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艺术论——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47)

　　诗刊 》在很多城市举办了“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诗会，广东作协也主办了两届“广东诗歌节”，很多地方政府与文学机构联合举办诗歌采风，各地文学机构也做了不少活动，这值得肯定。但诗歌大格局民间走在了“官方”的前头，有关文化、文学主管部门行动滞后已是不争的事实。推动诗歌发展来自体制内的力量在诗歌整体运行中所占百分比偏低。作协体系或其他文化部门给予诗歌的关注不够，乃至缺席，作协批评、总结文学成就往往有意无意忽略或不谈诗歌，而中国诗歌跟世界文学的交流并不逊于小说、散文，相对来说或许影响反而更大。无论新诗还是旧体诗词，民间和网络上诗人数量远远大于小说、散文作者队伍。在所谓“精英”大学生中或所谓“草根”农民工中，从事或热爱诗歌写作的人也明显多于其他体裁。《

　　南方日报 》、广东作协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正在举办的“诗润南国——首届广东小学生诗歌节”，由三家单位主要领导担任组委会主任，我作为评委会主任了解到运作的整个过程，共有五千个小学生参赛，四百八十人进入决赛。我们设想一下，其他文学体裁怎会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诗教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精神走向，诗成为孩子们生命中的血液和营养，对提升民族素质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文学机构没有理由长期忽略、放任如此大的“野生”诗歌创作群体，在诗歌活动上作协完全可以“借力打力”，例如对其他新闻、文化部门举办的或民间、网络举办的大型诗歌比赛、评奖、朗诵等活动给予必要的关注、声援和支持，使这些活动跟专业文学组织发生关联，这只会提升作协的美誉度和形象。民间和个人有能力作纸面和网络小圈子诗歌传播，而文化、文学部门依托国家冉冉上升的综合国力，可在诗歌影像作品、剧场演出等靠个人和民间难以支撑的项目做大文章，对外国汉学家翻译介绍中国诗歌(

　　无论是我们推荐的还是他自己选择的 )所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就，给予表彰和奖励，因为他们为弘扬中华文化作了贡献。毋庸讳言，影视是当今文艺的大生产力，小说是次生产力，诗歌的商业作为不大，但建设诗歌公园，评选“诗意城市”等国家文学部门才有能力操作的活动，同样可构建文化产业，且潜移默化影响公民审美品格与精神境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再就是我对本次研讨会“诗歌与走向平民大众”命题存疑。

　　古老的周易体现了辩证和谐的哲学思想，“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传统，而今天的中国更是如此纷繁多元。可令人惊讶的是，文学界至今还沿用一种文化上非此即彼的思维来谈论诗歌，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划分“小我/大我”、“个人化/群众化”。这样的辩论争鸣很容易论调清晰、声音响亮。可这种简化跟真实生活相差甚远，单是命名首先就让其中一方陷入被动，“小”的自然应该向“大”的靠拢，“独善其身”也自然没有“兼济天下”光彩。可早在三十年前，国家在政治上就已明确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作家”与“人民”并非铁板钉钉的两大阵营，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问题，大众艺术或相对较少人接受的高雅艺术，都是间接或直接地写人民、为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民写。国家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大学扩招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如今打工诗人都写出了极其优异的诗歌，非要诗歌再像过去战争年代那样努力去贴近快板书和顺口溜，以为如此群众才“喜闻乐见”，实际上以青年爱好者为主体的当代诗歌读者群根本就不买账，期望诗歌有小说的受众，跟期待小说有影视的受众一样不切实际。这种要求违背艺术规律和基本的专业判断。从没有哪个时期像当今那样需要抵御杂质，抵御诗歌的麦当劳化和Q币化，坚守纯粹，忠于自我，尊重独创，达致对人性和艺术的坚持。必须承认，诗本质上是贵族艺术，诗的价值是培养全民的贵族气质，而一个具有贵族气质的民族是深沉伟大的。

　　诗人当然渴望更多的读者，所有的时代也许都是大众的时代，可所有的时代最终也是诗的时代。诗人和大众毕竟共存共生于整个文化背景和经验世界。大众必然会接触到诗人诗歌，又有意无意地打折扣去接纳他们、理解它们。真诚的诗人可以无愧地说，诗的确是精致的纯粹的语言艺术，以其形象、音律、灵感、提炼瞬间通往内心、本真和永恒。写诗和赏诗，需要专门、寓于日常生活的长期学习、修养，大众不完全理解和接受诗歌，也是社会分层、分工的常理常情。其实，农民通过日耕夜息、四季更替，市民通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同样有他们自己对“永恒”的感悟。懂与不懂，各求所安。

　　诗歌尤其是探索性创新性的诗歌，从首创者、诗派、文学界再到意识形态、主流大众的认可，就是个波折的、妥协的过程。天才诗人往往要等上几代人，屈原、陶渊明、李白大抵都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现当代随着新传播媒介出现，先锋诗歌的认受得以提速，然而，“五四”新诗在新中国建立好多年后、朦胧诗到了上世纪末才基本被接纳；外国诗歌的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德，小说的乔伊斯、劳伦斯也要用几十年光阴卸下异端的外衣。独立的诗人往往跟哲学的尼采、绘画的梵高、音乐的马勒有着相似的感慨和预言：“我的时代终将到来！”

　　只有当发生特殊社会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强大的外力像磁铁一般消除诗人和大众的差异，把他们吸引到共同处境，滋生出相应文本的时候，诗歌才会成为公共话题。这些诗歌事件是如此强烈地冲击常态生活和稳态社会，以至于被官方、大众媒体和史书所隆重记载。

　　第一类是政治事件。白话文学推动了“五四”运动，“天安门诗歌”所代表的“四五”运动有助于十年浩劫的最终落幕。不过，文明的进步主要依靠的是稳步渐进的变迁，而非戏剧性的“革命”。“江山不幸诗人幸”的成本过高，除非日常生活空乏到极致，大众和诗人都不可能盼望出现某个历史事变去催生诗作。而且，当诗歌卷入政治浪潮，诗人和群众发自肺腑的心声难免扭曲变形，移作某种权力工具。诗歌不是为了解决时事而创作的，诗歌需要面对世界，面对未来。

　　第二类是自然灾难。近年汶川大地震、西南旱灾和玉树地震，激发了数以百万的网络诗歌和大批专业诗人的“抗震诗歌”，它们在传达人文关怀、凝聚民族团结和发挥公民精神的推动力量方面具有深远意义，无论如何也值得尊重、继承并且发扬。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一份专业诗人、文学爱好者和普罗大众的难得的“集体记忆”。

　　天灾之所以是天灾，正因为其非常态。它短时段内强烈冲击着社会生活和个人经验的自然形态和稳定性，却又不可能颠覆社会结构、混合分层、分工差别、彻底重塑文化趣味。因此，当灾难过去，首先是大众、其次才是诗人，很快便重回生活正轨。今天回顾2008年的网络抗震诗歌，它们是作为整体、事件和过程被记录、被尊敬和被研究的，除了《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 》，极少有单独文本能得以凸现。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大体在“革命叙事”和“现代性想象”两个向度展开，“革命”说到底也是为了“强国梦”，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重新打造成“现代文明国家”，从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直至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到建立新中国，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发生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确立、农民工大量进城、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大大提升等重大变革，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处于世界最前沿地带。但主流诗刊一提反映现实就发所谓“乡村性”的诗歌，而且几乎完全停留在过去那种牧歌式地表现人与土地的关系上，跟时代脱节。在表现中国现代化历史变迁中的精神结构和对处于现代文明中的当代人生存境遇的体验式的书写有所欠缺。艺术形式的创新更是不足，忽略了诗歌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我们常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以为只要是民族的古老、原始、甚至可以被猎奇欣赏的部分就是优秀民族文化，这里面有一个误区：许多丧失本身底蕴和意义，只剩下空壳和仪式的“民族文化”除了带来好奇和新鲜感，并不能带给人心灵的震撼和强烈感触。这样“作秀”的艺术根本无法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部分。世界性需要有面向未来的价值观，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个性的散失，而更要求具有这种强烈民族个性的东西能融合并渗透到普世性当中。一个世界性的艺术作品，它得有世界上各民族共同认同的比如爱心、勇敢、坚强、智慧等等人性品质的融会，还需要用现代表现形式与世界对接。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应对的。

　　网络时代：诗的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