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河深处扎营——读王永武散文集《沿长河行走》
在这本散文集的序中，李青松先生用了《横宽竖阔王永武》这样的标题，“横宽”和“竖阔”说的是作者的体型，这让我联想到正方形。王永武的外形的确是壮硕宽大的，我也曾有写《正文形的王永武》的想法。
宽大壮实的王永武更是有棱有角的，这不仅指他的外形，还指向他对人待事的风格，既有原则又厚道真诚。从他的为人，又可以初步猜想他的文章的大体格局。
果然，打开这本文集，一股纯朴之气迎面吹来。读他的作品，头脑中总是浮现出一幅画面，一位穿着公务员夹克的壮汉，迈着有力的步子，沿着长河岸边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环境，像位侦察兵在搜索前进。
王永武所写的“长河”和这里的花花草草、人文地理都是我所熟悉的，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余年，对文章中的事物是了解而又亲近的。所以，当王永武沿着长河沿岸行走、思考的时候，我是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的。
西直门外古桥下的河水曾经泛着白沫，漂着垃圾袋，让人很不忍视。当刚刚退伍的王永武兴致勃勃地跑去看“自己的河”时，站到桥上往下一望有些震惊。在他的想像中，“长河”这么美的名字，应当与“吟风弄月”“河清水澄”相关的，但他看到的却是一条臭气熏天的污水河。而他就是这条河流的管理者，是他时常要巡查、治理、甚至搏斗的战位。
望着河水，内心充满诗意的王永武觉得有些滑稽，更带着许多失落，继而从内心升腾起几分悲壮感。从此，他与这里的河水与这里的草木不情不愿地结下了缘分。他的工作、生活、写作由此拉开了序幕。
写生态散文，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田园牧歌式的歌咏，把山水当成逃避喧嚣的桃源，去自然里转一圈，回来坐在书桌前不吝美言秀词一番盛赞。另一种是环保主义式的控诉书，满纸数据与愤怒，牢骚、谴责、不满，似乎一切都是他者之过，与己无关。
这两条路都不是王永武愿意选择的。他不是旁观者，甚至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作家，他是北下关街道的基层干部，是每日生活在此情此景过日子的河长。他的生态意识，是在一次次俯身捡起河边垃圾时慢慢滋生的。在耐心劝离桥下流浪者过程中，一点点磨出了他的敏感。而水质监测报告上那个“三类变二类”的数字变化，又让他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扎了根。我们能从他写的转河中，闻到河泥的腥气，能听得到清淤船的轰鸣。他跟那些乱停车、乱晾晒、偷偷排污的居民斗智斗勇，字里行间的无奈与执拗，书斋里闭门写作的作家很难写出这般质感。
《沿长河行走》中有一些篇幅是考证高梁桥宋辽战事、郭守敬水利工程、纳兰性德悼亡词作等历史掌故，但却不是作品中最有价值的章节。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历史与现实发生的碰撞。
写高梁桥，自然不会错过袁宏道笔下的“丝管夹岸”，也不会忽略耶律休哥与宋太宗的生死搏杀。但他随后写到了1982年河道治理时桥体北移一米，写到桥洞下曾住着以桥为家的流浪人员老黄。还写到了自己如何在桥头设置水质监测站，又如何联合民政部门给老黄找工作、办婚礼的事情。由远到近，把历史与现实牵扯在一块，古与今交织在了一起，这便有了别样的意蕴。虽然把这些历史的碎片与现实生态衔接时有时显得生硬，而且，偶尔还会透露出基层工作汇报式的惯性、政策语言的痕迹，但都不影响他对这条河的亲近。或许，正是这种不光滑、不圆熟的文字，才让作品有了温度。
这些作品不是精心打磨经营的游记，而是一份带着汗碱味的巡查日志。处处裹挟着风沙雨雪、朝暮霞光，还有西直门立交桥的尾气、白石桥栏上的露水。
王永武的散文有时很随意，偶尔会冒出一些类似工作笔记的东西。大风天被卷上树梢的衣物，得打市民热线协调处理。桥洞底下私搭的棚子，得联合几个部门去拆。开春组织人给河岸植树，玉兰海棠栽了多少棵，都一笔笔记着。这些段落放在机关公文里枯燥乏味，可当它被嵌入到对一条河流命运的叙述中时，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张力。它提醒读者，生态不光是那些青草绿树、小桥流水，生态中还有捡矿泉水瓶、接市民的投诉电话、拆违章建筑。这是无数琐碎、重复、甚至让人厌烦的行政劳作的总和。一个街道河长的工作，与一位生态文学作家的工作，在他身上重叠了。这种重叠让《沿长河行走》在文体上有点怪。
这种“怪”，让我想起何伟《江城》里那些琐碎的田野记录，还有梁鸿《中国在梁庄》中村干部视角与知识分子视角的相互交织。所不同的是，王永武用不着“下去体验生活”，也不需要采访，他本就生活在问题之中，这种带着毛边的粗粝生活就是他的日常。《沿长河行走》写的是生态，同时也是生态治理逼出来的副产品。
王永武是位武警部队转业干部，他的文字里自然带着“兵味”。他写柳树，会自然联想到“折柳赠别”的军旅离愁。防汛值班被他比作“没有炮火硝烟的战场”。就连大慧寺里240年的黑枣树，他也要提一句它守护着一方净土。这种将万物军事化的本能，透露出他褪不去的军人本色。
颇有意味的是，“兵味”并没有让他的文字变得僵硬，反而产生了独特的风韵。他写气象路上的海棠，花瓣的边缘微微泛着红。春雪落在杏花上，纷纷扬扬的，洁白的雪花与粉嫩的杏花相互交融。这种句子出自一个“面相黝黑粗糙”的山东大汉、一个自称“五大三粗”的转业军人之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审美的错位。李青松在序言里说，“能写出美文的不一定都是白面书生，硬汉壮汉莽汉照样能写出锦绣文章”，王永武的文字带着经过风沙打磨的美，带着北下关的尘土、高梁桥的气息，以及转河清淤后的清爽。
《沿长河行走》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当作者急切地想要证明“北下关也有文化”“基层也有文脉”时，历史材料的堆叠有时会挤掉更珍贵的现场感。关于纳兰性德与北下关文脉的篇章，考据不可谓不细，从《渌水亭杂识》到《光绪顺天府志》，引经据典，但情感浓度反而不如他写老黄结婚时“龇着一口因长期吸烟熏黄的牙齿”冲他打趣的段落。也不如他写志愿者为柳树织“彩树衣”被划破后蹲在树下修补时的针脚。
文学有时候需要一点“无知”，需要承认自己的茫然与脆弱，过于在意“文化”硬度时，或许就会失去那些柔软的现实。王永武太想把自己的“母土”讲清楚了，太想为这条被忽视的河流正名了，以至于偶尔让文字背上过重的知识包袱。当我们沉浸在“祖上也曾经辉煌过”的阐释和陶醉中时，常常会忽略了窗外那条正在变清的河。当沉沦于历史材料的海洋时，现实有时就会被淹没。
这自然与传统观念中早已形成的对散文的审美有关。在很多人的思路中，要么写江南古镇那般烟雨朦胧的柔美，要么写西北荒原史诗般的苍凉，或者如西南边陲那样的异域风情，那些才是散文应当去描写、追记的好题材。但“北下关”这样一处窝在立交桥、动物园、玻璃幕墙中的城市一角又算什么呢？既不是“远方”，也似乎没有什么“诗意朦胧”，还不是“原生态”，天然处于审美秩序的边缘。
因此，王永武想证明这里“也有文化”“更有历史”，不断提醒我们这里有大慧寺、五塔寺、纳兰性德走过的痕迹、郭守敬的水利遗产。他想为北下关“正名”的焦虑，是文学界长期忽视“日常附近”的结果。
人类学家项飙曾提出“重建附近”概念，反思当代人对周边具体生活环境感知减弱，传统的“附近”正在逐渐消失。所以当下需要倡导“重建附近”，重新关注身边具体的、真实的生活场景与人际关系。王永武写“大风天被卷上树梢的衣物，得打市民热线协调处理”，这正是项飙所说的“附近”，它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需要拨打12345解决的具体麻烦。这是王永武独有的，也是江南烟雨散文很难触及的。
王永武为北下关“正名”的努力正是对人们忽视“身边附近”的焦虑。这种焦虑本身，恰恰证明了“附近”的消失，当一个写作者需要动用《光绪顺天府志》才能证明家门口值得被书写时，不正说明我们的文学视野已经远离日常很远了吗？
当文学只看重“特殊”和“奇异”时，作为一个街道干部的王永武却在努力把家底翻出来，用历史资料证明身边和附近“值得写”，这样的写作显得很吃力。
有意味的是，当王永武暂时卸下河长的担子，离开每日巡查的辖区，写起三门峡、黄河故道、金海湖这些地方时，反而松弛了。历史不再是为街道增色的装饰，而是变成了个人记忆。特别是写故乡夏津的黄河故道，那片古桑树林，“桑梓的脐带”般的情感联结，让我们读到了一个不同于“北下关街道干部”王永武的“俺是山东人”的王永武。身份的暂时抽离，让他的语言变得轻松。
这里有个悖论，越是熟悉的地方、日常的地方、责任在肩的地方，反而越难写。当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打量现实的时候，反而更容易产生审美的距离。王永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因这种困境放弃自己的责任田。他知道北下关难写，却依然选择站在高梁桥上，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
这些从长河岸边生长出来的文字，并不光滑，也不圆熟，正如王永武的写作本身一样，它们都是未精心打磨的原石，不够精致。但恰好能沉入河底，成为河床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