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事物》：存在之境与精神还乡
读玉珍的诗，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青春年少的模样，美丽的脸庞、清澈的大眼睛，坐在农家小院里逗小狗，躺在自家屋顶数星星，在星罗山上放牛，在村里的大树下做梦，在田野里狂奔……这一切多么美好又亲切！当我写下这些文字，脑海中出现那些画面，实际上已经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是的，我和玉珍一样，有着自由自在的童年，我们是山野的孩子，是阳光雨露的孩子，是星星的孩子，过着物质相对贫穷而精神异常富足的生活。我们看到的景物如此相似，经历的人事如此雷同，甚至让我觉得她的诗歌不是她一个人的，也是我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财富。
作为这组诗的总标题，“看不见的事物”所指是什么？这是我阅读时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始终萦绕于怀，需仔细斟酌的一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认识这个世界和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成为人存在的根本使命，是人脱离动物性的首要任务，人与物似乎成为永恒的对立面，物我两分的二元对立思想亦由此而来。“事物”存在有其客观性，然而如果不被人看见，其存在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作为存在的主体，人具有选择如何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权利，“事物”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有两个：一是事物本身拥有不可见的属性；二是人的参与，是人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所以我们分析这组诗时，要从这两个方面去探讨“看不见的事物”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何会让人“看不见”。从时间的角度看，“看不见的事物”要么存在于过去，要么存在于未来，虽然当下也存在这样的事物，但显然这组诗里描述的，无论具体或抽象，更倾向于前者所指，最后一首“我所向往的未知的葱茏”可以看作是诗人遥望未来的一种姿态。从空间的角度考虑，“看不见的事物”存在于诗人的目光无法触及，身体早已离开而精神却驻足不前的那个地方。那些事物即便看不见也不断地被提及和言说，让她魂牵梦绕。通读全组诗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便是“故乡”，看不见的事物便记忆中的“童年”、“父亲”、“星空”、“星罗山”、“楼山坡”、“乌拉河”……依上所述，诗人选取这个标题是经过认真思索且有明确目的的，一个中心主题逐渐浮出水面，即“回到过去”，“回到童年”，回到诗人生命之旅的出发点和灵魂的最终归宿——永远的故乡，或者说回到一个现代诗者的存在之境。
一、精神“还乡”与灵魂“守望”
“还乡”是古今中外文学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命题。海德格尔曾说：“诗人何为？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1] 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精神的发源地，是诗人永远无法穷尽的记忆宝藏。玉珍的这组诗，甚至她的绝大部分诗都带有“还乡”的主题色彩。然而，漂泊在故乡之外，早已在城市群落中迷失自我的诗人要如何回到故乡，回到曾经无比熟悉的群山的怀抱呢？也许是出于习惯、下意识的本能和一种心灵感应，玉珍的眼光在寻觅天边那颗闪亮的“北极星”（本组诗中的第一首），它“永远在那里。它永恒不变”，它可以为诗人指明方向。
玉珍曾在散文《我与星辰》中写到：“春去秋来乾坤变幻，无论你何时何地仰望天空，星辰永远在那里。它永恒不变。如果让我举例这世上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待你都始终如一永恒不变的事物，我首先会想到星辰，其次是爱。”“在北面群山的尽头，最清晰的一颗星永远在那里，它似乎总是最早升起，最为明亮，那是北极星。每天的傍晚我都会在门前看一看北极星，当它升起来时，就代表黑夜即将到来。因为它的存在，我永远知道了天空中的方向，知道哪里是北哪里是南”。[2] 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干完一天的农活后往往已是漫天星斗，星星为漆黑的夜晚带来微微光明，帮助人们指认方向，找到回家的路。“当我从寂静的楼山坡下来/清凉的星星，钻石般躺满了天河”，许多人心中有类似的记忆。大自然的美景不仅能驱赶身体的疲惫，还能治愈灵魂的疾苦。“天空真美啊/让人想痛哭一场”，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灵震撼，看见最纯粹最真实的美时忍不住要放声大哭，就像在最信赖的人面前毫无保留地释放自我。
提及年少时放学晚归，玉珍曾说：“我全是靠着星光回家的，这几乎成了山里长大的孩子不以为然的一种能力。”“我常常因为找不着牛而在山野间转悠到天黑才回家，全是凭借直觉和星光找到路。”[3] 所以说玉珍对星星、星空有一种本能的依赖，这种依赖就如一个孩子对父母的情感，是一种精神的皈依和信仰。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被现代工业文明所破坏的最原始而古老的人类情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例证。“北极星，我永恒的北极星/此刻在山顶望着我/像一只哭过的动人的眼睛”，看到北极星，就如归航的水手看见港湾的灯塔，就如漂泊的游子看见“父亲在井边抽烟/不停吐温柔的烟圈”。北极星是诗人心目中最可信奈的“事物”，是父亲般的存在，是她精神“还乡”的引领者，永远在故乡的山顶“守望”孩子的归来。然而那眼睛分明是哭泣过的，诗人自己的眼睛也一定早已湿润，因为一切都“看不见”，只是记忆和幻想，是一次次无可奈何的精神还乡，是远隔千山万水的彼此“守望”。
在接下来的《归隐》、《时间望向我》、《从寂静的楼山坡下来》和《未知的葱茏奇遇》几首诗中均可见诗人不断走向童年、走向故乡和亲人的步履。如“候鸟隐入丛林，丛林隐入夜晚”，我“隐于家族疲惫的/鼾声，用一次休息返回童年”。回归出生之地，隐入家族的历史中，甚至退回母亲的子宫，因为那无疑是诗人强大无比的精神支撑和蓬勃诗意的灵感来源，因为那里有“群星与野花”、“干净的冬夜”、“萤火中的光芒”和“美丽的天空”。尽管生活清苦，父亲还在劳作没有回家，母亲也在“遥远的地方”，“我破烂的衣角还没谁为我缝补”，但是在故乡的怀抱中，有灿烂星空的陪伴，诗人的心灵仍然是愉悦而富盈的。
二、理想的“灯塔”与沉默的“事实”
不可否认，玉珍的许多诗歌都给人一种与其年龄和阅历不相匹配的沉重感和虚无感。她喜欢提及死亡，如《只有死亡像极了我的沉默》、《深夜里死亡的白雪》、《死亡与记忆之门》，这些都是她诗作的题目，但她坦承“原谅我常常写到死亡”，因为要从“那黑暗的笔锋中/攫取到得意的光明”，她勇敢地向死亡挑战，“将死亡撂倒在白昼”，她宣称“死是不需要战胜的，死只是个仪式，需要战胜的只是自己/自己是自己的上帝，自己是自己的死神。”她承诺“我会认真度过此生，因为爱/我会爱着度过此生，因为认真”。[1] 因此，当有学者认为玉珍“过早地发出了关于虚无、孤独以及死亡的黑色叹息。”如“恍惚的夏日，恍惚的策兰之黑”[2]时，我不置可否。并非人人都需要经历如诗人策兰般的悲惨命运，被抓进纳粹集中营并奇迹般地存活下来才能认识到生命的本质与恶。死亡与黑暗就如生存与光明，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存在的悖论”，是人人迟早都要面临的命运之神的裁决。诗人，作为最为敏感和生性良善的群体，自觉承担人类命运的探索者与诘问者也是情之所至和理所当然的。
诗人安琪也曾发出类似的疑问：“作为一个尚在校就读的90后，玉珍的诗作有令人震惊的沉痛悲悯，关于生命、关于爱。玉珍的语言有令人震惊的沉稳老练，她似乎一下子跃过了稚嫩而直达炉火纯青。这个女孩到底有着何种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她迄今的行程经历了哪些刻骨铭心的失望和打击？她彻骨的厌世厌人厌己情结从何而来？以她如此看透世事之心之眼如何和周围的一切安然相处？”[3] 我认为这种“沉痛和悲悯”，这种“刻骨铭心的失望和打击”恰恰来自于诗人对世界和生命的爱，对真理和理想的不息追问与探寻。如果说玉珍的诗有“厌世厌人厌己情结”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否则她怎会有“跑向田野”的激情，有“热爱这水落石出的一生”的“宁静”情怀，怎会有“那时我在山坡上放牛”，“我的心纯净得像个仙女”的悠然自得，她曾称自己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孩子”。[4]
实际上在这组诗中，频频望向“我”的不仅有北极星，还有“时间”（见《时间望向我》），还有“生死”、“记忆”、“伤痕与复活”、“死人与活人”、“被粉碎过的梦想”、“被惊吓的孩子们”、“疼痛的泪水”、“无数相似的孩子”、“哭泣的我”、“那裂开的镜子”、“陌生的太阳”。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意象排列，隐藏着有一条内在的思考逻辑，也许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笔者则从中看到了诗人或者说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时间望向诗人的同时，也是诗人回顾生活的时刻，一切都仿佛在“一瞬间”回来了：充满“群星与野花香气”的记忆，经历的苦痛与伤痕复活了，死去和活着的人们向“我”招手；梦想虽然破碎如镜子，孩子受到惊吓，“我”仍在哭泣，可“我”依然在陌生的太阳下，努力“拼凑”自己。由此可知，诗人在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可不想与时间为敌，与自我为敌。时间是“爱我”的，因此即便需要“如此漫长”的一生去修复它带给“我”的苦痛或伤害，“我”依然无怨无悔。时间也属于“看不见的事物”，诗人用一系列看得见的事物使之呈现，这些事物或颓废或令人伤感，但诗意的最终指向是明朗而充满希望的。要不然，诗人也不会在《归隐》一诗的最后说：“所有人都睡了，昏沉如死亡的假象/真理在其中秘密地躲藏”。死亡只是假象，不管这假象是源于生命的本真还是人类的美好幻想，我们都不应该丧失前行的勇气，真理就在这假象之中隐藏，它既是理想的“灯塔”，也是诗人最后的灵魂“守望”。
随后的《事实》与《琴手》两首诗似乎游离了精神“还乡”的主题，与“故乡”、“童年”渐行渐远。然而，我们不妨认为这是诗人暂时从精神游离和美丽幻想的状态中回归现实的一种状态。现实终究和理想存在巨大的差异，现实或者说“事实”往往有着铁一般的坚硬和冰冷。“艰难”——诗人不断重复这个词，“说出事实”比“知道事实”艰难，“逃避”事实同样艰难，而“强忍”比“残忍”更为艰难。玉珍在这里尝试说出的不是个人经验，而是人类的普遍存在状态，是存在之境。对存在的追问由来已久，柏拉图说“理念”是最真实的存在，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海德格尔说“存在先于本质”，黑格尔一再强调“存在即合理”。黑格尔并没有给存在本身添加任何的限定和修饰，什么样的存在或“事实”才算合理？难道我们要把善与恶、卑贱与崇高、黑暗与光明混为一谈？难道我们要乐于接受所有的不公与欺骗，要原谅所有的“战争与死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此我更倾向于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在《局外人》中所说的一句话：“我的灵魂与我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玉珍诗中的所谓“事实”便是“存在的真实”，她之所以选择“沉默”并不是因为不知道秘密，“我的嘴”就是“真想的主人”，而是在清楚存在的悖论后自由选择的结果。萨特就主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有选择的自由，人应该追求的就这这种自由。所以无论是玉珍选择沉默和寂静，还是 “琴手”选择“弹奏昼夜”，忠实记录人世沧桑，都应该是人主动。
三、做一个永远仰望星空的人
面对事实，有人选择沉默，有人选择呐喊；有人选择回到过去，开始精神的还乡之旅，有人走向未来，迎接“未知的葱茏奇遇”，这是我们存在的自由，这也是诗人玉珍的自由。最后一首诗是诗人打通过去、现在、未来，试图达成某种统一和谐的尝试。“童年快被用尽了”，被“提前消耗了”，可“我还想回到过去”，童年的“未完成的事业”是什么？是尽情在故乡的怀抱嬉戏，享受阳光雨露的馈赠，在屋顶数星星，在田野里放牛，割草，奔跑歌唱，做一个光明的孩子。而这些和成长后的现实“隔着巨大的沟壑”，使“我感到一种失去的惊惶”。诗意行进至此已进入尾声，表面上诗人还有无限的失落和怅惘，未来难以预知，然而“我”还是愿意“完成一种蜕变”，不管那“盛世的花朵”是否真的会“从荒原里生长”。一种潜在的意义转折悄然发生，未来是什么？是“看不见的事物”，也是万物生长的希望，是“我向往的葱茏奇遇”。断断续续的时间叙事在这首诗中终于连接成一条清晰的线，诗人携带者语言在这条线上心存疑虑、惊慌失措，但终究还是将目光伸向遥远的未知。
如上文所述，这组诗是诗人玉珍的一次精神“还乡”之旅，也勾勒出一位现代诗者，或说所有现代人的存在之境。时代洪流滚滚向前，史无前例的变化就好像在一瞬间发生：城市在扩张，乡村在退缩；街道两旁郁郁葱葱，田野却荒芜哭泣；霓虹灯挤兑浩瀚星辰，高楼把魔爪伸向苍穹，喇叭在怒吼，灰霾在肆虐，人选择沉默……这是诗人玉珍眼中的“荒原”，也是诗人艾略特眼中“荒原”。艾略特在《荒原》的最后告诫人们“舍己为人。同情。克制。”，才能使世界再次充满生机活力，人们获得永久的“平安”与宁静。而笔者通过阅读玉珍的这组诗歌，以及她写下的许多其他文字，不禁想起康德的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做一个良善的人，永远仰望星空，保留最原始最纯真的情感，我们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最后以荷尔德林这首诗作为结尾，我想是十分恰当的：
“当生命充满艰辛
人或许会仰天倾诉：我就欲如此这般？
诚然。只要良善纯真尚与心灵同在，
人就会不再尤怨地用神性度测自身。
神莫测而不可知？神如苍天彰明昭著？
我宁愿相信后者。神本人的尺规。
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
我是否可以这般斗胆放言，
那满缀星辰的夜影，
要比称为神明影像的人
更为明澈洁纯？
大地之上可有尺规？
绝无！”[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