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下的散文创作和散文批评领域可谓名目繁多，“大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在场散文”等让人眼花缭乱。但是细究其根本，还是没有走出郁达夫、林语堂等人所形成的散文模式限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散文写作在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视域内的探索值得肯定，但是跟随者众，产生了一种同质化怪圈。书写历史文化的散文充满了历史材料和知识而少了美感和灵气，散文家充当起了学者；在地域文化中挖掘写作资源的散文家一味的怀旧腔调使散文写作遮蔽了乡村的现实疾苦。于是又有一批写作者和批评者提出“在场散文”，强调散文介入现实的担当精神，但是这个提法就和“文化散文”一样，只是强调了散文这类文体所应具备的某方面特质，依然不能说明构建散文文体的主体性和创新的可能。

在此背景下讨论《在陕南发现中国》，并不是说青年作家兼导演陈非的这本散文集已经达到了多高的境界，相反作为单纯的散文创作而言，依然还有待完善的空间，但是其中的可贵与独特之处也许会对于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启发。这本散文集，它写乡村、写民间文化，但并不是刘亮程式的村庄认识论，也并非贾平凹式的地域文化代言。它写民间歌谣与戏曲有别于一般的田野笔记，它写历史文化并不依赖文献与典籍。相反，陈非寻找到的是一种口头文化传统。其中对于口头诗学的探讨和隐含其中的文化眼光对于认识当下转型期的乡土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也隐含着散文写作介入现实的另一种可能性。

陈非善用质朴的话语不动声色地引人入胜，茶马古道上的情歌、水田里的插秧歌、葬礼上的孝歌、羌族的羊角舞等等，那种万物有灵、天地融为一体的原始信仰和儒释道混合的民间信仰，使读者在这样的文字里体验到一种迷醉的眩晕。这种审美的间离效果、浓郁的诗意、强烈的生命本真意识和萦绕其间的神性让《在陕南发现中国》这本文集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张力。这种张力便形成了陈非式的独特的文化散文，它介于体验和分析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文本和口传之间、长江和黄河之间。民间歌谣与民间戏曲就是陈非找到的一条路，曲径通幽处便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地方。陈非不是一个民俗学家，但他的行动就如当年哈佛大学的洛德和他的老师帕里一样，他们不依赖文献资料获取对口头文化的认识，而是选择田野去考察，这种记录就类似一种民族志。口头诗学研究专家尹虎彬曾指出：这种田野调查的动机是要在真实的表演的现场中，获得对口头诗歌独特性的认识。口头诗歌创作对传统的依赖，它的稳定性与变异性，它的传播方式，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它与现实事件的联系等问题有待学者走入田野去考察。因而，陈非这本书更为重要的价值便是通过对民间歌谣等口头诗歌的田野考察，思考着一个人与传统的关系，反思着今日社会与乡土中国的关系，探索着一种文化的稳定性与创造性的关系。而这正是今日中国文化创新中需要面对的主要命题。当今的所谓“文化散文”和“在场散文”如果能够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去体悟，从书面传统进入口头传统，在日日变化着的现实里去探索，散文写作的创新不是不可能。

如果单就口头传统文化的实际功用而言，受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影响，它确实在婚丧嫁娶和节日民俗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日渐减弱。但就其文化意义而言，民间歌谣和民间戏曲并不限于娱乐与实际功用，它作为民间口传文化的重要部分还具有保存历史记忆、传承民间传统和承载民间知识的重要功能，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然而这些宝贵的传承了千年的文化正在当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作家冯骥才一直为此痛心呼告，他提出文化眼光的问题。他说：“一个民族必须具有超前的文化眼光才会有对文化的自珍和保护意识，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未来，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素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为什么以陕南为入口去发现中国？为什么选择民间歌谣和民间戏曲来代表陕南？这后面就是作家陈非的一种超前的文化眼光。虽然文化人类学学者倡导一种文化内部持有者视角的“写文化”，但是也不可否认那种完全的内部视角是不能发现自身的特质的。一种文化要彰显自身，一定是在与他者的比较当中才能认识自己。陈非来自这片山水，但是他久居都市就兼备了两种眼光，这种能够入其中又能出其外的视角非常有利于他重新发现陕南。

但是今天的时代境遇已经完全不同，普通人普遍缺少一种文化眼光，民间歌谣与地方戏曲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在群体当中所产生的认同感日渐减弱，那根牵引人心的细线似乎要断掉。文中写到民间艺人时所隐含的“最后一个”的叙事模式更加烘托了这种美丽的哀伤。最后一个鱼鼓艺人是田间劳作的老汉，他没有可以传承的徒弟，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孝歌、哭嫁歌、端公戏、傩仪等都缺少传承人，变成了“最后一个”。这“最后一个”的叙事模式普遍见于地域或族群文化的书写当中，比如美国人类学家兼作家卡斯塔尼达的“巫师唐望”系列作品写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最后一位巫师，一举成为畅销书。这“最后一个”人身上所承载的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激发着读者的好奇和想象，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经验和思维，但今天它却面临着一个转折点。

“最后一个”传承人与这个时代之间的紧张感将这类叙事推向高潮。这个转折点不是句号，当作家以寻找和发现的行为介入这种叙事模式之后，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戛然而止的句号。它类似一种省略号，形成了一种文本的空白点，让读者去想象、去思考这种文化到底该何去何从。对远古文化的想象，和对即将消失的美好事物的那种惋惜，更能激发读者的共鸣，沉入其中的读者所体验的不仅仅是乡土中国的田园牧歌，而是那种念兹在兹却又无法触及的乡之远去。这何尝不是现代人的心灵写照呢？因此这本书更像是一次对故乡的细细触摸，一次怜惜，一抹挥之不去的忧伤，读者于其乡野气息中对于口头传说中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在民歌与戏曲的世界里，那种率性纯真的生命状态和万物一体的生命意识是一种文化在童年期所具有的自在自为。在这样的生命状态里，人与人、人与万物形成了一个文化与生命的共同体，于今天的社会发展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种可贵的文化思想资源。今天，我们提出文化自信与文化复兴，这不仅需要从经典中去寻找，更需要在未经商业驯化的民间口传文化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