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吴世雄”这个名字看，他就不像什么风云人物，因为里面那种张牙舞爪的劲儿往往会让一些美好的愿望落空——乱世中成不了枭雄，太平盛世混混街面，但更多的可能是个二十年都没打过架的小公务员，或者一个不起眼的文学爱好者，即便有些小心思，总的来说还是个老实人。我不是算命先生，也无意给人测字消灾，我只是好奇赵欣为什么对“吴世雄”这个名字如此情有独钟。“吴世雄”几乎成了赵欣的一个招牌，他在不同的小说里行走，扮演起这样或那样又似曾相识的角色。

《哥哥和我》中，吴世雄是个警察。“对于一个奔三的男人来说，不是不着急成家，只是一直不顺利”——警察的身份成了他成家或者说满足母亲心愿的巨大障碍。在这背后又有一个颇为凄楚的故事，小说虽然着墨不多，但一对以警察为志向的恋人难以组成家庭却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个小小的铺垫申明了“志向”的存在，吴世雄不仅不是混子，而且让他与一般意义上的敬业拉开了距离。因为“志向”是盗火，是受难，就像你不能因为“志向”去要求加薪，它是内在而又虚无的。突如其来的案件又一次打乱了吴世雄相亲的计划，虽然犯罪嫌疑人很快被锁定，但吴世雄却被纪检委带走。毫无疑问，灰心、委屈、暗自骂娘也是意料之中的。好歹又回到工作岗位，母亲的意外发现又让吴世雄不知所措：自己可能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是父亲年轻时的私生子。于是，哥哥便开始进入吴世雄的生活。这个光头、文身、开着悍马的哥哥似乎很有一些道行，他以警察不可实施的江湖手段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嫌疑人的犯罪证据然后扬长而去。此后波折不再详述，但当吴世雄仔细查看取证当晚的监控录像时，哪有什么哥哥，哪有什么吴世英，分明只有他吴世雄一个人。于是科学登场，哥哥吴世英成了工作重压下的幻象和心理疾患的证据。这仿佛就要走向一个很现实很科学的结局，不但证明了父亲一生清白，还让母亲有所安慰。可是，就在吴世雄下班回家的路上，车流中的一辆悍马分外扎眼，“车窗大开，那个人戴着墨镜，胳膊上文着黑龙，黑龙的头部在肩膀处，喷出的信子蹿到了脖颈……他似乎在配合我的想法，摘下眼镜，转过头，对我笑了一下”。我坚定地相信这不是幻觉，不是因为我相信吴世雄，而是因为我相信小说。如果没有这个“不科学”的结尾，《哥哥和我》将变成一个令人郁结于胸的故事，那些志向终将在生活之难里变成一份份无情的病例，理想的代价、心灵的纠结也将在某种科学或监控的宣判下变成通往世俗难题的一路烟尘。然而，那个与吴世雄警察身份不甚和谐的哥哥，却让人们看到了世俗之外某种宿命式的相遇。你当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隐喻，即人们可能会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于心灵深处发现另一个自我，但是，这很无趣，或者太像心理教科书式的陈述。小说不是要证明什么世人皆知的道理，而是要在不容置疑的道理之外为情感与灵魂提供某个栖居之所，它提示着人对世界永恒的无知和不断显露的自负，而对于注定要孤零零游荡于世的人来说，在心中确认那个刚刚擦肩而过的人就是自己的哥哥，无疑成了冥冥之中的恩赐与力量。

对于一个从婚姻中逃离又陷入寂寞的男人来说，介绍、搭讪在这个年头不但显得落伍而且少了那么一丝押宝式的刺激。《幸福来得如此突然》中吴世雄被朋友李越传授经验，用微信搜索附近的人。这几乎是代表着这个时代并为吴世雄们量身定做的方式，近在咫尺的现实距离伴随着双方都躲在暗处用“头像”遮着脸的遥不可及，神秘、刺激、消磨时间的同时便有可能收获艳遇。但这近乎完美的事情却常常被人钻了空子，吴世雄一上来就碰到了骗“诚意”取“红包”的“美女”。也算吃一堑长一智吧，他小心翼翼地审核考量，终于收获了鲁琪，并认定“好人还是有的”。微信中的鲁琪矜持、羞涩又有着不易觉察的体贴，让吴世雄再也按捺不住与之相见的渴望。小说在漫不经心的语调里呈现了两情相悦中最迷惑又最诱人的一个过程——情真意切，毫无漏洞，至少吴世雄是这样以为的。变化从鲁琪电话里的声音开始：“这声音有一种一时无法分辨的粗糙，裹挟着浓重的烧土豆的味道，让他想起老家的三嫂”。接着是形象，“略带高原红”，和照片差距不小。这时吴世雄所想到的还只是美图软件坑死人，却也沾沾自喜地从这并不理想的相貌里体验到了轻松与自信。但是，一家意外的小店、压抑的环境、赤膊文身的服务员、惊人的价格和不断要酒的鲁琪让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浮出水面。吴世雄侥幸逃脱，其中诡异又令人欣慰的便是前妻接连不断的电话。儿子对他说：“我的病没事儿，打针我也不怕。可是妈妈说，她有不好的感觉，必须马上见到爸爸。”于是，在吴世雄的痛哭中，“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儿子的电话让小说从其时代感中摆脱了新闻性，网恋、美图、微信诈骗、酒托等等随时以新闻的形式充斥着我们的视听空间，但如何让这些可写可说又具有时代特征的片断成为故事就成了作家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幸福来得如此突然》从两个角度挑战着我们的思维惯常：在人们“不应该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的情感期待里让吴世雄再次中招，那个浮于表面的智商问题便成了某种原罪式的人性或欲望的问题；而那个被吴世雄视为囚笼看守的前妻在关键时刻的现身似乎又提示着“爱情”之外的某种关系。尤其是那个无凭无据的“第六感”的存在，让吴世雄的“幸福”与其所强调的“爱情”全无关联，这就如同《哥哥和我》里那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吴世英，近乎虚妄的声像带来的却是现世的安宁。

其实在赵欣的“吴世雄”系列里，无论《哥哥和我》、《幸福来得如此突然》还是《约谈》、《透析》，甚至是那些“吴世雄”并未明确现身的《诡夏》、《谁动了我的故事》等，写官场、写家庭、写爱情，人性的复杂与分裂以及心灵对“安全”与“确定”的渴求都得了巧妙又细致的挖掘。但是，那些可以被确定和讲述的东西却常常在概念与现实的双重挟持下让小说呼吸急促，显得过于紧实致密，难以生于必要的孔洞与留白。而《哥哥和我》与《幸福来得如此突然》的动人之处却恰恰在于小说里那份微妙的“不可说”，正是这些“不可说”构成了“吴世雄”真正的秘密。在那富有神秘和传奇性的节点上，人性与灵魂、时间与空间、人的认知与无知及至人与人之外的世界才悄然孕生出某种诱人的张力，它构成了现实与想象喃喃的低语，让小说从现实的逼仄与窘迫中柔软地飘浮起来，生出几分令人生畏又愿与之亲近的妖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