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小姐》：有一天，连欲望的表达都如此之“丧”
沿袭着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当我试图对《朵小姐》）（《收获》2017年第4期）进行言说的时候，大脑最先蹦跶出的却是“娜拉”。这个从易卜生剧本《玩偶之家》里走出来的女性人物，在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是一道时髦前卫而又含着泪淌着血刮着风的解放口号；至鲁迅先生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座时，“娜拉”则干脆直接简化为一道前景悲凉的单项选择题：“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但无论如何，当我们讨论一部女性主义或者内嵌着女性主义碎片的文学作品时，“娜拉”毫无疑问是可称捷径的比较对象（事实上相当数量不愿过多耗费脑细胞的偷懒人士也的确这么干了，比如我）。作为符号的存在，“娜拉”喻指两性间某种微妙的紧张关系与游移状态，而在有意为之的符码背后，则是很多现代都市人对于涉及女性题材的文学、影视产物所投射出的浅显粗暴却点缀着浓浓宝莱坞风情的观念预设——所谓“女性主义”，不就是时而“玛丽苏”，时而“撕逼”“宫斗”，继而迎着一曲雄赳赳气昂昂的BGM甩门就走么？
“娜拉”之于“女性主义”，并非我想要在这里甩开膀子席地高论的主题，因为我更愿意借助“娜拉”这个以“出走”惊世的引子，反向延伸出另一幅图景，这就是萧耳的中篇小说《朵小姐》。
《朵小姐》中的何朵朵显然没有那样一曲雄赳赳气昂昂的“女性专属BGM”，因为她的生存信条不在于抗争，而在于建立某种轻松不费力就可直达“人生巅峰”的依附关系——即使在这种依附关系的过程中，自己需要被迫屈从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次”（sub-）要位置，且耐人寻味的是，何朵朵对于接二连三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又显得满不在乎。假如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文学作品涉指的“女性”仍然带有浓重的摆脱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对抗意味；萧耳在《朵小姐》中的书写则显示出新世纪以来关于女性的“金枝玉叶”再次自觉地攀爬进贴着“第二性”标签的“花瓶”内，继而，一种更为诡异的“内部殖民化”模式以极度隐秘的包装手法转换成为我们现今所能眼见的“日常操作”。
何朵朵的依附关系更多地表现在现实物质层面，这从其对伟国的“战略性过河拆桥”至“主动投怀送抱”的转变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对比姐姐何竹儿的“务实”，何朵朵的“不肯务实”更似乎应该看作是情感意愿上的“不甘”。“百般努力要做城里人”“讲稍显生硬的杭州话”，是因为“她的一点小野心要实现，必须呆在杭州，或者更好的地方”。何朵朵对于经济依附关系的极力寻求，其实是她意欲通过世俗视角下的物质“务实”途径来达成精神层面的“不肯务实”。
在何朵朵与伟国、阿奎、陈光明等各色男性的暧昧纠缠间，“身体”无疑是难以避绕的词汇。长久以来，“身体”在女性文学当中承载着最为原始的欲望内核，或者说，作为客体存在的女性“身体”直接成为具象化的欲望叙事的发起点。但对何朵朵而言，“身体”更像是自己屈指可数的“有限资本”。她与陈光明厮混了三五个月后，便发出了如此感慨：“除了一个已经可以自己做主的二十八岁身体，还有什么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何朵朵的“身体”更像是“欲望宣泄”与“资本转账”的“双重工具”：她需要为了消磨自己的“不甘”，满足自己的“不肯务实”，让身体持续运转、兼容上述两项几近相悖的职能。讽刺的是，“朵小姐”的欲望其实从未真正落地，其欲望的表达是如此荒腔走板，也是如此不堪重负，而所谓的情与欲更像是不可触碰的隔空镜像。
从“娜拉”到“朵小姐”，从“出走”到“顺从”，这两个女性所走的路尽管殊途，却趋于同归。张洁在小说《方舟》扉页上那段耳熟能详的题记也在这百年穿梭间成为映照：“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需要指出，对照“娜拉”（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延伸出的一系列恋爱革命两不误的“中国式娜拉”），能够看到“朵小姐”作为新世纪女性群像的缩影，在欲望表达上暴露出的功能衰退——甚至于，她已无法分清欲望的本质与幻象。纵然她生活在号称遍地飘扬“女性主义”旗帜的时代里，但“朵小姐”在里斯本海岸边望不到尽头的等待，或许说明，“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不尽悲伤的玩笑。
作者简介：
顾奕俊，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