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强：小说的传奇术
如何写小说？
在这个知识获取空前便捷的时代，提出此类问题，似乎不值一哂——只要打开手机，我们即可立刻搜索到一个与大学文学系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毫无出入的答案，四平八稳，无需赘言。但你一定有过小说阅读经验与教科书中的小说定义不太合辙的体验，那一刻，除了想起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之外，你也一定会意识到我们这个知识获取空前便捷时代的另一副面孔，那就是小说理论和知识传播的均质化、僵固化，以及它们在当代文坛顾盼自雄、旁若无人的霸权。
无限趋同的小说观正在挤压当代小说生命力自由发散的空间。时势使然，在这样的格局中，小说家的使命就不得不与一些带有悲情色彩、令人亢奋和焦灼的字眼儿联系在一起，诸如挑战、叛逆、反抗……
赵欣，就用他近年来的小说组建了一支扎根边地，不断向当代小说常识的城池发动袭扰的游击军。然而，熟悉他的小说的人自会有一个印象，赵欣的挑战、叛逆和反抗来得很温和，与许多“为人性僻耽佳句”的小说家不同，他在人物和故事的选择上没有钻进冷落怪僻的幽深小径，叙事上也极少逐险斗巧、逞才使性。他作品中的小说要素，有一种典型的“非典型”特征。
即就小说人物而言，赵欣似乎偏爱一类中年男性，他们多年混迹官场，仕途困顿，夫妻不睦，亲情寡淡，在呆板与虚无的生活中，常试图借与婚外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来填补空虚……在赵欣笔下，这群时下常常被戏称为“中年油腻猥琐男”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吴世雄”。有时，吴世雄陷溺于关于一场刺激的艳遇的想象中不能自拔，费尽心机去讨好和追逐微信上结识的陌生年轻女子，或声东击西，或欲擒故纵，就在一切看起来尽在掌控之中，猎物即将到手之际，猛然发现竟然遇上了骗子，而故作聪明的自己，才是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猎物”（《幸福来得太突然》）。有时，吴世雄度日如年，因为专案组进驻他所在的单位，而自己背后却藏匿着不可告人的龌龊行径。他终日惴惴不安，心神恍惚，平日里最仰仗的上级、最信赖的下属，此时皆面目可疑，就连出远门遇到的出租车司机、机场安检员乃至素不相识的旅客，似乎都成了追捕、伏击他的执法人员（《约谈》）。另外一些时候，官场失意的吴世雄则不得不在失去权力、地位乃至尊严后，面对寻常日子、百姓生活，此前他无须留意的人与事，此时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需要重新掂量，即便那些原本不屑一顾的小事儿，也让他心存忌惮、畏首畏尾（《透析》《诡夏》）……总之，生活在焦灼与不安中的吴世雄，虽然总是“在网上狗一样地寻找乐趣”，但纵使猎艳成功（《真的安全吗》），又或者醉心于网络游戏（《寂静岭》），终究难得清醒、安宁。
吴世雄是没有未来的。吴世雄的生活只剩下了枯燥、寂寞、不安、惶恐、荒诞，或者我们干脆说，吴世雄是被生活愚弄的小丑，是喜剧里的丑角或闹剧里的主角。这样的写作，未免让读者想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引发热烈讨论的新写实小说。在那些读来令人气闷的小说里，日常生活、凡俗人生全然被琐屑、破碎而又令人厌弃的孤立事件所充斥，生活如同“一地鸡毛”，人生是“看不见的地平线”……然而，如果你的阅读足够细致，你不愿意服从于那种直接、简单、流于表面、看似有效的归类思维，你会发现，尽管吴世雄被赵欣不怀好意地抛入庸常的生活之流，但他们的生活态度、行动与选择，似乎并不能作为小说家本身生活观念和意图的显现。恰恰相反，在小说家的心中，俨然还有另一幅别具价值尺度的应然的生活图景，他让一个个吴世雄现身说法，并非要消解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而是意图驱散那些被误入歧途的人强加在生活之上的虚妄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谁动了我的故事》设置了两种生活形态的对决。“我”，我姑且称之为赵欣笔下的另一个吴世雄，是一个作家。他正在构思一个剧本的结局：“故事讲述了一对男女彼此深爱着，后来在战争中走散，许多年来两个人都在苦苦寻找对方。结局有两种选择，一个版本是二人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相聚，另一个是就此止笔。”显然，赵欣明白，“第一个选择会让读者感到圆满，第二个则会留下更多空间，这似乎是作家的高明之处”。这个作家遭遇的危机，也恰恰就源自他对自身“高明之处”的迷思与执着。因为鳏居多年的老父亲枯木逢春，坠入爱河，他对爱情的坚定、执着与隐忍，令作家兄弟二人咋舌。在文学创作中力求超凡脱俗、不拘成见的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却陡然一变，成为老父亲爱情道路上最大的、不可逾越的世俗障碍。他一边和父亲斗智斗勇，一边续写自己的剧本。有意思的是，在作家的记忆中，自己创作的故事的结局是朝着“高明”的方向高歌猛进的，但当他每一次与定稿相遇，都发现它其实是堕入了俗套。究竟是谁动了他的故事，修改了他的剧本？答案并不重要，赵欣想说的或许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难以忍受现实的庸常、俗套，所以常常想尽一切办法来挣脱、逃离这平庸、无趣的人生，而文艺恰恰提供了一条捷径，它超越、高远、天马行空，提供各种新奇的生活可能性。吊诡的是，假如现实生活的轨迹，真的越出了世俗和庸常的轨道，真的冲击了俗套的人生，就像作家的老父亲的晚年爱情一样，那原本对“高明”念兹在兹、无限向往的人，却又会畏首畏尾，却步不前，甚至成为世俗和庸常的卫道士。
那么，想象中的离奇和现实生活中的越轨究竟哪一个才富有真切的价值和意义？
答案自不待言，也无需论证。我更感兴趣的是赵欣把两种生活形态——想象中的离奇和现实生活中的越轨糅合在一起的叙事方式。赵欣的许多小说，往往有一条怪诞离奇洋溢着悬疑色彩的线索，牵动着故事的走向，在《谁动了我的故事》里，它是那莫名其妙反复被修改的剧本的结局；在《云遮月》里，它是逝去多年的小玉的魅影；在《哥哥和我》中，它是与吴世雄如影随形不守规矩的哥哥吴世雄；在《诡夏》里，它是那个帮助落魄局长重拾信心和信念，后来却被发现是子虚乌有的拆迁户；在《约谈》里，它是吴世雄多次在机场遭遇的谈论案情的几个办案人员；在《寂静岭》中，它是让吴世雄精神恍惚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互联网游戏……这一条条谲诡幻怪的线索之“奇”，同小说中人物生活之流的平淡、庸常，水乳交融，使小说的叙事整体上恍惚幽奇、亦真亦幻，既具有触手可及的现实感，又流溢着丰盈的美学意蕴，从而使赵欣的“非典型”的小说充满了“传奇”的张力。
赵欣的小说叙事之恍惚幽奇、亦真亦幻、莫可名状的现实感，大概就源自于这种“传奇术”。或许他的志向并不在于谱写当代中国的“三言二拍”，他笔下的人物、故事和环境都是标准的“现代的”甚至是绝对“当下的”，但正是这种“传奇”的智慧，令他的小说在同质化、标准化日趋显著的严峻现实中，在诸多向这一严峻现实发起正面强攻或侧翼伏击的小说家之中，展露出别样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