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社会之手

——《人参娃娃》创作谈

赵 欣

人类从来不是孤独的，以群体的形式一路走来。而群体的文明化则称之为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都离不开社会。个体的力量总是有限，特别是弱者在需要救助和安慰的时候。

社会高速发展，物质化呈不断上升态势，但文明化却迟缓下来，有时会停滞甚至倒退，这令人担忧甚至恐惧。

2017年秋天，省作协组织作家深入长白山区采风，请了一位山民作“向导”。这位山民有六十多岁，采参人装扮，身体硬朗，善言谈，人称“老把头”。“老把头”的称呼源于一个叫孙良的人。传说他和伙伴张禄，生活贫困来闯关东，到长白山挖人参卖钱。两人为了收获多些，便分路进山，最终走散。孙良为寻找伙伴，饥饿而死，被山民们奉为神位。

我和“老把头”单独交谈过，围绕着人参这个话题。“老把头”告诉我，长白山人参曾经多真贵呀，出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但现在变成了“大白菜”。“大白菜”稀烂贱，为啥？原因就是，一看养参有利可图，就一窝蜂地都来养，人工养殖加上科学手段。所谓科学手段，就是在生长过程加入化肥、农药来助力；在保存和运输过程添加化学药剂来保鲜。结果呢？越来越不受待见。除了化肥农药超标，作为人参最重要的成分的皂苷，含量越来越少，因而价值也越来越低。

我问“老把头”，那么，野山参一定很珍贵了吧？他沉吟着说，怎么说呢，野山参越来越少了。我急插嘴问，为什么呢？他探口气说，满山满坡都残留着化肥和农药，土质破坏掉了，长出的人参瘦弱得像个病态儿。我想到市场里面随处可见的人参摊床，一堆堆人参鲜艳而硕大。老把头看出我的意思，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他说，以前哪，大个的野山参也不少，萝卜那么大的也有。我问，最大多大？他一脸肃穆地说，最大的就像娃娃。传说中的人参娃娃？他点点头。

在东北，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人参娃娃的传说，人参成精，可变化成娃娃样子。我记忆里的年画，一定少不了可爱的健壮的人参娃娃。我就问个幼稚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人参娃娃，“老把头”就向我讲述了村民张某家里发生的事情。

由于贫困，三年前张某的妻子去深圳打工去了，从此杳无音信，张某在山里养参，顾不上照顾九岁的男娃。男娃失踪了一天一夜，找到时，赤身裸体，脖子有明显勒痕。男娃说，有人在放学途中掳走了他，就在关键时刻，是“人参娃娃”出手相救。

我笑出声，“老把头”停住，一脸正色地说，别以为这是孩子在说胡话，我们山里人都信“人参娃娃”的。我问，在山里，“人参娃娃”就像观世音一样被供奉吗？“老把头”还是沉吟着说，是的。有的人希望“人参娃娃”能保佑自己，但是也有的人是不怀好意的。他叹口气说，就说这个老张吧，他后来告诉男娃，把人参娃娃抓住就发大财了，但是人参娃娃再也没出现。

这期间有条新闻，在南京火车站候车室，一家人坐在一起，父母，一个小伙，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小女孩没有座位，站着。后小伙把小女孩抱坐在大腿上，将手在其裙内、胸部“活动”。小女孩挣扎，但父母视而不见。此事引发网民愤怒，警方调查得知，小女孩是该夫妇的养女，小伙是儿子。

采风结束很久，一大堆东西在我心头缠绕，我觉得必须理顺出来才能心安。那个没有父母呵护的九岁的孩子，要一个人上下学，要一个人料理自己，要一个人面对危险，他只好寄希望于社会之外的神秘力量。那个做人家养女的女孩子，似乎要幸运些，社会力量维护了她的权利，但后续事情更加令人揪心：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不回到养父母家里还有出路吗？依靠社会中有良知的人群的关注，有时需要侥幸。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科技发达，改造自然的能力强大，但我们的心却像是打了膨大剂，里面是虚弱的。我们在骄傲的同时不得不悲哀地认识到，面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日趋恶化，我们无力抗争，放任或者为了暂时的利益参与其中，这让一切更加恶化。

《人参娃娃》写于去年8月，投了几家期刊，编辑老师都是相中了备选稿，直到一年后才在《作家》发表。没想到跨入2019年，居然能被《小说选刊》捡拾起来，无比兴奋。我的声音在社会的喧嚣中何其微弱，但终要相信社会。

旁评

《人参娃娃》：有野心的写作

赵 强

赵欣是一个有野心的小说家。他的野心，随着其近年来“吴世雄系列”短篇创作的不断拓展而渐渐展现，那就是从不同的侧翼抵达现实，并尝试为漫无涯际、遍布断裂和倒错的现实，进行总体性的命名——这是一副阴郁、幽暗、神秘、荒诞，充满悬疑和悖谬的“黑色浪漫主义”世界面孔。

《人参娃娃》（《作家》2018年11期，2019年1期《小说选刊》转发）就是这“黑色浪漫主义”世界面孔上，颇具辨识度的表情之一种。小说以探案的模式展开叙述，开篇就虚虚实实，将人物置身于巨大的“昏暗而沉寂”的世界中。这是一种意识上的“废墟”，它召唤着读者丢弃我们习以为常的平淡、乏味、含混的整体世界认知，跟随焦灼的吴世雄一行人，深入长白山林莽的腹地，去破解一桩幼女失踪悬案。乡村留守人口的困境、农业逐利经济的破产、生态危机、权力运行中的风险、地缘政治的紧张……一系列尖锐而深刻的社会问题，以直观可感的形象和细节，向吴世雄敞开。显然，赵欣在这篇小说里尝试着突破自我，塑造一个视界更加宽广的吴世雄——在他以往的创作中，吴世雄总是零余和孤独的，沉浸在自我的认知和世界想象中，因而小说叙事也偏重于从人物心理和视角出发，聚焦于一个封闭的故事呈现——这就形成了短篇小说在叙事上的难度和挑战：庞大芜杂的现实，以碎片的、偶然的、令人猝不及防的方式袭来，如果小说家没有足够的定力和技艺，就会轻易地把一个故事变成令人生厌的说教。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高度和思想的难度或可企及，但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基本面——故事、情节及其丰沛的经验和现实感，也就无从谈起了。

令人振奋的是，《人参娃娃》在切近现实和艺术表现上，把握到了稳妥的尺度。赵欣用“人参娃娃”这一传奇，把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串联在一起。它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民间传说，但在不同的人物心中，有不同的版本和情节，而后者则隐喻了不同的生活期待和人生愿景。比如对吴世雄来说，它就是一个童年时期偎依在母亲怀中聆听“怀着美好的憧憬酣然入梦”的睡前故事；对高考失利便精神失常的老张来说，它意味着鲤鱼跳龙门的人生梦想；对村支书老房来说，它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工具；对老罗的养女小樱来说，它是遍布荆棘的成长之路上安全的陪伴；对幼女失踪案的制造者、老罗的儿子小丁而言，它是难填的欲壑最深处无法企及之物……这些形象各异的“人参娃娃”，寄予着不同人物的自我认知和世界想象，也构成了解释不同人物的现实行动的密匙。这样，杂草丛生一般的经验碎片，就被传奇化的形式牵合在一起；不同人物的心理、声音和行动，向着“人参娃娃”这一虚实恍惚的中心辐辏，它们的运动轨迹，牵动着时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赵欣以此种方式，为短篇小说找到了戏剧性和现实感的平衡，展现出了叙事的力量。小说中的吴世雄，一再尝试用理性消解“人参娃娃”的魅影，但终究笼罩在超验、神秘的幽暗现实体验中。这让我们想起了崇尚非理性力量的爱伦∙坡。在他的小说中，情感、想象和直觉掌控了叙事的节奏和故事的走向，现实的一切理性和逻辑基础，都让位于超验和神秘。在这种意义上说，赵欣的创作同爱伦∙坡的小说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呼应，但他的“吴世雄系列”，尤其是这篇《人参娃娃》，显然又展现了某种逃离同类小说传统的情势：几乎所有的吴世雄，都在超验和神秘的生活经验中获得了教益，他们的精神姿态上走向谦卑，在潜意识中收获了敬畏。这是小说在故事之上，向读者传达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