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艺术区”系列作品的最新一篇，《七年》依然秉持了周李立冷静克制的叙述笔调，并没有关切多么新颖或急迫的问题，还是乔远和娜娜的感情进展，还是艺术区众人的日常。对都市小人物的关注、近乎零度叙事的写作手法让周李立时常收获“新写实”余韵的评价，但突破既有的文学史规范观察文学创作中呈现的新质始终是文学批评的应有之义。《七年》在既往风格之上捕捉到和释放出的新鲜气息也恰好可以用以重审周李立的小说观念，也更新对周李立的已有评价。

周李立对社会的观察显然是细致而深刻的，她极少描绘激烈的情绪或重大的场面，即使是面对死亡和地震，面对亲人走失和火山喷发，也总是写得隐忍而肃静。所谓静水流深，周李立铺陈的平和之下是不知道何时会冲破表面喷薄而出的浓墨重彩。《力学原则》中，一个普通的下班男子推着一辆婴儿车走在城市的地铁站之间，因为无法折叠起这辆婴儿车而懊恼不已，想起自己正身陷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困顿之中；《火山》讲述一个自小在原生家庭中受到极大伤害的年轻人与父亲在日本的相处，血缘建构起的联系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显得不堪一击，父子的隔膜在往事的碎片化闪回中如雕刻一般。以这两篇小说为代表，可以稍稍窥伺周李立自2008年开始创作以来的着重之处，她作品虽然颇为丰富，但对各类人群困顿处境与隔膜现状的书写始终一以贯之。这当然可以指涉80后写作者的成长环境与历史背景，也可以讨论这一代人的生活经验与写作意识，但我更愿意在共识的基础上期待周李立作品中的自我更新，期待她对既有成果的超越。

“艺术区”系列作品，在以乔远和娜娜为主要人物的情节中不动声色地构建了一块周李立的领地。这里生活着如鱼得水的油画家于一龙，生活着八面玲珑的策展人应天，生活着颇有威望的圈内大佬蒋爷，生活着意外被打的画廊老板吴勇，也生活着负责装修工程的老杨，在咖啡馆当服务员的娜娜，更多的，是乔远这样不轻不重却始终占据一席之地的艺术家们。在最早的《往返》中，周李立悄然书写了一场导致一家三口身亡的车祸，这样惨烈的事件只淡淡地呈现在乔远的回忆中，带着少男少女纯真之爱的往事滤镜。同样的，在《透视》中，那场震惊世界也必将给一代甚至几代人带来创伤的大地震在周李立笔下也被轻描淡写为姑父的暂居北京，失去亲人的伤痛在有些可爱的姑父这里被无声消解。周李立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笔力让人钦佩。不论是《往返》《透视》，还是《重访》《移栽》《酋长》《另存》，“艺术区”系列小说也始终在明线和暗线上交织着一对年轻人的情感博弈和一群年轻人的艺术人生。这是一片无主之地，是可以让作家无限发挥，让文学性野蛮生长的现实飞地。

周李立个人在某次访谈中曾直言，“在这个凡事可以用软件算出概率的、冷酷的理性时代里，小说是对‘偶然’和‘不可控’致以的敬意”，但周李立个人书写的“偶然”和“不可控”更多是微小和内面的，一辆无法折叠的婴儿车，一次成都小巷中的夜跑，一场无法参与的国际展览，一个要告别离开的朋友……小说的结局也常常是对平静和秩序的回归，即使多少带着压抑的情绪，即使多少隐藏着微妙的心理。上班的要继续上班，上学的要继续上学，画画的要继续画画，谈恋爱的要继续谈恋爱。所有的不安、怀疑、动荡，都悄然屈服于沉默、逃避、安定。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微小和内面的“偶然”和“不可控”带给人物内心的震动与对情节的推动，文学的精确与美妙之处也往往深藏于这些微小和内面之中。在这样的意义上，周李立无疑是成功的。但同时需要反思的是，那些被周李立于无声之中处理的“偶然”和“不可控”是否可以有更多的呈现形式，是否可以在细微和内面之外给小说带来更进一步的上升和阐释空间？《七年》或许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差强人意的回答。

在系列小说中历经死亡、猜疑、温情等诸多爱情课程的乔远和娜娜走到了相恋的第七个年头，乔远依然是不轻不重的艺术家，娜娜依然是只能在咖啡厅做服务员的打工者。在艺术区的一个准备迎接国际名模的下午，娜娜质问乔远，面对画廊老板、他们的朋友吴勇的意外被偷袭，他打算怎么办。乔远在喧闹声中觉得恍惚：

“……这没什么啊！”

“是没什么，因为事情没落到你头上！你们都这样，只要这一回没轮到自己，就说没事的没事的天下太平！可是每个人都这样，下次轮到你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娜娜的“灵魂之问”无意中契合了马丁·内莫勒的那段经典回忆：“在德国，当他们（纳粹）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虽然娜娜可能完全不知道谁是马丁·内莫勒，她只是站在自身安全的立场上说出这番话，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找了三个老乡充当打手准备给自己的男朋友一点警告，这是这对小情侣之间的一场普通的争执，但我依然相信，周李立是关切到了更本质的话题。世俗中的人们到底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实现真正的守望相助？人们到底该如何认知自助与他助的内在勾连？所谓的“自保”与“见义勇为”是否存在着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的冷漠怯懦与自身的不安全感的同构是否有纾解的契机？这些问题以浅显的方式制止着乔远，困扰着娜娜，也跨越文本与现实的距离困扰着今天的我们。正如在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高校舆论事件中，那些站出来的身影脆弱单薄，我们义愤，我们共情，却无法谴责那些没有站出来的人，甚至自己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员，因为我们深知，绝大多数微不足道的个体永远被挤压在时代的铜墙铁壁的边缘。但是，我们也知道，总有人试图在这挤压中开启一些缝隙，用惨痛的代价，用理想的心。这些缝隙正是为那些“偶然”和“不可控”存在，正是为寻找那些问题的答案存在。

值得继续思考的是，可供改变发生的缝隙究竟何时开启？谁是那些有力量的人？如何主动辨认这些人和这些契机？娜娜的质问和行动正是她试图开启缝隙的努力，她正是在人为地制造一种“偶然”和“不可控”，但更多的时候，正如周李立的描述，“偶然”和“不可控”总是被“必然”和“稳定”扼杀在萌芽之中。就像娜娜说的，这是“冒险又极端的行为”，她把这种行为归结为恐惧作祟，进而忽视了恐惧也忽视了对问题的深究，回到和乔远“离不开对方的生活”。随着娜娜的恐惧一起被淹没的，是她和乔远对两人关系问题的严肃讨论。而在那场对道德沦丧和制度偏废的大肆声讨之中，一切可以孵化改变的时刻也在“多方的努力中”终于令人气闷地消逝，所有渴望神清气爽而不得的人又都于无形之中成为这种消逝的同谋。坦荡、敞亮地面对过去与当下，都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但乔远和娜娜不敢也不愿，身负盛名的各方不敢也不愿，这是绝大部分“乔远和娜娜”的选择，也是今天的我们不得不选择的，令人绝望的循环。

“那我们怎么办？”

“什么我们怎么办？我们什么也不办。”

小说中的乔远其实还是去抗议了，但对娜娜，他还是回答了以上的话，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偶然”和“不可控”，也绝非来自什么缝隙，而是存在于续签的合同中，存在于与工作人员抽烟闲聊的默契中。这是周李立的乔远和娜娜，这是周李立的“必然”和“稳定”，这是周李立对“偶然”和“不可控”的致敬：回到真实的生活和秩序中去，不要纠缠于“难放开”，要一直“往南方开”。

《七年》中娜娜的偶然失控和大声质问在周李立的小说中已然算是较为“激烈”的场景了，我们当然尊重和欣赏作家的个人风格和写作理念，只是在作为希望的“偶然”和“不可控”中，周李立的“致敬”依然是单质的，“偶然”和“不可控”掀起的或大或小或实或虚的浪潮都湮没在无望的尘埃之中，于是才有了那些都市人困顿的持续，那些人与人隔膜的持续。周李立“艺术区”里的居民只好继续着贫乏冷漠的交往，继续着不轻不重的艺术家生活，这可能是生活的现状，但在文学性可以放肆的地方，他们却绝非可以承担“致敬”后重任的力量，他们的略显单薄和生性清冷承受不了那些透着强烈光线的缝隙。

周李立真的向“偶然”和“不可控”致敬了吗？有，当然有，但还略显不够，不够丰富，不够充盈，不够野蛮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