一处有着坚韧质地的东西连皮带筋被撕裂了。我真正意义的痛从这一刻才算开始。我的心飘过荞麦地、色尔寨和大雪山，沿着阿爸赶马的山路飘向不知道多远的远方。
逃学的忐忑加上对阿爸的担忧，心情一下低落了，中午时分，我也没觉得饿。百无聊赖等到日沉西山，肚皮才开始咕咕叫。四野的鸟声在骤起的轻风中渐渐沉寂。
天色擦黑时，收留了我一整天的荞麦地和四周的景物都敛起了笑容，展露出萧瑟肃穆的模样。夜幕慢慢聚拢，田野渐渐凉去。我得回家了。但是，逃了学的孩子，该如何去面对一位伤透了心的母亲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