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鲛在水中央》：我们都是苦难而可怜的人间
或许与我和作家孙频是邻县的老乡（她是交城人，我是文水人）有关，在阅读孙频中篇小说《鲛在水中央》（载《收获》2019年第1期）的过程中，我曾经产生过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其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企业与方言。
具体来说，这个企业就是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主人公郭世杰（原名梁海涛）曾经供职过的坐落在西山深处的一座铅矿。
在我个人依稀的记忆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坐落在文水县城西边的吕梁山深处，的确曾经有过一个名叫“红旗铅矿”的国有企业。虽然我自己并没有去过这家国企，但我的高中同学中却的确有一些是来自于“红旗铅矿”的职工子弟。正是通过他们，我才知道了“红旗铅矿”的存在。虽然没有机会从孙频那里得到确证，但在我的理解中，她所写的这座铅矿毫无疑问是“红旗铅矿”。
而方言，则专指我们那个地方对“狼”的称呼。正如同孙频在小说中曾经先后几次提到过的，我们那个地方会把“狼”叫做“麻虎”。唯其因为如此，所以，一旦看到孙频把“狼”叫做“麻虎”，我就会倍感亲切。
然而，《鲛在水中央》却并不是一部纪实作品，实际阅读这部中篇小说的过程中，在因以上因素油然而生出一种亲切感的同时，我更为突出的一种感受，却是悲凉如水。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一种突出的感受，与作家孙频笔端所描摹表现的那个充满苦难的可怜人间紧密相关。
我们注意到，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孙频第一次开始采用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方式。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原名梁海涛，现名郭世杰。一个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不仅改名而且改姓。“我”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原名“梁海涛”改为现在的“郭世杰”，其中肯定潜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事实上，“我”之所以会从二〇〇四年起始就一个人离群索居在早已是一片废墟的铅矿旧址，正与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紧密相关。更进一步说，正是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构成了孙频这部中篇小说的核心情节。只有在读过全篇之后，我们方才可以知道，“我”之所以要长期离群索居，其实与一场命案有关。
却原来，这座曾经一度特别红红火火的铅矿，到一九九二年终因矿产资源枯竭而宣告倒闭。铅矿倒闭后，“我”们这一批年轻工人被分流到了远在省城的太钢工作。关键问题在于，尽管“我”们有幸进入省城太钢这样的国有大企业工作，但由于国家整体情形发展演变的缘故，到一九九八年五月二日的时候，包括“我”与好友文刚、孙口心以及刘国栋他们四位在内的一大批工人还是难逃再度下岗的命运：“太钢让我们买断工龄，一人两万块钱便卷铺盖回家，从此和太钢再无关系。”“我”们几位下岗后，虽然几经折腾，却仍然找不到好的出路。就在他们倍感焦头烂额的时候，“到一九九九年夏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一起下岗的太钢工友要拉我们几个入伙做生意，说他认识一个企业家，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做生意，先后开过油厂、铁厂、铸造厂，赚了不少钱。”经过一番考察认定这位企业家还算可靠之后，“我”们四位就把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两万块钱全部以入股的形式投给了这个名叫范柳亭的企业家。没想到这位范柳亭却是一位诈骗犯，到头来，“我”们四位的全部投资只能是血本无归。
本来就是不再有固定薪资的下岗工人，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们四位来说，真正可谓是灭顶之灾。怎么办呢？尽管小说并未做出具体的交代，但依据上下文判断（“我悚然一惊，差点把手中的书扔掉，因为早在一九九九年，范柳亭就已经离开人世间了。”），范柳亭其实是被因惨遭诈骗而走投无路的“我”们四位一起作案谋杀的。那具被“我”用大石头压在大山深处那个无名湖底，早已被鱼虾吃成了干枯骨架的尸体，毫无疑问正是失踪日久的诈骗犯范柳亭。“我”之所以要一个人在铅矿废墟离群索居，“我”们四位之所以要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十四这一天举行特别的聚会，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正是他们作案后一种无法摆脱的惶恐与内疚相交织的复杂心理作祟的缘故。
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由于“我”曾经是一位特别酷爱写作阅读的文学青年的缘故，在离群索居后，因为太过孤独，便试图下山找人借书阅读，以通过书籍来得到慰藉。没想到，这一借书，却在无意间结识了一位名叫范听寒的老人。除了身为范柳亭的父亲之外，范听寒更是一位命运极其坎坷艰难的知识分子，可说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缩影。原来，范听寒曾经是大同师专中文系的一位老师，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因特别喜欢使用进口的派克水笔而被举报，被批斗数次后，范听寒就被发配到了遥远的落雪堂接受思想改造。
作为被下放改造的知识分子，来到落雪堂之后，范听寒人生遭遇的凄惨，就是必然的事情。
具体来说，他的人生劫难，与小说中的两个细节紧密相关。一个细节，是他那简直显得有点夸张的驼背。成为右派被下放后，范听寒们依然会不断地被批斗挨打。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右派被批斗的时候脊梁骨被打伤了，后来又得了骨质增生，也没治，脊柱都变形了，就彻底直不起来了。”幸亏他因为会讲书被一个村民藏起来了，否则早就如同其他同侪一样被无端剥夺生命了。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吃坚硬如铁的手擀面。当“我”询问范听寒一家人为什么顿顿要吃手擀面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说，早些年饿着了，几年吃不上一口干的，顿顿喝汤。后来我们全家都是一看见稀饭就害怕，每顿饭都要看到面才觉得这是吃过饭了。如果是吃了菜啊、粥啊之类的，总疑心自己刚才其实并没有吃过饭。”
如此一个细节描写中，精神分析学的意味是十分明显的。
具体来说，“我”是在第三次专门找范听寒借书时获悉范听寒与范柳亭之间的父子关系的。
那一次，在交谈过手擀面的话题后，范听寒在无意间提到了范柳亭：“末了他又补充道，我儿子范柳亭小时候老是吃不饱，只能喝米汤，所以个头才长了这么点。”“这是第一次听他说起他的儿子，我脑子里轰隆一声巨响，久久没有说出话来。”
再次从范听寒那里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我的心脏几乎要蹦出胸腔了，我怀疑我此刻看起来是不是脸色煞白，因为他忽然就问了一句，你怎么了？”
依照常理，既然已经与被自己杀掉的范柳亭的父亲范听寒不期而遇狭路相逢，“我”从此便应该想方设法远离范听寒才对。事实是，“我”不仅没有远离范听寒，反而一次又一次不无“违心”地接着以借书的方式接近范听寒这位命运坎坷的老知识分子。“几年前，那是我第四次出现在范听寒家门口。”“从我上次知道他是范柳亭的父亲之后，我就知道我不该来这里了。可是，一个月后，我还是又一次来到了他的家门口。”
那么，得知真相后的“我”，到底为什么依然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范听寒面前呢？在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前，叙述者曾经做出过这样一个交代：“我曾在他借给我的一本书的扉页上看到他用钢笔写下的几行字，‘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凛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正是在看到这几行字之后，“那一刻我忽然有些明白我为什么在后来还要一次次地去找范听寒了。这几年里，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下过决心不再去那院子里了，可事实上，只要过一段时间，我还是会再一次出现在他家门口。”
只要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了解的朋友，就都知道，叙述者在这里引述的几行字出自陆机的《文赋》，意思是四时的变化引起物色的变化，而物色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引发诗人感情的爆发。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文赋》中的这几行字似乎与“我”一再重返范听寒家无关，但细细琢磨，就不难发现，很多事情的发生，正如同四时的变化所必然引发的情感变化一样，是很难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叙述者曾经一再强调“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在得知真相后依然来找范听寒借书，但到后来，他其实还是隐隐约约地对此有所交代的：“我后悔刚才要留下的决定，有时候我像个透明的魂魄一样明明看到了自己正在做什么，正要做什么，却无力阻止那个自己。有时候我又觉得我身上所有的苦行都不过是为了让那个魂魄安宁。”
至此，一种建立于自我忏悔基础之上的精神救赎意味，自然也就溢于言表，呼之欲出了。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范柳亭的被杀似乎是一种罪有应得的报应，但在面对着如同范听寒这样苦苦等候着儿子归来的老人的时候，双手沾有范柳亭鲜血的“我”，其实还是生出了一种带有突出忏悔意味的罪感心理。究其根本，“我”之所以在获悉范氏父子关系后依然坚持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日益年衰的范听寒面前，正是一种赎罪心理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
但千万请注意，在这部《鲛在水中央》中，先后惨遭人生劫难的，并不仅仅只是范氏父子。他们俩之外，“我”与另外一个多次出场的人物范云岗，也一样有着不幸的人生遭际。
首先，是“我”。从小就特别热衷于写小说的文学青年“我”，根本不会料想到，自己仅仅因为在矿区多看了刚刚洗完澡的穿碎花裙的年轻姑娘几眼，年仅十九岁的他，就会被以莫须有的流氓罪而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我并不知道当时正在‘严打’，矿上的保卫科正愁名额不满的问题，就这样我被关进了监狱。”一位风华正茂的文学青年的命运，就以如此一种荒唐的方式而宣告终结了。一方面，“我”与其他三位同伴的杀人行为固然不可宽恕，但在另一方面，只要想一想“我”当年的无辜入狱以及后来的被迫下岗，你就会觉得“我”的暴力行为也多多少少可以获得一些原谅。
其次，是范听寒的孙女，那位最终落得个孤苦伶仃结局的范云岗。关于自己的不幸身世，范云岗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自述：“我八岁就没妈了，跑了，以后再没看见过。二十岁的时候我爸失踪了，生死不明。二十四岁的时候我奶奶病死了。然后，就剩下我和爷爷，我知道他也会走的。”一家人到头来只剩下范云岗自己，你说她的命运苦也不苦？！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我”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眼中的范云岗：“一双眼睛黑白分明，目光倨傲冰凉，里面还飘荡着一缕水草般模糊的东西。我忽然觉得一阵熟悉，再一想，是当年在范柳亭脸上也见过这种眼神。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上那个比她大十几岁的黑社会老大，只是隐约觉得应该与她无父无母有关。”实际上，借助于所谓的“无父无母”，作家揭示出的，乃是范云岗内心深处恐怕连她自己也不自觉的恋（丧）父情结的个人无意识。
要想更加深入地理解孙频的《鲛在水中央》，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到范听寒临终前特意讲给“我”听的一段话：“你来了就好，我是想告诉你，其实人这一辈子都说过假话，都骗过人的。我本不叫范听寒，我本名范福星，我上面有四个姐姐，我父母老来得子，所以叫我福星。范听寒是我上师专后自己改的名字。我也没有家学，我的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就是当年在师专当老师的时候我也只是一个最普通的老师。”
一方面，这段话固然是在交代范听寒自己曾经刻意隐瞒的过去，但在另一方面，孙频这么设计的主旨，恐怕却更是要借此揭示一种人性的普遍存在，揭示一种交织着羞耻、虚伪与渴望美好的复杂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我”、范听寒、范柳亭、范云岗，乃至于范听寒的妻子、那位最终暴尸街头的黑社会老大、甚至包括“我”的那几位同案犯，他们的人性构成也全都是复杂的。事实上，也只有在如此一种普遍人性论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作家所特别强调的“万物刍狗”：“只听他又说，我说过假话，范柳亭说过假话。万物刍狗，所以，谁也不要怪谁。”面对着范听寒的如此一番临终言论：“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张开嘴又闭上，只觉得有千言万语要说，却是一个字都没有说出口。”
认真地想一想，人生的某种本质的确称得上是“万物刍狗”。再套用一句流行的俗话来说，恐怕就应该是“我们都是苦难而可怜的人间”。
质言之，在一部篇幅不算太大的中篇小说里，作家不仅能够把诸如反右、“文革”、一九八三年“严打”、九十年代的工人下岗以及后来范云岗所遭逢的高等教育改革等国家性因素有机地编织缝合到一众人物的苦难命运之中，而且还在深入挖掘勘探复杂人性的基础上成功地勾勒塑造了若干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孙频的《鲛在水中央》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
在行将结束本文的论述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孙频到底为什么要把这样一部中篇小说命名为“鲛在水中央”？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鲛”。依照百度汉语的解释，“鲛”，是一种动物名，指海中鲨鱼。更进一步说，“鲛字的本义指海中动物比武的优胜者，特指鲨鱼，古代语汇用鲛字组词来表示与武力争斗有关的事物和概念。依照这样的一种理解，那么，“鲛”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所喻指的，就是被谋杀了的那位范柳亭。虽然肯定与武力争斗有关，但范柳亭最终却是一位失败者的形象。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孙频或许是在一种艺术反讽的层面上来使用“鲛”这一语词，也未可知。
2019年1月26日凌晨0时45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