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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迎春:“抉心自食,何需本味?”——读李唐《身外之海》
来源:《同代人》 | 樊迎春  2018年03月22日11:21

生长于国际大都市北京的青年作家李唐却在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书写了一个边远小镇的故事,所谓“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似乎不是李唐的追求。当80后还因历史存在感的薄弱与虚无主义的充斥高呼“怎么办”的时候,90后的写作者俨然寻找到了可以安放一张书桌的角落。然而这却不是犬儒式的妥协,也不是对社会责任感的规避,而是一种清高自持的美学坚守与沉闷幽深的现代抵抗。自黑格尔以降,“现代”便面临自我确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首先在审美批判领域得到回应,从著名的“古今之争”到波德莱尔的“瞬间美”,再到本雅明的“历史语境”[1],现代的美学经验始终在时间和历史的思辨中生长,也在这过程中被认知和被追求。李唐显然深谙此道,他自由地游曳其中,也攫取了现代性最引以为豪的反思批判精神,在对孤独、记忆、存在与时间历史的反复纠缠发问之后,也反躬自身,确切地说,所有的困扰与追寻终究关乎的是群体中的个体的内心与灵魂的安放。

在被科技与讯息全面覆盖与规训的年代,李唐以并不特别出格的想象力建构了一个海边小镇,以小镇唯一的警察“我”为中心,塑造了一群有故事的人。诗歌、音乐、海风、森林,远离喧嚣的边远城镇、会说话的动物、从土里生长出的书本,及至带着父亲记忆的“少年”、离群索居的少女、悬疑侦探的线索,充满隐喻与象征的事物和场景很容易嗅到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的味道。不同于村上对“另一个入口”的痴迷,李唐更愿意将这个小镇此岸化。如果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追溯,边远淳朴而人烟稀少之处正是文人骚客的“另抒怀抱”,承担着治愈或以隐居之名求闻达等多项职能,而有了“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哲学意涵之后,“隐居”或者说“隐居”作为自身能指的所指已然复杂起来。“我”选择在海边小镇定居,做轻松的工作,写诗、听音乐,但“我”携带着创痛的经历,如今更是饱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煎熬。这里一个罪犯也没有,这里曾飘洒过美丽的天鹅羽毛,在梦幻和现实的双重建构中,小镇被迫承载着“我”——一个来自现代大城市的受伤者、逃避者——漫无边际的无名的孤独,满足“我”自古代文人那里承继来的高贵的隐居欲望。值得注意的是,“我”作为外来者隐居于此,生长于斯的人同样有隐居的需求,比如患有人群恐惧症的阿福,比如在树林中过夜的赵柚,比如沉迷于发明与悔恨的拉松……与其说隐居是一种空间状态的变动,不如说是对精神与情感状况的坦诚,拥抱孤独,拥抱恐惧,拥抱天鹅绒小镇不必追究真假的传说,拥抱这里湖水般寂静的日常。

村上春树执着地寻找他的“入口石”,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最终实现的是一个十五岁少年的成长与回归,村上对新的可能的追求跃然纸上,而在李唐笔下,天鹅绒小镇恰似线性时间线上的停滞者,甚至逆行者,野猫们因为肥胖过度而死亡,唯一的餐厅里服务员态度恶劣饭菜难吃却依然宾客盈门,小镇生活乏味到凭空创造一个“无意义节”……唯一可以见证时间流动的可能就是酒吧里不时更新的稀奇古怪的酒的品种。

我想起了离开父亲后,生活在城市中的日子。那些年,我每天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坐车、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日复一日。慢慢地,我觉得心中变得空空如也,曾经坚固的东西不经意间像是被河水冲刷干净了,尽管我没法说清它们究竟是什么。我很恐慌,我发现再没有什么值得我去坚守。生活波澜不惊,却让我丧失了最宝贵的东西。[2]

我讨厌未知的事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安宁的小镇,想要让自己完全地平静下来,像一面不受人打扰的湖。[3]

当小镇的生活像“一面不受人打扰的湖”治愈“我”因“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带来的恐慌,一个孩子提及的“会说话的狼”作为未知的事物便让“我”再次深陷记忆的泥沼。根据詹姆斯·E.扬对普通回忆与深层回忆的区分,无法与我们和解的记忆便将作为精神创伤持续困扰我们[4]。这使得“我”在看似疗愈的“隐居”生活中依然失眠,依然觉得无力。当“我”在职责的驱使下进入森林,与同样逃避生活的赵柚相识,其实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共享了对时间与记忆的疑问。那些在深林中的树上读特拉克尔诗集的夜晚,那些“我”与窗外的“朋友”谈论音乐与人生的夜晚,正如那次森林中的集体搜狼行动,都是“在死去的时间中穿行”。这个小镇不关心记忆,不关心存在,要为生造的“无意义节”狂欢,时间在小镇停滞,时间在小镇死去,时间在小镇沉淀,化作“黯淡的青色光辉”,化作“死”的原材料。当“我”因严重的伤寒差点死掉时,却是“死”以极致的温暖拯救了我;在“我”平安无事时,“死”也以安静祥和的姿态散发着致命的诱惑。来自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成为“我”和赵柚之间的私密话语,而赵柚正因“遗忘存在”即将面临消失的命运。伟大的海德格尔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两个概念在李唐这里以一种清晰简明的方式被阐释,他的孤傲深邃被解构的同时也被重构。赵柚因为觉得自己本无存在的意义而可以坦然面对消逝,“我”在父亲离开后便逐渐明了所有的爱都不持久,连会说话的狼都知道哪怕付出真诚,和人亲近依然只是天真的梦。李唐有意无意中总是迂回至令人伤心的真相:不管是以真情还是实意,是以爱还是恨,是以记忆还是遗忘,“抵御时间是不可能的”。

在皮斯克的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死去的亡灵只有被人间的亲朋牢记才可以避免消失的命运,而只有照片被摆上供桌才有跨过花瓣桥与亲人团聚的资格。熟悉的音乐在最后时刻唤起了太祖母的童年印象,即将消失的亡灵被记忆悄然拯救。温馨的结尾歌颂着人间的正义与爱,收割着观众真挚的期待与泪水,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在人间失去的至爱会在另一个世界住着华丽的城堡,享受着同样的陪伴与欢乐,我们也都如此自信,至少会在此生牢牢记得他们,会在供桌上永远保留他们的照片。但所有的追念不过是满足生者的心理诉求,时间、存在与爱的三方辩证终究会抵达令人失望的结局,供桌变窄,记忆变淡,生命的生发与湮灭残忍而不着痕迹。再也不是对历史存在感的需求,再也不是对“失败的实感”的感知[5],而是关切个体本身的残缺与无望,关乎对意义与价值的终极质疑。这不只是对生而不幸的赵柚而言,不只是对陷入悔恨难以自拔的拉松而言,也不只是对家道中落的“我”而言,更不只是对跨越物种而无所依傍的“狼”而言,而是对穿行在死去的时间中的天鹅绒小镇而言,对小镇之外广阔的海洋与天地众生而言。

在对存在与意义的讨论的另一边,是李尔与莉莉、陈眠的三角恋爱,是拉松与妻子深沉而恐怖的往事,是镇长与表演嘉宾的亲属关系,是落魄书商的负债累累,是我投稿诗集的十五次被拒,这个放任时间自流的隐居之地在看似深沉幽暗的外衣之下依然充斥着现实世界的爱恨与亲疏,沾满庸俗人生的高尚与卑琐。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只是李唐臆想的隐居世界,也正是在这有稍许超现实色彩的世界中,李唐得以观看微缩的尘世,又不至于完全沦陷,还有余力直面内心,或者说,李唐历经想象与真实的隔离和交融,在时间与存在的缠绕中,终究要落脚于自身的道路与安放。

诗人北岛在海外旅居十多年后曾写下那首著名的《时间的玫瑰》:

当守门人沉睡

你和风暴一起转身

拥抱中老去的是

时间的玫瑰

当鸟路界定天空

你回望那落日

消失中呈现的是

时间的玫瑰

当刀在水中折弯

你踏笛声过桥

密谋中哭喊的是

时间的玫瑰

当笔画出地平线

你被东方之锣惊醒

回声中开放的是

时间的玫瑰

镜中永远是此刻

此刻通向重生之门

那门开向大海

时间的玫瑰

其中的政治隐喻自不必说,但诗中笼罩的对岁月流逝的思考与伤感以及对时间与自身存在的困惑鲜明而动人。四季变动不居,我们却难以真正超越自己的历史与时代,我们都在无形之中被“大事件”裹挟,我们也都在被裹挟中形塑自身的观念,在被裹挟中挣扎寻找立足与立身之处。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李唐塑造了“长官”这个角色,他代表着在这本90后作家书写的小说中最后的革命遗产和历史踪迹。吊诡的是,他的故事由他自己讲述,这便带有了海登·怀特所说的历史的叙事性与虚构性,卡尔也曾直言,“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惟一方法”[6],“长官”精彩的过往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小镇上的人的态度,我们的半信半疑本身正是一代人对远去的革命和当下的历史的淡漠与犹疑。“长官”最终离开了小镇,他要为了妻子重新回去战斗,“我不愿意让敌人糟蹋我的爱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就是这么简单”,将自己的故事建立在私人情感之上,如此这般“以爱之名”构成的消解才是真正的“告别”。

与“长官”的“告别”之后,“我”也与“狼”告别。“狼”带来了关于我父亲的传说,一句“谢谢你”也让我实现了与父亲的告别。“冬天就这么过去了”,赵柚在此时是否已经完全消失不得而知,但显然“我”已孑然一身,小说的最后一句“我继续朝黑暗中走去”突然间有了鲁迅的孤独味道。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秋天的深夜,鲁迅写下了《影的告别》,“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7],他在这篇短文里解剖了自己内心深处和生命观念中的阴暗,他想要和那些让他憎恨的“毒气和鬼气”告别,却又始终难以做到。鲁迅的矛盾挣扎伴随他多时,也折磨他多时,在九个月后的盛夏,鲁迅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8]

鲁迅一向不殚于以最残酷的方式实现对自己的剖析与反思,但正是如此,“抉心自食”必须面对“创痛酷烈的不知本味”和“徐徐食之的难知本味”,这是反思者必须面对的哲学困境。笔者当然无意将李唐的创作与鲁迅思想相勾连,而只在于孤独告别与“抉心自食”意象的契合。

在难于也不愿发出“怎么办”的声音的时代,时代的书写者要如何认知渺小的个体的位置,如何从讲不清道不明的精神困境中突围?李唐想象了天鹅绒小镇的现实与超现实,臣服于藏身边陲的欲望,在难以摆脱孤独的白天黑夜里“抉心自食”,用胃药,用花粉冲剂,用烈酒,用诗歌,用音乐,用对时间与存在的思考……和鲁迅的终生孤独不同,李唐血淋淋的拷问有可对话的对象,但与鲁迅相同的困境在于,“本味何能知”,告别了“长官”,历史是否真的从自身中抽离?告别了赵柚,时间与存在的意义是否内在于了自己的灵魂?告别了父亲,记忆与遗忘的交替是否疗愈了个人的孤独与残缺?

李唐的“抉心自食”算得上坚定与决绝,值得惋惜的是对那匹“狼”的塑造,这匹本该是具有特异功能的“狼”最后却证明只是个披着狼皮的“人”。它对狼群的描述,对社会的观察,甚至对孤独的理解,对与人亲近的渴望都带着“人类”这一族群制定的规则,都是人类这一物种对“狼”的想象与规。它渴望与人做朋友,它热爱人类的音乐,这只是又一个孤独的,不被包容的人类灵魂而已。对于这匹开篇就出现线索的“会说话的狼”,在小说封面上安详卧睡于群山之巅的狼,笔者其实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期待看它如何以跨物种的视角看待“我”的孤独与困扰,如何体察这个海边小镇的创伤与记忆,如何成为这“无穷的远方与无尽的人们”挣扎求存的见证。然而在小说结尾,它只是充当了一回“警犬”,带来我父亲的传说后便跃入夜色之中,这使得李唐的“抉心自食”缺失了重要的一角,在传统的对个体生命“本味”的追问之中如何开拓出新的路径与面向?孤独、记忆、存在、时间、历史,在这些普遍的本体和喻体之中与之外,作家如何在抛弃和坚守之间把握真相,如何寻找真正直达内心的启示?鲁迅的疑问和矛盾跨越世纪而长存。

当然,并非所有的疑问都有答案,并非所有的告别都是永诀。就像那首给了作者命名神启的废名的诗,“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也像那句电影台词,“有灯就有人”,在“人”与“灯”、“人”与“海”的对照中,“抉心自食”其实并不需要真的“知本味”,因为“抉心”已足够勇敢,“自食”已足够无畏,“本味”正因其不可知才构成真正的迷思与永恒的诱惑。年轻的李唐或许可以更大胆更放肆一些,“身外之海”显然有更多的光与更广阔的风景。

 

注释:

[1]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1—18

[2] 李唐:《身外之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202

[3] 李唐:《身外之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28

[4]詹姆斯·E.扬曾在《在历史与回忆之间》中区分普通回忆与深层回忆,指出普通回忆总是倾向于提出关联、结论和尽可能的和解态度,而深层回忆却总是无法言表的和无法阐述的——即作为一种没有克服的精神创伤,它始终是某种永远不能被赋予任何含义的东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转引自金理:《时间的废墟——青年一代的记忆诗学》,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5] 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6] 卡尔:《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9

[7]鲁迅:《影的告别》,收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

[8]鲁迅:《墓碣文》,收孙玉石《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