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余华，毫无疑问是中国当下时代并不多见的一流小说家之一。需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在写得一手杰出小说文字的同时，余华却也写得一手并不丝毫逊色于其小说文字的随笔文字。又或者，一手小说，另一手随笔，余华堪称一位左右开弓的优秀双栖作家。作家随笔方面的写作才华，在他的近作《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载《收获》杂志2018年第1期）中有着非常突出的体现。最起码在我，只有在读过他的这篇对人道主义精神进行着理性思考的随笔之后，方才彻底想明白，如同《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这样极富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小说作品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其他作家手中，而是产生在了余华的笔下。

余华的这篇随笔，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写起。

作家首先引述了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那段差不多人尽皆知的话语：“当初他们屠杀工会人士，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人士；后来他们屠杀共产党，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最后他们要杀我了，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因为能够说话的人都被他们杀光了。”在这里，借助于马丁·尼莫拉这段著名的话语，作家所强调的，就是作为一位人类个体无可推卸的公共责任担当。只有当一个人在看到同类受难的时候慨然地施与积极的援手，到他自己受难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得来自于他者的人道主义关怀。

那位紧接着便出现在余华笔下的不知名的波兰人，很显然便是如此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切实践行者。“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窑里，直到二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窑。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便是余华文学性技法的使用。虽然我自己并没有机会去往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但依照常理，既然这位波兰人曾经在以色列建国后被专门请到过耶路撒冷，那么，他的名字就不可能不为人所知。余华之所以仍然要刻意强调他是一位不知名者，并以他振聋发聩的这样一句名言来为自己的这篇随笔命名，其根本意图显然是要借此强调人道主义精神不管怎样都应该是一种人所共有精神价值底线。“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看起来是一种人所共知的思想认知常识，但在很多时候却又可以被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最高精神准则。

反顾一部漫长的人类历史，你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历史劫难，比如希特勒的纳粹集中营，比如，中国1960年代中期一直绵延到1970年代中期的长达十年之久的那场政治苦难，便都是如此。唯其因为人们会在很多时候遗忘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样一种精神价值底线，所以作家余华才要在他的这篇随笔中特意强调这一点。

事实上，恐怕也正是因为早已意识到了这位波兰农民所作所为的难能可贵，所以余华才对他的行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与阐释：“从上述角度看，知道人是什么似乎很简单。可是换一个角度，从那位朴实善良的波兰农民的角度来看，知道人是什么就不那么简单了。‘犹太人’在他的知识结构之外，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人是什么，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犹太人。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性的力量，同时也意味着他确实知道人是什么，这样的人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多。”

实际上，这位不知名的波兰农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如此一种朴素人道主义的理念，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都有着相当充分的表现。唯其如此，余华才会写到：“‘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无比强大。”

或许因为余华自己的职业是作家，我们发现，在这篇随笔中，他所举出的例证大多都与作家艺术家紧密相关。这其中，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的，很可能是杰出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所讲述的那个与外套和靴子有关的故事：“一群叛军在执刑的队伍之前等待枪决，他们在医院墙外的洼坑之间等待，时序正好是秋天。他们被命令脱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着满是破洞的袜子，在泥坑之间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只为寻找一片净土来放置他几分钟之后就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明明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于非命，但这位不无执拗的士兵却偏偏就是要坚持把外套和靴子给安顿好。这里的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所讲述的故事主体，乃是类似于一支叛军的普通士兵。其他国家的情况不是很清楚，最起码，在我们这个非常特别的国度，要想做到这一点，就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类似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这样格外具有人性深度的英雄形象，之所以很难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这位即将被处决的普通士兵，之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安顿好自己的外套和靴子，乃因为这外套和靴子，从象征的意义上说，已不再仅仅只是普通的外套和靴子，而很显然已经成为了这位士兵生命的化身。就此而言，这位士兵对外套和靴子的执意安顿，实际上便意味着他对于自我生命的一种安妥仪式。

实际上，也正是通过对多位作家艺术家举例分析，余华方才得出了一种可以说是与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文学理念殊途同归的一种看法。只不过，到了余华的这篇随笔中，他通过对那位波兰农民名言的借用而把这种文学理念表达成了“真正知道人是什么的作家”而已。

唯其因为如同鲁迅和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内心深知“人是什么”，所以他们才会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来描写精神失常者：“鲁迅和莎士比亚描写精神失常的人物时，说话都是条理清楚，他们是通过话里表达出来的意思显示出这个人物已经失常的精神状态。”借助于鲁迅和莎士比亚的例证，余华最终所导引出的，乃是自己2014年11月在意大利的一次与精神失常紧密相关的文学活动。

那一次，余华被安排去维罗纳地区的一家精神病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进行一场文学对话。对此，不只是那位意大利的女翻译，即使是余华自己，也都感到特别惴惴不安，以至于精神高度紧张。尤其是在了解到那个搞活动的会议室里，除了余华自己和女翻译之外，其他人全部都是精神失常者之后，他们的精神之弦自然也就更是绷到了极端的程度。但这些病人的实际情况，却比余华事先料想得要正常许多。倘若不是余华事先已被告知他所进入的是一所精神病院，那这些病人的表现就很可能使他误判这只是一所普通的医院。唯其如此，到了这篇随笔的结尾处，余华方才会不无震惊与感慨地写到：“后来的的行程里，我不时会想起维罗纳那家精神病医院的文学活动。我此前觉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无底洞里，但是那两对男女亲密走去的身影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那里有爱情。那两个男的和那两个女的，他们可能各有妻子和丈夫，如果是这样，他们的妻子和丈夫应该会定期来看望他们，可能中间的某一个某两个甚至某三个和四个已经离婚了，或者从来没有过婚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里有爱情。”

精神病患者的日常表现不仅看似与正常人一样，而且竟然也还会有彼此相依相恋的爱情，余华亲身经历中的如此一种惊人发现，读来特别令人震惊。毋庸讳言，余华在洞悉一种人性奥秘的同时，却也秉持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对这些精神病患者在“人是什么”的意义层面上进行了相应的艺术表现。质言之，唯其因为余华对人道主义精神有着深邃的理性思索，所以他才最终成为了中国当下时代难得一见的杰出作家。

2018年2月11日上午8时35分许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