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 聚焦现实题材戏曲创作
编者按：现实题材是当下戏曲创作的关注点，也是始终伴随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课题。现实题材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均因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人民生活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进入新时代，国家层面的扶持、各级政府的鼓励尤其是资金和评奖的大幅度倾斜，都为现实题材戏曲创作提供了更好的机遇。近年来出现的很多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优秀现代戏作品，彰显现实题材戏曲创作实力的同时也为推动中国戏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做出了新的努力。在新时代如何进行现实题材戏曲创作，如何学习经典、传承创新，推动现实题材戏曲的繁荣发展？如何扶植现实题材戏曲的创作生产、普及推广和理论研究？
本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聚焦现实题材戏曲创作，邀请王馗、傅谨、姜朝皋3位专家、剧作家，以笔谈的形式从理论和创作等方面对现实题材戏曲创作进行比较中肯的学术探讨。
戏曲现实题材需要深度把握时代性和人民性
王 馗
“现实题材”创作是中国戏曲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遇到的艺术挑战，也是中国戏曲在现代创造、总结和提升时必然遇到的艺术机遇。从上世纪50年代倡导现代戏创作，到本世纪初进行的戏曲非遗保护，两种实践看似形成极大的反差，但都指向一个终极的戏曲创作目标：活态传承和有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涉三个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际都有序地体现到了中国戏曲众多剧种的艺术创作中；中国戏曲在面对不断更新和转型的时代需求时，用不断拓展的艺术创造和优秀作品见证了三种文化在戏曲艺术体中的连续贯通。应该说，两种实践在外在的政策理念引导下，实际都在艺术内部自觉地进行着积极的现代化拓展，这甚至是中国戏曲艺术规律和发展历史使然。戏曲现代戏不是上世纪50年代的突然变现，其源头可以追溯至近代时装戏，甚至是戏曲在孕生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化创造规则；而戏曲的传承保护也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突然诱发，其实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戏曲发展，甚至在戏曲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一以贯之。因此，让戏曲鲜活地生存在变化的时代和人民中，这始终是戏曲年轮更迭时的文化使命。
当然，戏曲的现代化不是艺术形式的此起彼消，而是在艺术累积中进行艺术体系的扩容；不是所有剧种的同质化群趋，而是在文化多样性中保持艺术品格的独立；不是艺术创作的标新立异，而是在坚守戏曲本体规律中恪守艺术理想的引领。这一文化使命既体现在优秀传统剧目的常演常新上，也体现在优秀现代戏的成熟创造上。应该说，传承传统和现代发展对于戏曲而言，都面临着现代性的赋予和现代化的提升，这正是戏曲的时代性所在。传统要在一代代戏曲传承人身上焕发艺术活力，需要借助一代代戏曲创作者来形成新的规范和新的艺术拓展，甚至会让成功的新创演变为新的“传统”；而“现代”体现在戏曲创作者与时代不可割舍的联系中，需要在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化命题基础上，呈现出戏曲本该有的传统底蕴和深厚功法，甚至将旧的传统蜕变转化为新的表达方式。戏曲丰富的艺术实践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近40年来出现的尚长荣“三部曲”的代际传承、宁夏现代秦腔“三部曲”的创作、张曼君导演的现代戏创作现象、晋剧《富贵图》创演30年演出超2000场、蒲剧现代戏《土炕上的女人》创作演出超千场、昆曲《牡丹亭》的多版本演出、上昆《长生殿》《临川四梦》的巡回演出等等，都显示出活态传承与有序发展作为戏曲艺术一体两面的辩证转化。这些成功的实践正是这个时代所赋予的切实作为。
必须看到“现实题材”依然是戏曲现代化进程中的艺术命题。国家艺术基金从2014年开始申报，即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现实题材作品创作和展览、演出，列为年度资助重点，其中现实题材项目总计资助资金约5.8亿元。在文化部艺术司的统计数据中，现实题材作品在近5年共有1195部，其中京昆类22部、地方戏类642部。显然，超过650部的戏曲现实题材已经走在实践领域的前沿，如何更好地创作出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是当前摆在戏曲实践领域的重要任务。虽然“现实题材”与“现代戏”的范畴尚待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聚焦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表达，尤其是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现实生活，应该是“现实题材”创作的核心内容。
当前现实题材创作比较严重地存在对戏曲艺术规律忽视的问题。中国戏曲的艺术创作在剧种重点院团和基层院团、在专业院团和民营院团、在艺术名家和一般性从业者等范畴中，存在着极大的艺术差别；而戏曲剧种对于新题材的驾驭，在大戏和小戏、在大剧种与小剧种、在跨区域剧种和小区域乡土剧种等范畴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水平差异。不能尊重和考量这些客观条件，戏曲现实题材的创作就很难将剧种、剧团乃至戏曲从业者的艺术积累予以充分张扬，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中出现的偏重刻板的道理宣教、偏重夸张的英模歌颂、偏重不当的剧目投排、偏重即时性的政策附庸、偏重粉饰性的艺术再现，都造成大量的现实题材作品缺少足够的艺术质量，缺少观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这种对艺术规律的忽视，实际消减的是戏曲与人民在千百年来形成的趣味沟通、情感融汇、精神互渗。特别是在众多现实题材作品中，每每能够看到空洞的口号宣传、抽象的观念赋予，这都来自创作者对于人民生活和情感的疏离，说到底，不能按照戏曲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不能符合人民喜闻乐见的要求，不能创作质量上乘的精品力作，戏曲缺失的正是赖以生存的人民性，这必然也会限制并影响戏曲时代性的表达和引领。提高现实题材创作的艺术质量，实际就是切实提升这类创作的人民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戏曲现实题材创作而言，时代性和人民性决定着戏曲现实题材创作应该始终追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用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标准来尊重并引领观众的审美。这是中国戏曲永葆青春活力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曲研究所所长）
为时代放歌 为人民立传
姜朝皋
现实题材戏剧创作是当前一个热门话题，作为剧作家，如何创作岀有着高尚价值追求、积极思想内涵和丰富文化底蕴的现实题材作品，既是时代需要，也是责任担当。
当代空前活跃的社会现实为戏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但并不等于有了这“源头活水”就能酿造岀醇浓醉人的艺术美酒。剧作家需要理智地从现实土壤中，站到历史的瞭望台上，从人类发展和时代前进的高度，审视和捕捉当下生存、生命折射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投影，来描绘现实。我从个人的创作实践中，生发出如下几点体悟。
选材要严。选材首先是要考虑题旨的现代意识，有人说我写的是现实题材，还会没有现代意识？这不一定，现代意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作者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一种体现。另外要选择符合戏剧美学特征，能进入戏剧叙事言情的题材。不是什么题材都可以拿来写戏的。现在有不少这样的情况，组织者要求戏剧服从和服务于现时具体的政策和宣传，比如说上面强调扶贫，于是作者都来写扶贫，上面说要宣传英模人物，便都来写好人好事，造成同类型的题材一窝蜂上，这就带来大多作品出现同质化、浅显化的现象。还有各地都讲努力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有的就理解为划地为界，作品必须是本地、本土的人和事。这就使作者题材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作者的创作主动性越来越小。文学艺术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纵观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哪里有地域界限？有些题材从宣传角度看确实很不错，但却不宜用舞台剧去表现，原本生活中很感人的事放到舞台上反而缺乏感染力，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从创作规律上讲，创作题材一定是作者所熟悉的生活而且是真正有感而发的。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你创作那么多剧本都是你自己要写的吗？我坦言，不全是，甚至大多数签约作品都是命题作文，是邀请方选定了题材来找我的。那怎么办呢？这里有四种情况。一种是对方要我写的题材正是我要写的题材，比如前不久在北京举行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开幕式上演出的婺剧《鸡毛飞上天》就是。我当时正想写一出表现城市改革开放的戏，而浙江义乌从当年的挑货郎担鸡毛换糖到世界商贸名城，是城市改革开放的典型，正好相关部门找上门来请我写关于义乌的戏，双方一拍即合。第二种是实行转化，把你要我写变成我要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越剧《马寅初》。开始我并没有思想准备，后来被马寅初一生求真理、做真人，坚守学术良知，为维护科学真理而宁折不弯的浩然之气深深感动，于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第三种是对邀请方设想的题材进行改造、提纯、开掘和深挖，让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如采茶畲歌戏《热血山哈》、赣剧《青衣》。第四种就是我认为不适宜用舞台剧表现的或者我自己驾驭不了的题材不勉强接，婉言予以谢绝。
文学艺术的使命首先是歌颂真善美，但并不等于所有作品都一味粉饰太平，把文艺作品一律变成青词贺表。在歌颂真善美的同时，文艺还要批判假恶丑，对社会转型期那些阻碍时代前进、影响社会发展的不良现象我们必须揭露、抨击和批判。借魏明伦先生的话说：要报答党和人民的恩德，“笔下的作品应该是赞美不溢美，报喜也报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是民族先贤传下的优秀品格。习总书记在怀念作家贾大山时深情地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还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所以我们的戏剧不能失去忧患意识和批判的锋芒，应该是立足本土，放眼九州，以宏观的视野、博大的情怀和独特的眼光去搜寻和捕捉有时代光彩和艺术潜力的题材，这是攀登高峰的基础。
情感要真。人们常说，作品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而真实却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作品所描写对象（客体）的真实，二是作者主观心意（主体）的真诚。客体描写的真实是相对的，而主体心意的真诚却是绝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的作品就是诚实的作品。观众最不能容忍的是作者的情伪，或曰矫情，明明没有那种感受，却装模作样言不由衷地自欺欺人，这才是最大的不真实。那种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作品是没有感染力的，而那种图解政策、概念标签式的应景之作同样是没有生命力的。真正能震撼人心的文艺作品往往意味着生命的投入、激情的燃烧，是非写不可的东西，从中能看到作者的眼光、志向、定力、修养和情怀。我创作京剧《血沃芳草》时，出品方要求的是写一部红西路军的戏，把当年英勇悲壮的历史在舞台呈现。当我掀开历史的帷幕，走进80多年前腥风血雨的河西走廊时，特别让我感动的是红西路军的女子先锋团。在战争让女人走开的军旅生涯中，她们面对铁蹄，流血裂冰、伏尸盈雪，用女性的柔弱之躯，挺起一个民族的气节和尊严。虽然她们正值花季年华，正该云鬓插花，守闺待嫁。然而，革命号召了她们，战争将她们送上了革命的最前线，她们用年轻的血液，用青春、美丽、勇敢、顽强书写出花朵般的革命传奇，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壮丽的诗篇，我是一直含着眼泪写完该剧的。后来我将其改编成婺剧《血路芳华》，在浙江省第十三届戏剧节上，荣获十台新剧目大奖榜首。可见发自心灵底蕴的火花才能呈现耀眼的光辉，发自肺腑的真诚情感才能散发暖人的热量。
立意求深。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一定包容着对人生的品味和思索。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但我说的不是一般地表现人，而是直取人生。人生，是人的历史性展开，是人动态发展的流程，是人的生命的具体实现。我创作的赣剧《青山作证》描写的是一个四面被大山包围的山村，祖祖辈辈被封闭和贫穷所缠扰，为了打通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路，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在两代三任村支书的带领下，全村老少用了整整28年的时光。戏的表层情节是修路，深层意蕴是修人。作品不仅看到一个宏大工程的艰难曲折，而且看到两代人20余年的生命，在深山绝岭中度过，把生命中的一切献给了执着从事的事业，于是这条山道便成了人生隧道，山道便有了人生的功能，从中展示出人生的壮美和人性的光华。
视角求新。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人类的火光，而创新的本质力量是对生活的思考，有没有对生活独到的发现是区别一个艺术家和匠人的分野。京剧《在路上》是正风反腐的题材。正风反腐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纪检监察人员处于战斗的最前沿，与腐败分子进行着最直接、最激烈的较量。一提到他们，人们就想到刚强正直、铁腕除污的形象，但却往往忽视了其人性的另一面。当我深入他们的内心，去触摸那些高尚心灵的律动，用人性的视角去审视时就会发现，在打击腐败分子的同时，对办案人员的心理、情绪和精神也是一种严重的折磨，遇到打不开的缺口和瓶颈以及来自各方干扰时，那种艰难痛苦就像在沙漠中跋涉。尤其是发现案件跟亲情友情相缠绕时，这种心理情绪更会强烈产生。一方面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担当，另一方面是深深的痛惜和伤感，由此我感到应该在这类作品中深刻表现其真实人性化的一面，使人性中美好的品格从各个层面闪耀出更加耀眼的光辉，这便有了新的意蕴。
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砥砺前行，努力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佳作。
（作者系国家一级编剧）
现实题材戏曲剧目要攀登新高度
傅 谨
现实题材戏曲剧目创作是当代戏曲发展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出现的多部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优秀现代戏作品，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戏曲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有力推动了戏曲事业的发展，而且正在逐渐改变戏曲领域古装戏和现代戏的剧目质量严重不相称的现象。
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创作需要努力继承中华民族戏剧的美学传统，要有对戏曲传统的价值与魅力深刻的情感与文化认同，已经在戏曲界逐渐形成共识。戏曲的传统经典包含了戏曲最重要和最有效的舞台手段，是戏曲化的叙事、音乐和表演的重要宝库，戏曲现代戏创作的成就离不开对戏曲传统的有效传承，背后是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化用，这也是毋庸置疑的道理。只有努力按戏曲化的原则创作演出，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才有可能为观众所接受并得到观众喜爱，才有持续的美学价值，才能确保新时代的现代戏在戏曲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现实题材戏曲创作要有新高度，关键是要继续解放思想，要让戏曲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进步相适应。戏曲究竟不只是身体技艺的展示，还需要通过故事与人物感化人心，那些永恒的经典作品更有超越时代的深刻思想内涵。因此，戏曲现代戏只关注舞台技巧领域的继承与创造是远远不够的，堪称高峰的作品更需要戏曲艺术家对历史的洞察和真理的揭示，以及触摸人性的深度和人文情怀。豫剧《焦裕禄》、京剧《浴火黎明》等现代戏作品都是深具启发性的典范，前者并不满足于在舞台上复述主人公带领群众治沙和顽强抵抗病魔这些事迹，作品将这位家喻户晓的模范县委书记放在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塑造了一位不顾个人沉浮而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有思考、有担当的干部楷模，为这个老题材倾注了新的内涵，还启发了芗剧《谷文昌》等一批新的戏曲现代戏作品；后者首次把重庆地区中共地下党中被捕后一度动摇的人物置于戏剧主人公的位置，通过范文华这个戏剧人物的转变强化了人性的复杂和地下斗争的艰难，在承认人有“七情六欲”的基础上去张扬正确的人生道路与选择，让革命历史题材戏剧作品的人物塑造闪耀出更富人性色彩的光芒，从而与众多《红岩》题材作品相比独具一格。秦腔《西京故事》和湘剧《月亮粑粑》都把目光投向教育领域，前者揭示了大学里贫困学生的境遇以及他们所经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后者更直面当代贫困山区代课老师的无私奉献与菲薄待遇之间强烈的反差，两部作品都通过感人至深的舞台呈现，让观众受到极大的情感冲击，借此引导人们对教育现状的深度关切。这些优秀的现代戏作品无疑体现了戏曲界对历史与现实的新思考，它们在努力让现代戏走出“假大空”的阴影方面，都具有突出的思想贡献。它们还都是让戏曲现代戏走出“样板戏”模式的典范，为新时代戏曲现代戏创作必须面对并解决的这一艺术关隘，提交了合格的答卷，因而具备了更丰富的思想意义。
在戏曲的漫长历史上，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戏曲的丰厚积淀。当下戏曲领域的发展仍然如此，现代戏的创作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有通过大量演出，让尽可能多的观众分享优秀的现代戏作品，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的创作才能真正实现其文化艺术价值；戏曲艺术的创作不只是从剧本到排练的过程，还需要在舞台上最终完成精品的打造。现代戏作品只有在舞台上反复打磨，通过演出过程中与观众不断互动才有可能臻于完善，因此，优秀的现实题材戏剧新剧目的成功创作，必须切实解决现代戏的市场反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戏曲演出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复苏现象，但是客观地看，有票房价值的戏曲剧目绝大多数仍然是传统经典。在实践中，优秀的现代戏作品的剧场演出效果往往十分强烈，说明观众只要进了剧场完全可能被现代戏征服；当年的评剧《杨三姐告状》、豫剧《朝阳沟》都是典型的现实题材剧目，却丝毫不妨碍它们成为本剧种最具影响力的经典，持久不衰地受到观众喜爱；即使注目当下，影视行业也有大量深受观众喜爱的现实题材新作，说明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完全有可能为市场认可。所以，某些现代戏在演出市场中遭遇的窘迫并没有什么必然性，而如果在剧场里，仍然只有传统经典剧目可以卖座，如果在优秀现代戏演出中观众的感动与掌声不能转化为票房佳绩，那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亿万观众对现代戏发自内心的认同。如果现实题材新剧目只能依赖政府的高额演出补贴，用违反市场规律的超低票价甚至赠票、组织观众的方法，勉强把剧场塞满，或许可以完成演出场次的要求，却只不过是饮鸩止渴；越是依赖补贴，观众对现代戏的艺术和欣赏价值的期待值越低，现代戏演出就越难有正常的市场空间。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的市场营销确实面临许多困难，在戏曲界内部，新创作的现代戏没有传统经典累积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声誉为支撑，面对现代社会的需求和演出市场上多种演艺形式间的激烈竞争，现代戏传播手段的劣势更为明显。演出市场上的有效营销，无疑已成为现代戏成败的关键性指标，长期以来，政府和剧团缺乏现代戏作品营销的信心和经验，而以剧场演出为主要形态的戏曲剧目，如果仍然停留于口碑式传播的原始层次或行政命令强迫式的推广，那么现代戏的市场境遇就不会有根本性的逆转。持续推出优秀的戏曲现代戏，用作品本身的魅力改变市场对现代戏的偏见与歧视，当然是根本之道，但是拓宽传播渠道，改进传播方式，为现代戏佳作建立有效的市场营销模式，同样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优秀的戏曲作品应该是艺术性与思想性俱佳的上乘之作，但思想性不是宣教。现代戏创作领域依然可见程度不同的，甚至有害的行政干预，某些地区的领导对文艺创作的规律和戏曲的高度专业性没有深切体认和深刻理解，对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缺乏起码的尊重，却喜欢对具体创作过程横加干预，指手画脚，甚至直接动手修改剧本，还美其名曰“重视”。各种拍脑袋式的决策和朝令夕改的指示，更让戏剧艺术家无所适从，不期然就成了戏曲现代戏走向高峰的绊脚石和拦路虎。某些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创作曾经深陷“工具论”的泥淖，要求现代戏简单化和表面化地为政策做图解、宣扬所在地方领导的政绩和特定行业英雄劳模的创作，或能满足政治正确的要求，却不可能有其思考与深度。现代戏创作的题材选择还不够丰富多元，而缺乏真正的思想内涵，就只能生产出低水平作品，它们的泛滥也败坏了现代戏的声誉。现实题材戏曲新剧目的创作不能仅满足于政治正确，思想和艺术的新高度，正等着戏曲艺术家们攀登。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