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与魔鬼》评论
天使在哪里？尽管焦冲的小说名唤《天使与魔鬼》，我却没有遇见天使。
小说家笔底生花，开场一幕，酷肖“张祖师奶奶”的手笔：尚未揭开身份的两个女人分庭抗礼，凛然对峙。手上的鸡蛋，成了战场上的重型武器；眼底的风景，是“隐喻的修辞”“风景的政治”——比不得“厚黑大师”张爱玲的刁蛮冷诮，焦冲笔下的女人交锋也足让人不寒而栗。这恰似得了现代小说大师真传的开场，字句、细节里皆包含着令人心惊的暗示，小说的叙事腔调于此确立，话里有话，皮里阳秋。
两个女人的战场上，少女周雪娇败下阵来。等待沙场败将的，势必是一场无法逃脱的审判和惩罚，我们看见小说家笔墨轻点，“一件粉色短裙和白色短袖在沙发上摊开，等待有人把它们穿起来，急不可耐而又安之若素。”裙子是短的，是暧昧的粉红色，和少女爱的芭比娃娃一样，青春洋溢中不乏情色气息。小说家对少女的衣裙使用了被动语态，它们在急迫而又耐心地“等待着”什么，正在我开始疑心这莫不是在向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致敬时，养父“恰如其分”地出场了：“见周雪娇站着不动，他拿起衣服套在她身上，一只手抓住她那细小的胳膊往袖子里塞。周雪娇不配合，手臂拼命往回缩，五指张开抵挡着，好像袖子是个黑洞。但最终没能拗过，还是被吸了进去。周雪娇甩着胳膊尖声叫起来，你弄疼我啦！”原来，那粉红的短裙“等待着”的是养父的手。养母心不在焉地说“轻点儿”，养父更“粗暴”的动作，少女“受了侮辱般的羞愤表情”，种种描述，使性侵犯的阴影悄然覆笼在这个无血缘的家庭上。
我毫不费力便从小说的开场中识别出了焦冲的才华。他如此善于描摹人物的动作、神情，并在其中赋予了意味深长的人物关系，叙述中未曾说破的潜台词呼之欲出。更妙的是，白纸黑字的故事中，我丝毫没有读到有关“性”的情节，我甚至有理由怀疑，焦冲并未有意构思这样的不伦故事，然而，小说家却在叙述中营造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和出人意料的张力。文学的魅力，本就在纸背后的意蕴和味道。
同样是开头，让我大胆妄断了小说的去向。我懂得小说家的用心。“天使”，是纯洁无辜的孩子。少女本该是一个家庭的天使，却撒旦化蛇，引出了家庭成员各自的内心魔鬼。小说似意在揭破核心家庭人伦的神话，戳穿父慈子孝、舐犊情深的假面，告知我们人性的“恶魔”与“天使”同在。
文学是写人性的复杂性的，这句磨出耳茧的箴言教育了我们的作家几十年。《天使与魔鬼》里，舐犊之情是自私的、是有条件的；少女是不知感恩、嫌贫爱富、居心叵测的。较之于精彩纷呈的“战争”开场和惊心动魄的“恶”的结尾，失去抚养多年孩子的中年人内心情感变化在交代中匆匆略去，而少女的内心在我面前一片模糊，展露的只是自私、鲁莽与贪婪。复杂“坐落”在哪里呢？我没有在小说中读出复杂的人性，我只读出了极端——极端恶的人性。
写至此处，我有些犹豫。不是出于对自己的怀疑，而是源自对我将要说下去的“老生常谈”的疲惫。随手翻开李德南与小说家蔡东的对话，他们也在谈着现实生活与文学写作中的“恶”，德南正将作家们“恶”的执念归咎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示范。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个老问题，就是如何写“好人”。常常会觉得，作家们或许对人性之恶有兴趣也有充分的理解，对人性之善，即便他们心怀敬意，但却是苦于无从下手。作家们或许被复杂性的旗帜迷惑了心神，以为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恶就是复杂的表征，而善则乏“变”可陈。实则未必，即便是善，也有千变万化的“善”的形式，即便是恶，也可能摇摆反复、颠三倒四。
一百年前，鲁迅悟出了关于文学中人性善与恶的道理：“把人物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洁白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站在古典与现代的历史边界上，鲁迅面对的是固若金汤的伦理的文字世界，满纸“仁义道德”中，鲁迅看到了“吃人”的残酷。他看破希望的虚妄，却忧惧自身的虚妄传染给尚怀希望的青年们。百年来，鲁迅的道德自省受到文学后继者的尊敬，莫言承认：“我们一般的作者，能拷问出洁白底下的罪恶就很好了，但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更进一步地拷问出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这就是一般作家与伟大作家的区别。”然而，我不免有些杞人忧天，不仅担心我们的道德想象力的范围问题，也不仅考虑读者是否厌倦了无数次拷问出的罪恶丑态，我更加担心，醉心呈现“恶”的文学，会不会用匕首和投枪，将笼罩在想象世界中的人们赶进罪恶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