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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益民长篇小说《天牧》:共同体意识与叙事策略
来源:中国作家网 | 袁竹  2026年11月16日12:01

请先想象这样一个清晨:雪线在远处横陈,风是硬的,带着冰碴的碎响。一头野牦牛立在乱石堆上,安静得像一块石头;一只雪豹卧在冰舌上,金黄色毛发在寒风里颤动,仍保持着不容冒犯的尊严。一个曾经的狙击手站在牧场上,仰望不远处的雪山。这是一幅不易归类的图景。它不是战场速写,也不是雪山牧歌,而是《天牧》(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10月出版)最先呈现的意象。

主人公余木,一名被勒令退役的狙击手。他回到埋葬队长的牧场,牧养牦牛。这个开头,听上去一点也不像“戍边故事”。在既往的军旅文学叙事里,戍边意味着哨位、巡逻、对峙、牺牲,意味着一个人用身体丈量国境线的长度,用枪口校准忠诚的刻度。然而,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在《天牧》里从叙事内部撕开一道口子:他让那个曾经扣动扳机的手指,转而去辨认牧草的种类、牦牛的脾性、雪豹的行踪;他让一个以“击杀”为职业的人,转而承担民生的责任。这不是题材的简单平移,而是一场关于“守护”伦理的置换——从以钢枪守护边界,到以日常民生守护国土家园。

党益民的笔,有一种罕见的“画意”:他写雪豹,会让你看见毛尖上颤动的风;他写牦牛,会让你听见它们在屠宰地前的低声哼叫;他写牧草,会让你辨认出十余种不同的绿。这种画意不是修辞的堆砌,而是一种目光——一种把高原当作“家园”而非“战场”来观察的目光。正是这种目光,让《天牧》在抒写守护的同时,始终保持着诗的呼吸与画面的沉静。解读这部书,不能只讨论它的叙事伦理,更要品读它的精神与意境。

一、戍边的另一种方式

边疆需要被“守住”。“守住”,意味着某种外部的、对立的力量正在威胁它,因此守护者必须以对抗的姿态站立在边界上。这个逻辑像一柄出鞘的刀,锋刃朝外。可它也容易把边疆简化为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简化为一个功能性的符号。党益民在创作谈中说得坦诚:他想从“单纯诉苦式写作”转向塑造“有信仰、有温度的新型军人形象”,从“传统边塞叙事”转向“新时代军事变革叙事”“共同体戍边叙事”。换言之,《天牧》里讲的守护,不只是“国土”,还有这片土地上的具体生活——牧人的炊烟、牦牛的迁徙、动物的呼吸、孩子的笑声、积雪解冻的声音——那么,守护本身应该是什么样子?

答案藏在书名里。“天牧”二字,表层指高原牧场,深层却指向一种双重动作:牧养牲畜,也牧养自身;经营家园,也被家园所塑造。余木创办合作社,表面上是产业行为,实质上是一次伦理转身:从“以钢枪守护边界”,转向“以生活守护土地”。他不再是站立在土地之外的守卫者,而是与土地相互养育的居住者。余木不是在牧场“外面”守护,他就在牧场“里面”守护,他的行为就是牧场的日常运转本身——给牦牛配种、协调草场、计算饲料、处理牧民的纠纷、应对盗牛贼等。守护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生计;不再需要敌人来定义自身,而是以老百姓日常生计来定义自身。当牧民世代放牧,“牛羊踏过草原,他们的家园本身就是国境线”,守护就从一个军事动作,变成了一个生活事实。这或许是《天牧》对戍边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它让“守”从“对峙”中解放出来,让守护不以对抗为唯一形态,而成为细水长流、越来越好的民生日常。狙击手的瞄准镜里,景物是待命的目标,远近皆有刻度;牧人的眼睛里,景物是朝夕的邻居,远近皆是生活。

二、雪线上的眼睛

小说开篇是一场狙击战。余木因为“心浮气躁”擅自移动位置,暴露在敌方枪口下。赵哲击毙了暴露的敌狙击手,自己也被敌方另一枪击中,血突突地往外冒。观测手卓玛用手按住队长的脖颈,另一只手摸索急救包,直到增援的队员奔来,她才在寒风中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这段文字的力量,不在于它写了“牺牲”,而在于它写出了牺牲发生时的全部感官细节。寒冷是有重量的,血是有声音的,时间是有质感的。党益民没有把赵哲的死亡处理成一个英雄主义的“高潮”,而是把它埋在一个战术行动的流程之中:击毙、中弹、呼喊、增援。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战场特有的冷静和效率,恰恰是这种冷静,让悲伤变得不可回避。我们感到的悲痛,不来自“英雄牺牲”的概念,而来自那些在此之前已经被建立起来的、属于“人”的细节:他对卓玛的低声呵斥,他“一上训练场就凶神恶煞”的性格,他脚肿了却不肯撤离的固执,他三十四岁就冒出来的白胡楂。

整场战斗中,卓玛始终是一个目击者——她看见了队长的白胡楂,看见了秃鹫落在敌人尸体上啄食眼睛,看见了余木猫腰移动时的危险,看见了队长被击中。这也构成了观测手的伦理困境:看见一切,却无力改变一切。党益民写战场,写得像一幅以冷色调为主的水墨长卷:雪豹的金黄、血的红、霜的盐粒白、瞄准镜里灰色的灌木丛,构成一组克制而沉着的颜色。越是惨烈的场面,他越是用最平静的笔触;越是揪心的时刻,他越是不肯多说一句。这种以静写动、以冷写热、以克制写悲恸的笔法,让《天牧》的牺牲场景获得了其他军旅叙事少有的、近乎宗教画般的庄重。它不消费死亡,它只是让死亡在被仔细描摹的画面里安静地发生。

余木的“狂傲不羁”与赵哲的“石头般沉稳”,构成一组贯穿全书的人物张力。赵哲生前对余木的判断——“如果一个狙击手没有一颗石头般沉稳的心,迟早要付出代价”——在四年后余木重返高原时获得了回响。余木创办合作社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漫长的“沉稳化”:他必须学会等待,学会把一个瞬间的时间观,置换成一个循环的时间观。狙击手的时间感是瞬间的:风速、距离、扣动扳机的那一秒。牧人的时间感是循环的:季节、草场、牛群的繁衍。余木从前者进入后者,就是从“击杀的时间”进入“放牧的时间”。党益民没有把这种转变写成一条平滑的成长曲线,而是让它充满反复:余木仍然会在某些时刻显露出狙击手的警觉和冲动,仍然会在吴丽出现后,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去“侦察”和“判断”。但正是这种不彻底性,让人物获得了可信的厚度。一个曾经以“看见目标并消灭目标”为职业的军人,要学会“看见生命并照料生命”,需要的不是一次顿悟,而是自我重写。这把重写的手术刀握在自己手里,而且刀口向内。

这里还藏着一个更温柔、也更锋利的对照。赵哲的生命终止于一次战术射击;余木的生命,却是在一次次给牦牛添料、一次次协调草场纠纷、一次次等待中,被一点一点地续写。前者是雪线上的一次闪光,倏忽而逝;后者是雪线下的无数个清晨,绵延不绝。党益民没有让余木简单地“替”赵哲活下去——那太廉价了。他让余木以另一种时间、另一种节奏、另一种责任,去完成赵哲未能完成的那份“守护”。赵哲守护的是“线”,余木守护的是“家园”;而“家园”里,正躺着那个把生命交给“线”的人。这样,死者的遗产就不再是一句悼词,而成了生者日日践行的方向。

三、兴边与强边

“天牧合作社”不是小说里一个无关紧要的背景设定。它是《天牧》全部思想的实验容器。党益民借余木之手推动的,不是一场浪漫主义的“回归自然”,而是一个精确的、有现实原型的经济组织:盘活高原畜牧资源,科学饲养牦牛,带动牧民增收,留住边境人口,以民生的稳固夯实国土安全。作者从一位退伍后重返高原创办牦牛合作社的老兵那里,获得了大量一手信息;合作社的运作方式、高原牧业振兴的真实逻辑,都有现实依据。这使《天牧》对“兴边富民”的书写,不是政策话语的文学转述,而是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叙事。

但合作社在小说中的意义,远不止于经济。它同时是一个空间装置:把军营、牧场、小镇、都市这四重空间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是彼此隔绝的场景,而成为同一条生活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军人在忠诚戍边,牧民在牧场巡边,基层干部在牧场与小镇之间奔走,都市则作为“离开”与“返回”的参照系存在。著名评论家傅逸尘注意到,《天牧》不满足于记录一个“已经完成”的边疆形象,而是凝视“多元杂糅、尚未定型的生活现场”。《天牧》所展现的,既不是纯粹的军营,也不是传统的牧场;既包含国家战略的投射,也容纳个体生存的算计。它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一个固有的叙事舞台。

这是一场静默的革命。它不靠号角,不靠烽烟,靠的是协调草场时的一场场商议、计算饲料时的一笔笔账目。当“守”从枪口移到手心里,从对峙移到生计,守护就从一种偶尔的英雄行为,变成一种自觉的生活选择。而这,恰恰是“富民”之所以能“兴边”、也之所以能“固边”的根基所在。在《天牧》的视域里,“家”的稳固,才是“边”最可靠的根基。也正因如此,合作社在《天牧》里,不是一条可以被拔高的“线索”,而是一片需要日日照料的“土地”。《天牧》把刚性“戍边”,改写成了一部众声的、日常的叙事。

四、未完成的故事

化名吴丽的女孩闯入牧场,是《天牧》叙事结构中最关键的一步棋。在此之前,小说的重心在于余木的“重返”与“建设”,叙事节奏相对明朗:退伍、不适应都市、返回高原、创办合作社、融入牧区。吴丽的到来,把一条悬疑的、博弈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线引入文本。忠诚与背叛、爱情与试探、家国大义与个人情感,在雪山牧场之间相互纠缠,原本平静的合作社被推入暗流涌动的状态。

从叙事功能上看,吴丽承担着“打破稳态”的作用。但她的意义不止于此。如果合作社是《天牧》的伦理实验室,那么吴丽就是注入这个实验室的扰动变量:她迫使余木和周围的每一个人,暴露自己的判断、欲望和局限。余木作为狙击手培养出来的警觉本能,在面对吴丽时被重新激活。吴丽的身份是模糊的,动机是不确定的,她的出现让“忠诚”不再是一个可以一次性完成的表态,而变成一个持续的、需要反复确认和承担的过程。傅逸尘所说的“不回避时代转型的矛盾,不遮蔽个体生存的困惑”,在吴丽这条线上得到了体现。

由此触及《天牧》在叙事伦理上的一个更深层选择:它拒绝给边疆一个封闭的答案。传统的戍边叙事,倾向于在结尾处完成一种“秩序的恢复”:威胁被消除,英雄得到确认,边疆重归安定。这是一种令人安心的结构。而《天牧》的结尾却是开放式的:军事变革还在继续,恐怖分子随时都可能出现在边境一线,吴丽带来的风波并没有被彻底消解,几对爱情关系并没有最后的结果,天牧合作社还面临新的挑战……一切似乎都还“在路上”。

这种未完成性,是叙事伦理的明智选择。因为生活还在继续。边疆不是一个等待被完成的项目,而是一个持续被居住、被照料、被重新守护的生活现场。守护的艰难,恰恰在于它没有终点。你不可能在某一天宣布“边疆已被守好,从此高枕无忧”。

把吴丽这条线放到更大的视野里看,我们会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测谎仪”——她检测的不是余木一个人,而是整个戍边共同体对“信任”的态度。牧民们如何对待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合作社里有人选择接纳、有人选择提防、有人暗自算计,这些反应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片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信任浓度。而余木在其中学到的,不只是如何辨别真假,更是如何在真假难辨的时候,仍然保持对人的善意。吴丽这个人物,还承担着另一重功能:她让“忠诚”从军人的职业伦理,扩展为一种更普遍的关系伦理。军人对国家的忠诚,牧民对土地的忠诚,基层干部和小镇警察对职责的忠诚,在吴丽制造的考验中都被重新称量。小说没有把任何一种忠诚写成不证自明的品质,而是让它们在具体的情境中接受磨损和检验。忠诚不是一句誓言,而是在信息不完整、后果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承担某种责任。

《天牧》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把“忠诚”从军旅文学中一个近乎仪式化的主题,重新拉回到日常生活的重力场中。仪式化的忠诚,是漂亮的、完满的、一劳永逸的;日常的忠诚,却是笨拙的、含混的、需要反复确认的。而恰恰是后者,才配得上“守护”这个词真正的重量。也正是在这里,《天牧》显出它作为“新时代军事变革叙事”的自觉。变革,不只意味着装备的更新、战法的演进,更意味着人对忠诚、牺牲、守护这些古老主题的重新理解。当吴丽这样一个模糊的变量被放进文本,作者其实是在替整个时代发问:在一个身份可以隐藏、动机可以暧昧、关系可以模糊的年代,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忠诚在变革年代里的形态,不是变淡了,而是变得更重了;它不再是一枚可以别在胸前的勋章,而是需要一次次重新作出的艰难选择。

五、凝视雪域生灵

《天牧》最对高原生灵的书写,是一次成功的探索。党益民在后记里说,书中的牦牛、雪豹、雪狼、旱獭、鼠兔以及十余种牧草,“都有科学依据”,不是虚构臆造。

开篇那只卧在冰舌上的雪豹,首先是一个视觉锚点。它的金黄色毛发在寒风中颤动,秃鹫盘旋却不敢俯冲;“雪山之王”即使已经僵硬,仍然维持着某种不可冒犯的尊严。随后,逃窜的恐怖分子朝雪豹开了一枪,雪豹跃起、摔落。这个细节在情节上无关紧要,却在象征结构中至关重要:对雪豹开枪的人,是对这片土地本身开枪的人。雪豹不是“背景”,它是边疆生命共同体中一个不可被排除的成员。守护国土,如果不同时守护国土上的生灵,就是一种残缺的守护。小说中,卓玛在狙击镜里看见秃鹫啄食敌人尸体的眼睛,看见野牦牛“慢腾腾地朝西边走,阳光勾勒出它高大威猛的轮廓”,看见三条野狼朝灌木丛走去。这些凝视,把战场嵌入了一个更大的生命网络之中:人的杀戮,只是高原生灵日常活动中的一个事件,而非世界的中心。

第二章“扎雪牧场”,进一步展示了党益民书写非人世界的功力。嘉措啦听见狐狸叹气,发现棕熊咬开铁丝偷走了牛肉,牦牛路过屠宰地时会停下来嗅闻血迹、发出不安的哼叫,久久不愿离去。这些细节没有任何寓言化的意图,它们就是高原生活的事实性纹理。但正是在这种不事声张的书写中,一种“生命美学”被建立起来:牦牛们有记忆、有情绪、有对同类的哀悼;狐狸的叹息和棕熊的偷窃,不是“灾害”,而是雪域生灵共处的方式。

余木经营合作社,如果只把牦牛当作经济单位,那他就仍然是那个从“外部”看牧场的狙击手,只有当牦牛的哼叫进入他的听觉,雪豹的死亡进入他的道德感知,他才真正开始将自己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天牧”一词最深的一层含义:人不是在“天”之下“牧”万物,人本身就是被这片高原所牧养的存在。人在守护土地,同时也在被土地承载;人在放牧生灵,同时也被生灵牧养。《天牧》把生态意识从一种附加的“主题”,变成了叙事的内在视角。小说没有用议论的方式宣示“要保护生态”,而是让读者通过卓玛的望远镜、嘉措啦的耳朵、余木的眼睛,一次次地看见、听见、触碰到生灵的真实存在。当守护的对象包含了雪豹和牧草,守护者就必须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学习一种更谦卑的居住姿态。

我们不妨把这种姿态,称为“与万物共生”。它不是居高临下的保护,也不是浪漫化的拟人;它是一种承认——承认这片高原从来不是只属于人的,承认人的守护必须安放在一个更大的生命共同体之中。雪豹僵硬了,秃鹫飞远了,可牦牛还在哼叫,溪水还在封冻与解冻之间循环。守护的真谛,或许就藏在这些不被宏大叙事注视的日常之中:一个人选择留在一片土地上,不是因为他能战胜所有威胁,而是因为他愿意日复一日地照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并在这种照料中,让自己的生命也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我们还可以在“凝视”里,看见一个更为隐蔽的层面:这些生灵不只是被守护的对象,它们也是“见证者”。雪豹听见了枪声,牦牛看见了死亡,秃鹫看见了战场,狐狸叹息着看见了人的烦恼。它们用它们的方式,为这片高原上的守护与牺牲做了沉默的见证。我们以为自己在注视着边疆,却不知我们自己也被这片高原上的万物注视着。守护一旦被如此见证,就再也无法自欺:因为你能骗过自己,骗过敌人,却骗不过一头从你身边走过的野牦牛。

六、虔诚的高原跋涉者

党益民把《天牧》的写作,称为“另一种高原跋涉”。这个说法,不能仅仅当作修辞来读。他描述了具体的写作状态:独自躲进偏僻民宿,隐姓埋名,生活规律如军营——“该出操时起床锻炼,该熄灯时卧床休息”——但内心“经历着一次次高原狂雪”,“灵魂一直行走在雪原”。他“七易其稿”,每敲下一个字,都是“对灵魂的一次叩问”。这些后记自述,指向一个关键的事实:写作行为本身,被体验为一种戍边。不是“写一个戍边故事”,而是“以写作的方式戍边”。

这里的“跋涉”,有两重意思。一重是地理的、经验的跋涉:四十二年的高原军旅,七次生死劫难,对特战、牧业、林草、民俗的系统性积累。这些东西构成了《天牧》的经验底座,像雪线之下的基岩,看不见,却托举着一切。另一重是精神的、写作的跋涉:把一个曾以“击杀”为业的人,一寸一寸地改写成“牧者”,这不只是人物塑造,也是作者对自己的重新书写。党益民在让余木学会等待的同时,也在让自己学会等待;在让余木从狙击手变成牧人的同时,也在让自己从“写下牺牲”的人,变成“以写作来守护边疆”的人。

这种“跋涉作为方法”的姿态,对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要求。当一部作品的生命经验密度达到《天牧》这样的程度——当它同时承载着狙击战术、边境封控、牦牛饲养、合作社账目、雪豹毛色、牧草种类——批评如果仍然停留在“主题归纳+人物分析+语言特色”的常规流程中,就实际上把作品重新扁平化了。批评也需要一种跋涉:进入文本所扎根的那片生活世界的具体肌理,去辨认那些“有科学依据”的牧草名称背后的观察积累,去感受狙击手的时间感与牧人的时间感之间的摩擦,去理解合作社所承载的远比“创业故事”复杂得多的伦理负荷。批评的“在场”,不是声称自己理解了一切,而是承认作品的厚度,要求一种同样耐心的、不急于结论的阅读。

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陈彦说,党益民的创作“紧紧扎根于雪山与边地”,“这种‘在场’写作的独特性是不可替代的”。评论家、作家李炳银则说他的书写“别人无法复制,自然也难以逾越”所以,我们应该尊重这部创新之作,采取同行者的姿态去阅读和评价:和余木一起跋涉,和党益民一起跋涉,在文本所展现的雪线之上,一寸一寸地辨认那些被写下的和未被写下的东西。我们应成为同行者,走进作品所扎根的辽阔雪域,与作者分担同样的寒冷与感动,分享艰难跋涉中的那束理想的文学之光。

党益民说,这部书是“献给雪域高原和戍边战友的最后一个军礼”。在这样一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愿意为一部作品艰难跋涉,愿意为戍边人和高原生灵立传,愿意蹲下来辨认一棵牧草,愿意听一头牦牛的哼叫,愿意“有依据”地描述边地风物,这样的作家极为少见。因此,这部具有“突围”意义的戍边小说,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