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蒙论》以时间为线索，以王蒙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为中心，进行了一番细致入微的重新解读。比如对20世纪50年代书写的《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两部作品，王春林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写于60多年前的《青春万岁》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魅力不减，主要在于书写对象、书写主体、社会形态三位一体的青春体验的真实性，使写作溢出单一意识形态框定的圈圈，不自觉地触及了生命本身的永恒母题：青春的迷茫与忧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是“现实批判、浪漫书写、人性循环”的组合，而这一切的感觉，都来自于文本的细致阅读，都是从文本细节中自然而然地合情合理地得出来的。例如对王清泉这一人物的分析，王春林指出，王清泉被指认为官僚主义，起码是有误指的。从小说细节中，王清泉的问题主要是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问题。于是，王春林认为，王蒙在有意无意之间溢出时代意识形态框限的同时，却也触摸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务虚与经济生产效益之间一种隐在的矛盾冲突。

最为精彩的是王春林对《活动变人形》的解读。关于《活动变人形》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大部分的观点是“审父意识”，不过这一“审父意识”审的是什么却语焉不详。作者认为，从主题意蕴上看，《活动变人形》具有双重文化批判主题。“所谓双重文化批判主题，其第一重是指对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这一重主题集中通过倪吾诚这一人物形象体现出来。其第二重，则是指对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批判，这一重主题，集中通过姜氏母女三人体现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人物，乃是倪吾诚的妻姐姜静珍。”我觉得，作者发现的王蒙“审父”是作为革命者的儿辈倪藻对作为启蒙知识分子一代的父的“审视”的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作者说：“王蒙站在革命知识分子的立场，毫不犹豫地宣布了启蒙知识分子倪吾诚的死刑。”春林认为这对于小说思想艺术深度是一种伤害。对于这样一个观点，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我觉得，作者把倪藻的视点完全等同于王蒙是不完全正确的，实际上，在倪藻之外，还有一个作者即王蒙的视点，王蒙不仅在审视倪吾诚、姜氏母女及赵尚同，也在“审己”——倪藻和自己所认同的“革命”，也就是三重审视：反思启蒙、反思传统，也反思革命。王蒙既肯定了启蒙的必要性，也反省了启蒙的理想化与空幻性；王蒙既肯定了革命的必然性，同时也反省了革命之后的极端性带来的问题。王蒙讲述的故事虽然是个老年间的故事，但王蒙讲述故事的年代却是在80年代。80年代中期，当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当启蒙变得神圣无可怀疑，而革命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却遭到一定程度怀疑的时候，王蒙的这种反思，就显得异乎寻常，这难道不是《活动变人形》的思想艺术深度的体现吗？无论如何，我对作者提出的问题和发现是颇感兴趣的。在《王蒙论》中，作者较真的地方很多，比如“组织部三轮车夫不要钱”的问题，“苏宁举报父亲而遭受毒打”的问题等等，我很欣赏这种较真的精神，这是一种求真意志，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应具备的品格。求真意志，是说一个好的批评家必须秉持自己敏锐的判断力，不随波逐流，要大胆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不管这种声音是否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议和反对。我认为作者的文学批评基本属于感悟式批评，这是有深度的感悟，这种深度在于他对作品全身心的生命体验的投射。王春林的文学评论是及物的评论，是葆有激情的“我”的“感悟”。将“自我”的生命体验投入作品，使得作者的批评文字饱满而坚硬。

《王蒙论》虽然是一种个案研究，但也充分显示了作者写史的意识自觉。这与他长期以来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追踪式的批评有关。比如1987年作者就开始了对王蒙的文学批评，王春林追踪研究有关王蒙小说的评论就有十几篇之多，可见，这种研究是有着充分准备的。王春林用史的眼光前瞻后顾，因而使批评视野开阔、言之有据。在第十一章《“说出复杂性”的“反现代化叙事”——以〈青狐〉为中心》中，作者不断地把《青狐》与“四个季节”系列小说进行对比，认为王蒙“衰年变法”是试图超越“季节系列”小说艺术方式的不断探索精神的体现，并认为《青狐》在结构上超越了“四个季节”系列小说的单一结构，而变为复线结构。作者认为王蒙在80年代的创作，属于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而到了《青狐》，王蒙的创作演化为了“反现代化叙事”，王春林说：“如果说，1980年代的王蒙的确是一位真诚热情的‘现代化叙事’者，那么，也可以说，王蒙是在经历了差不多20多年的人生经验的震荡与冲击之后，在经历了20多年痛苦与欣悦相伴随的艰难曲折的思想历程之后，才最终走向了以怀疑否定为基本特征的一种‘反现代化叙事’的。”

我说王春林具有史的意识的第二重意思，是指这部专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把王蒙及其创作历史化。比如对《蝴蝶》中有关海云人物原型——孙丽生的考证，就有点历史索隐的意思。在谈到《活动变人形》的章节中，王春林把这部小说的发生，放置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思潮中来考察，并对其中的“父—子”冲突模式追溯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来比较，就十分清楚地显露出王蒙小说的文学史定位。王春林就是这样，纵横捭阖，以不争的史实，证明了“王蒙确实是当代中国文坛少见的取得了多方面成就的杰出作家。如果以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来表达的话，那么，我想说，王蒙是个海，一位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如同海一样广阔的作家。……王蒙的多方面的文学成就，是当代的其他作家所难以比肩的。”当然，作者在史的比较中，也发现了王蒙的局限性，比如对《闷与狂》中“精神犬儒”的批评，对王蒙晚年文化心态的分析，认为王蒙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与追捧，是远离了知识分子的现代启蒙精神等。尽管这些结论还有过分武断之嫌，但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的这种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