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蒋蓝的《踪迹史》（上下册），是一部挑战或者革新当代散文的巨制。

相较于小说、诗歌和戏剧，散文衰退，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散文衰退，不是因为散文的碎片化，而是散文的“伪文化化”。所谓“伪文化化”就是试图借助某一事件背后可能的文化现象或者文化遗迹，给予一种散文文化似的书写。这也许赋予了散文碎片时代某种厚重的意味，但要命的是，这种散文把散文的质感遮掩或者抛弃了。蒋蓝的《踪迹史》近50万字，通过作者多年的田野调查，翻阅大量的正史、方志，以至传说、掌故的基础上，书写出晚清中的一段最重要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物。这部大散文给我的冲击与震撼，在于作者在历史的碎片和田野的瓦砾中寻觅、发现和重构时，所散发的悲悯情怀。

《踪迹史》平行书写石达开四川转战最后就义的壮阔且悲怆的历史和一直与石达开军作战并最后活捉石达开的清军将领唐友耕的战功。作者多年在这两人足迹所达的地方作田野调查，并通过巨量的正史、方志以及相关的其他书籍资料的阅读，克服了来自清正史的褒唐抑石和后来褒石贬唐的双重意识形态纠缠纠结的陈见和藩篱。以作家独有的智慧和人文情怀，书写了我们看似熟悉却完全不一样的历史和历史人物。或许，正是这双重的挑战，才成就了《踪迹史》的成功和杰出。

“唯在某个腰力十足的人物傲然走过，蛰伏如制度铺路石的唐友耕会猛然出击，扎进他的脚底，让历史猛打趔趄。”这是作者第一次给唐友耕画像。“官至一品，依然不怕妇孺们揭黑暗老底，可见唐友耕的心胸，是大异于官场‘正朔’血统论的。”这是作者第二次给唐友耕画像。“唐友耕作为一个开鲜血染坊的‘帽顶’实业家，只要他的血管里还有一滴血在流动，他就拒绝交出所剩无几的善良。残酷的生活磨砺使得他出走的行囊像一团软塌塌的生牛皮，其实这是唐友耕揉成一团的尊严。”这是作者第三次给唐友耕画像。作者如此复杂又如此矛盾的心境，不完全因为历史中的这个人物的本来面貌就是如此，也源于作者对这个起初作为起义军投诚官、后成为起义军的终结者，又如此光鲜伟岸的人物投以的悲悯！

同样，石达开在作者的笔下也一样复杂。石可以面对投诚者下达“杀无赦”令，也能写出“虎贲三千直扫幽燕旧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新天”豪情壮志。石可以“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但石却“与植被一同荣枯”，“如同花间的倒刺，以钝刀割肉的慢，使他成了中国的切·格瓦拉”，而且在作者蒋蓝心中，“石达开一直到覆没的最后一刻，始终充溢了无法伤辱的自尊与气度”。下面这段话是极富质感的描写：“一个拥有灵魂的人，一定怀抱秘密。置身利碛堡的石达开，头上是星空的谶语，还是不漏一丝缝隙的黑铁？也许，仰望星空，就是在凝望过去。透过巫婆褴褛的衣衫，豹子双眼的炭火正在熄灭。”曾经碎片式封存在历史深处的人物，在作者悲悯的情怀中，获得到了解放和重构，因此，散发异样的光彩！

要做到“了解之同情”，光有爱显然是不行的，唯有悲悯才有可能，让历史的某一断面和历史中复杂的人物，质感般重现于当前。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理解《踪迹史》的作者为什么会对像唐友耕和石达开如此对立如此死敌的这两人投入如此的情怀。我们也不能理解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四川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历史画面，无论对于哪一方，都是那样悲怆、悲愤、悲痛和悲凉！事实上，作者投与的悲悯情怀，其主旨是想通过这段历史和历史中人物的书写，唤醒我们心中的悲悯情怀，比爱或许更珍贵更博大的情怀。

（《踪迹史》蒋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