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评张者《远水》
张者最早写的长篇小说是《桃李》， 讲的是北大校园里的事， 后来又陆续写出了《桃花》和《桃夭》， 构成“大学三部曲”。从新疆到北大， 这大概得算是张者所说的“去远方”了。到了远方，风景迥异，目迷五色，当然有陌生感和震惊感，有书写的欲望，张者也正是凭借这一系列对“远方”的书写， 成为当下重要的小说家。但很快， 张者就转过身去，将视线投向他阔别已久的故乡。2010年张者写出《老风口》 ，将 1949 年共和国建立之后三五九旅屯垦戍边、 扎根新疆的大进军， 写得回肠荡气，酣畅淋漓。从《桃李》到《老风口》 ，从新疆到北大，又从北大到新疆，对张者来说，当然是一种精神的回归。
而他在 2018 年发表的新作《远水》，正是关于远方与回归。
某种意义而言，《远水》可以视作《老风口》的续篇。三五九旅一路向西，掉队了一个马尕娃，掉队的马尕娃和他的四个战友，在胡杨树都会枯死的大漠边缘找到了“一碗泉”和湖水哺育的绿洲， 从此扎下根来， 扩编成一个连队。这连队的成员里，有大量 1959 年到 1961 年从内地一路流浪到新疆讨生活的所谓“自流求食”人员， 其中就包括从河南来的黄世云和从四川来的李幺妹。对于黄世云和李幺妹而言，新疆就是他们的远方，“一碗泉”就是他们的“远水”，这一小湾救命的泉水因此成为《远水》挥之不去的前史和贯穿始终的背景。
可惜关于远方的记忆是不能遗传的。“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口号着实豪迈，却难免有些过于父纲独断。对黄世云和李幺妹的儿子黄建疆来说，父辈的远方成了他的故乡，而每一代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青春梦想和对远方的憧憬，有“自己的那方水土”。黄建疆的远方“在嘉陵江边，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是我心中的远水”。黄建疆的所谓“远水”，又恰恰正是他母亲的故乡。有关远方与故乡、逃离与回归的辩证，从这时就已经开始了。
不过对于黄建疆这批兵团第二代而言，远方和去远方似乎是一个比父辈的长途跋涉、艰难创业更为复杂的命题，甚至有时会成为他们的原罪。小说的开篇显然是饱含深意的 ： 年过半百的黄建疆悔恨地感慨， “小时候为啥那么不懂事？为啥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地方看……”这说的是黄建疆以及他同代兵团人共同的身体缺陷，这缺陷当然是后天造成。黄建疆出生的 1963 年， 正是他的父母刚刚加入兵团，大干苦干，向大漠索粮的关键时刻。白天父母去开荒，黄建疆们就只能一个人被扔在家里。家是什么样的家呢？兵团早期的住宅多是因地制宜建起来的“地窝子”。“所谓地窝子就是在戈壁滩上挖一个坑，某一边开门，平出一条坡道供日常进出。上方用红柳枝盖着，封土。地窝子如地下室， 四壁无法开窗，只留天窗一处。”简单说，人在里面，就像在一个宽敞点的井里。井口那一窗光亮，就成为襁褓当中的黄建疆对远方最早的渴念。人类趋光的本能，或者说与生俱来对远方的向往，令黄建疆和他的小伙伴们日复一日地从屋子角落的床上，挣扎着，长久地注视着天窗里透出来的小小天空。久而久之，就成了斜眼。
现实当中的第一批兵团的第二代，是否真的多有斜眼的疾患，不得而知。但小说开篇的这一细节，显然在隐喻的层面上更具意义。后来，已经是高三学生的黄建疆在高考动员大会上动情地表示：“我们不愿意被父母当小羊羔献出去，成为一个时代的祭品，我们一定要考上大学，回口里（内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方水土。”想必在那时的他看来，那所高中，以及高中院墙之外的整个“一碗泉”绿洲，他所生所长的兵团连队所在地，都和他婴儿时代挣扎而不得出的那个地窝子并无二致。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小说的情节推动中，“斜眼”这个似乎也无伤大雅的身体标记， 足以构成黄建疆命运转折的重要道具。高三考生黄建疆希望通过高考逃离“一碗泉” ，走出大漠，到远方去，正如婴儿黄建疆躺在地窝子角落的床上，却非要斜着眼睛追寻天花板上那一窗光亮一样，是不被允许， 或至少是不被鼓励的。后者造成斜眼， 而前者则遭遇了高考作弊的指控；而之所以被指控高考作弊，又正是因为斜眼。这一情节乍看经不起推敲：如果整整一代人都是斜眼，何以只有黄建疆被指控？而作为连队创始人之一的校长又何以对此毫无体谅？但是在这里，斜眼与“作弊”不仅仅构成因果关系，还存在隐喻关系。它们都象征着黄建疆乃至一代兵团子弟想要到远方去的渴念与挣扎，以及因此而理应遭受的惩罚。只不过斜眼是落在了身体上，而高考的挫败则落在了命运里。
但心怀远方的年轻人所要反抗的恰恰是命运本身。黄建疆没有办法到他的远水去了，他的斜眼，以及后来他对校长的武力报复使他彻底丧失了一切可能。于是在此之后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破罐子破摔的故事： 他愤怒，他暴戾，他有组织地偷窃，他有预谋地斗殴，直至把自己送进了劳改中队服刑。但在此之外或许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他在那整整一代斜眼青年中威信极高，这样的威信甚至贯穿了他的一生。这显然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黄建疆正是那一代兵团年轻人的代表，他是他们愿意追随的行动楷模，也是他们所认可的理想人格。黄建疆所做的事情并不全是胡闹，他对于远方的痴迷也让他成为兵团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托人为李红柳从上海带回来的墨镜成为兵团的一时风尚，更为斜眼青年们带来了福音——原来因为远方而产生的疾病，唯有远方之物能够遮掩与治愈。而黄建疆的人格特征或许从他驯服的那头草驴金花身上可见一斑——不得不说，这真是作者促狭而精巧的一笔——在“一碗泉”，草驴金花只和黄建疆熟悉，只愿被黄建疆驯服，在他们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共通性。这匹性情高冷的野驴终其一生都拒绝与那些温良的马和家驴结成良配，而只想跟野驴搞对象。它认为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而属于远方。与之相同，黄建疆的种种顽劣实际上也是他肉身无法出走之后的另一种选择。他要在精神层面使自己外在于“一碗泉”的人们，外在于兵团连队的这一小块绿洲，这让黄建疆像是一个不肯屈服于命运安排的悲壮英雄。因此张者所讲述的，绝非是一个不良青年的故事，而是另一种有关远方的叙事。这个远方不是在物理空间上向四方延展的，而是在心理空间向内深挖的。
但黄建疆终究还是被规训了，规训他的恰恰是那个我们永远无法揣度其伟大的广阔物理空间。劳改当中的黄建疆终于实施了一次向远方的逃亡，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浩瀚无边残忍地向他提示了人类个体的有限性，黄建疆故事的悲壮正是来自于这里。当黄建疆在逃亡第二天，停在沙丘等着余明德带人来将他捉拿归案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已经被规训了。当他一次次津津有味地向犯人们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如闹剧般的越狱时，他一次又一次地复习和巩固了自己的屈服。而当最终他从监狱出来， 乖乖接受了兵团分给他的“责任田”——那湾名为“一碗泉”的湖水，并始终守着那里发呆、老去时，当年那个充满戾气要去远方的黄建疆就已经不见了。小说的上部在这里结束，实在恰如其分。
黄建疆被打败了，这让他不再是一个悲壮的英雄。悲壮的英雄只能被摧毁， 不能被打败。小说也因此不再是一出悲剧，而变成了成长小说。值得探究的是，究竟是什么教育了黄建疆，使他发生转变，或者成长？如果只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濒于死亡的经历让他屈服，那么只能说明黄建疆自始至终都是个外强中干的怂货而已，是一个虚假的英雄，从而令小说的上部和下部都同时失去意义。在小说中，黄建疆是这样描述自己的思想转变的： “我逃进大漠的第二天就弹尽粮绝了，再节约用水，也不够喝啊。我当时就后悔了，为啥跑呢？我就想余队长肯定会带人来追我的，说不定还带着警犬。咱们兵团的装备那么好，犯人逃跑是大事，说不定天上还有直升机。”如果地窝子可以视为大漠中兵团生活的一种隐喻，那么对黄建疆而言，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这个劳改中队当然也具有同样的隐喻功能。自然环境的恶劣提醒黄建疆，他必须依赖劳改中队才可以在这里生存下去 ； 当然也就同时提醒了他其实他整个生命早就和“一碗泉”绿洲，和兵团，紧密联系在一起。弹尽粮绝之后坐在沙丘上等待救援 / 追捕的时候，黄建疆才会意识到，对远方的渴望并不足以支撑一个人抵达远方——他首先要存活下去。正如若没有马尕娃，没有黄世云和李幺妹，没有“一碗泉”这样一块绿洲庇护着他，他无知无畏的青春时代便不可能那样特立独行，飞扬跋扈。远方诚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粮食和水。而这整个绿洲， 甚至兵团所在的所有土地上， 大概除了他们那一批浪漫地幻想着远方而不可得的青年以外， 都在为粮食和水竭尽所能。 小说并没有真地告诉我们在命悬一线的时候， 在那短暂而漫长的两天里， 黄建疆的精神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剧烈变动； 我们只是看到此前与此后的黄建疆判若两人。 从监狱出来之后，他娶妻，生娃，认真地生活。他发现自己没有什么收入， “靠喝凉水是填不饱肚子的”——当然他此前也从来没有领到过工资——但这次他没有再去偷窃，他开始老老实实地工作了。
好吧，我承认，无论如何这都还是像一个英雄末路、被降格、被平庸化的故事。但升华发生在小说的下部，发生在黄建疆成长，或者说回归到一个平常人之后。平常人黄建疆养过牛，打过炮，干的最长的工作大概是巡逻。在一遍又一遍巡视这片土地的时候，黄建疆悄然地完成着自己空间认同的转变。最初他所渴望的远方在嘉陵江边，或可能是任何一个大漠以外的地方；后来他希望以某种独特的人格特征，在平庸的人群中标识出某种精神性的远方 ； 而像很多经历过幻想与自信的人们一样，他最终将会发现真正的光亮与天空的确不在于广度，而在于深度，但却并非一己的深度，而是自己所在的那一整片土地的深度。就像保罗 · 柯艾略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所讲述的那个老掉牙的道理一样 ： 真正的宝藏往往是在自己出发的地方。只有在看似平庸和熟悉的惯常生活中默默守候和行走多年，才会发现自己曾经寄望于远方的所有憧憬，实际上并不遥远。或者说，它不在空间的远方，而在时间的远方。
因此最终黄建疆的升华并不是个人完成的，而是和他所生长的土地一起完成的，是和小说中对于“远方”的辩证一起完成的。或许可以与之对照的还有那个小说中长期隐迹，最终却突然出现的艾力江 ： 他倒是去了那个空间的远方，但是远方不但有嘉陵江，有远水，也可能有邪恶。
多年之前，海子那首流传甚广的诗歌中，就动人地表述过关于远方的辩证法：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 /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 / 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 /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 只身打马过草原。”（ 《九月》 ） 诗人从江南之地出发，一路向西去寻找远方 ； 他所寻找的远方似乎正是黄建疆的故乡，而黄建疆的远方却在东边。从一个远方抵达另一个远方，才会发现远方如此复杂： 景致的空荒，众神的邈远，岁月的映照，琴声的呜咽，乃至于只身打马的身影，以及野花与风，共同构成了远方。在这样的远方面前，是归人还是过客，是他乡还是故乡，是坚守还是出发，又有什么区别呢？海子的空间旅行和黄建疆的人生历练， 最终都让他们意识到， 远方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正因为此，它又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一片土地的魅力、宝藏与浪漫，正在这土地本身。所以当年过半百的黄建疆悔恨地感慨“小时候为啥那么不懂事？为啥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地方看……”时，他和海子一样，都“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了。当然，在“一碗泉”或许没有草原，只有沙漠、绿洲和一湾用不尽的湖水。——但如果一切都在辩证当中，谁又能说这里没有草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