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仁顺：小说和我
黄金时代
我的阅读从小学时就开始了。很多字都认不全，但那些认不全的字组成的句子，就像有残牙缺齿的牙床，并不影响咀嚼。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当代的，抓到什么读什么，没什么区分，更谈不上选择和品鉴，就是往嘴里生填，大部分都嚼不出什么滋味儿，但咀嚼的本身是快乐的。
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很多作家写知青、写右派，《蹉跎岁月》、《北国草》、《今夜有暴风雪》、《绿化树》、《小鲍庄》，多年以后，在作协开会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些老作家，他们都已经不年轻了，读着他们小说长大的我，终于在现实世界和他们相遇了。但我几乎不会跟他们说我读过他们写的什么什么，我觉得，作家就应该是隐匿、神秘，充满悬念的。但读者的阅读是掀开了帷幕，看到了作家所处时代的波澜，人心的幽微。
我读初中高中的80年代，小说多起来了，除了纯文学刊物，港台作家的作品开始在大陆出版，言情小说开始流行，最喜欢亦舒，明明她的幽默、尖刻是地道港风，但就是能跟东北语言的诙谐、性格的洒脱毫不违和地融合在一处；还有张爱玲，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入坑，她的文字永远穿着旗袍，高领，细腰，开叉的下摆，做工讲究，细到每个盘扣和线头的处理，却于华丽中最显消沉颓靡，跟80年代的单纯明亮、欣欣向荣，同时又粗砺莽撞的气质格格不入，却又能奇异地兼容；彼时，武侠小说以席卷之势在全国铺开，金庸、古龙、梁羽生的书是大部分60、70、80年代出生男读者的心头好，女读者则是花开两朵，一朵是武侠，另外一朵是琼瑶的言情小说。80年代、90年代，是阅读的黄金年代，我们相信侠义高古，也相信真爱永恒。作家们的名字被追捧，当年占据高峰的作家们，时至今日，有几位仍旧在峰巅。
除了中国当代作品，翻译作品也如开闸之水，来自全世界的小说蜂拥而至，欧洲各国、美国、拉美、日本，既有传统经典作品，又有时下当红之作，彼时的出版市场尚未被资本裹挟和包装，书籍量大而质美。世界万象籍由小说的字里行间，在我们面前徐徐铺展。
上个世纪的8、90年代，经历了漫长的压抑之后，整个社会充满了释放和自由生长的气息，这个时期的文学比30年前，也比30年后，都自由、直率、野蛮，充满了强烈的表达欲；小说作为现实的镜像，记录了日常生活和时代的脉动，并以虚构之光照亮了生活的角角落落，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指出，小说是“在上帝之死之后，人类精神重建世界的努力。”小说是社会生活的直观写照，是对现实的重新命名；而这个镜像又是多棱的，不同的侧面照见出世界多样化的生存方式，被封闭的视野豁然敞开，万物生长，中国生活嵌在其中，世情世故是独特的，但情感追求却是相近的。
那是一个“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时代，那是一个“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的时代”，那是“冬天里一把火的时代”，那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文学占据高位，一览众山小的时代。
我的少年时代如此美好，处处皆是飞扬的诗情和思想，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们是何其幸运的一代。我在阅读中，在文学的镜像中看到的百态世界、万种人生，是如此富有魅力，像一块巨大的磁场，吸引我走进去，成为其中的一粒芥子。
微火之光
阅读对每个人的影响不同，对大部分人而言，是过客；对一部分人而言，是良师益友；对我而言，它是一条河流，我长时间在河边驻足，走进河流只是时间问题，或者说，是河流接不接纳我的问题。
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是个“老读者”了。和之前囫囵吞枣式的阅读不同，我开始挑选自己偏爱的作家来读。或者是在经典作家中，挑选自己最爱的几篇。比如大二时，我突然迷恋上卡夫卡的短篇小说；而博尔赫斯的《埃玛-宗兹》、福克纳的《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对我而言，远比他们的成名作或者长篇小说更具吸引力。国内的作家也佳作频出，很喜欢刘恒的小说，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白涡》？杨争光的小说极具魅力，《赌徒》《老旦是一棵树》都是神来之笔。以前我会惋惜他们转入了影视和戏剧创作，但现在想，他们有选择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权利。
我在大学期间的写作，起手式一股“通俗”腔，对于20岁的年龄而言，爱情是最容易切进去的入口，语言则是轻松、调侃的路数，毕竟东北语言就是我的生活日常。发表的十几篇小说，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写作训练。这是我的写作热身时期，很多小说我自己都忘记了，几年以后，在东北师大跟同学座谈时，一个女生说读过我的某篇小说很喜欢云云，我很郑重地提醒她，肯定是记错了，我没写过这样的小说。她一脸惊愕地看着我，再次提到小说的名字，我依旧很笃定地说，那不是我的小说。直到她讲出小说故事，以及里面的部分细节，我才发现那确实是我写的，我竟会在几年之间这么快地遗忘掉自己写的小说，哪怕它们不够好，着实令人心惊。本雅明说，“讲述故事，是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而我，遗忘了我的讲述。
大学毕业以后，我去一家文学刊物做了编辑。那些曾经只在刊物和小说集上出现的名字，可以出现在我的约稿信上了，我也终于有机会出差，跟作家们喝茶，吃饭，面对面讨论作品，为刊物争取他们的稿件了。
这是我梦想的工作。作家隐蔽在花团锦簇的文字幕后，只有少数人能走到后面去窥见真相。但想象和现实的差距也因此而生。这份工作让作家的神秘性一点点漂淡，直至消失。我不能不承认，作家只是一个职业而已。我曾以为，作家是制造幻觉的人，但实际上，幻觉是读者自己对所读作品的加持，进而把光环附加到作家头上。伟大的作家是存在的，但更多作家，用“优秀”和“平庸”两个标准就足以归纳。
这个发现让人泄气，但同时也让我有了信心。既然写作并非“伟大”专属，只是一种职业，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写作者不用成为精神和道德的火炬手，写作者也可以只在自己房间里点一根焟烛，借微弱之光，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骄傲和卑微，渴望和失落，患得与恨失——
写作，是最好的自省方式。
写作的体质
95年，我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试纸》，96年《秘密》《冬天》等短篇相继发表，我参加了以“60”年代作家为主的“联网四重奏”，那是文坛少见的刊物联动活动，作家同期在《作家》《花城》《大家》《山花》上发表小说，《作家报》会配发关于作家写作的相关评论。
这个时期我很喜欢做写作形式的探索，有一篇小说完全是对话，类似戏剧的对白；有一篇是同一张脸在三个不同时间以三副状态出现，人的存在变得扑朔迷离；还有一个是某个看似无心的玩笑在刻意宣扬、渲染之下，用友情方式呈现出来的隐蔽恶意；还有一个女人用录音机独白记录了自己被患严重失眠症的男性上司另类霸凌的故事；差不多八、九篇。我对形式很着迷，每一篇小说都仿佛一件新玩具。故事本身和解锁故事的方式占了同样的比重。
这样写了一阵子，我的写作态度变得越来越板正，我开始认认真真地想“写什么”了，而几乎在这个念头冒出来的同时，少年时代的生活，几乎是立刻马上走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我的家人、邻居、同学、面熟但陌生的商贩，等等，因为某个事件，或者多个事件的组合，他们涌入小说里面。被我叙述出来的故事曾经真实发生过，它们属于过往，但又具有新的独立性。更神奇的是，我不知道我记住了这么多的人和事件，写作就像探照灯，照亮了我的记忆角落。当小说被某个刊物采用，刊发出来，我会重新阅读那个故事，它们既熟悉又陌生，而经过文字塑造的那些人，具有了真实世界里缺失的情感色调和思想性，他们因此具有了吸引力和阐释性。那个时候的我，还无法做出“小说并非经验事实的真，而是存在状态的真”这样的总结，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在虚构里含着诚实的心态，这点是最重要的。
除了少年生活，另外一个题材的写作也开始铺开，即我的古典题材的写作。有些故事，我觉得放在现实题材里面一般般，但如果放在古代，就很熠熠生辉，且会因为新叙述视角拥有天然的现代性。既然要为这些题材选择古代背景，我想，为什么不找个特殊些的呢？比如朝鲜半岛。《高丽往事》《伎》《盘瑟俚》《小城故事》以及后面写的《城春草木深》《猿声》因此而来。也正是因为这些短篇小说的写作，让我最后滋生了重述传说的尝试，写了长篇小说《春香》。
写作古典题材的状态和现实题材的状态完全不同。现实题材是大家共有的现实，每个读者和作家同样深谙其中的微妙和曲折。于是在表达上，我选择了相对“极简”的方式，薅住故事的骨架，把它们写得结实完整，其他的血肉，读者会自己脑补，甚至他们都不用补，和我一样觉得极简便是最大的繁茂；而古典题材不同，是“慢”和“细”的艺术魅力，小说里面的每个细节，都值得描述，就像尤瑟纳尔《东方故事集》中《王浮得救记》，
多亏了王浮，凌发现热腾腾的饮料散发出来的雾气让酒徒们的面容变得模糊不清，别样地美；火苗在肉块上不均匀地舔过，留下灿然的褐色；桌布上点点滴滴的粉红色酒渍，像枯萎的花瓣一样动人。一阵风吹破了窗户纸，骤雨灌进屋里，王浮俯身指给凌看闪电铅灰色的裂纹，凌由衷赞叹，从此不再惧怕暴风雨。
时间的力量永远超乎想象，哪怕是在写作中，在纸面上的时间感，也影响了诸多细节的生成和呈现。古典题材小说的魅力，就如同王浮指给凌看的一切：那些寻常常见，需要艺术的眼光来照亮，会让读者恍然发觉，在我们的熟视无睹中，在在处处，皆是别样的美好。
古典题材不需要和现实生活丝丝入扣，它可以更飞扬，就像小说中的“及物”其实是为了思想的“不及物”，古典题材不是为了背离现实，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发现并解读现实。
短兵相接
写完《春香》之后，我一直在写短篇小说。我喜欢所有的好小说。但对于优秀的短篇小说，堪用“热爱”来形容。
现实就在我们眼前、身边，乃至全部，现实密不透风，生活琐碎而重复。优秀的长篇小说是在现实生活的泥淖中掘出了一条河，河水的流动，青山的倒影，波浪的形状，岸边的风景，水里的生物世界，以及泥沙俱下的参与。既要轮廓和脉络，又要有视野和格局，更不能缺少细节和生动。长篇小说的使命感注定了其写作必须要负重前行，相比之下，短篇小说就轻盈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短经典”系列丛书，王安忆为其做序，开篇即言，“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如果长篇小说是和世界，人生，意义之类的大词长期较量的话，短篇小说则是一次文学与日常的短兵相接，无需长度，却能擦出火花，刹那芳华。
举个例子。
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的小说集《雨后》，是“短经典”的其中一本，开篇的短篇小说《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故事很简单，眼疾的钢琴师被两个女人爱着，他跟维奥莱特结了婚。维奥莱特照料他的日常起居，为他拓展很多钢琴调音的业务，她开着车带着他四处给钢琴调音，充当他的眼睛，为他讲解他们接触到但钢琴师看不见的一切，“她让巴纳高姆大宅那宽敞、冰凉的大厅历历在目，‘通往楼梯的这一路上我们绕着走的是一张桌子，上面摆了只孔雀，这是一只银色的大鸟，张开的尾翼间点缀着一小片一小片的彩色玻璃，代表着它五颜六色的羽毛，绿的和蓝的。’”；钢琴师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瘦得跟条猎狗似的”，维奥莱特这样描述他父亲留下的一张照片。她对自己的情敌，始终单身的贝尔的评价是，“还跟个姑娘似的”，“穿得很漂亮”。维奥莱特临终时，叮嘱丈夫，“永远也别放弃”。于是，他坚持去教堂，并于两年后，与一直未婚的贝尔结婚了。贝尔多年来，一直无法摆脱对维奥莱特的嫉妒，明明她貌不如己，却赢得了那个男人。几十年后，贝尔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男人，婚礼。只是，这个男人不再纯粹了，过去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维奥莱特重塑了他，他生活里，生命里，到处是维奥莱特的影子，甚至贝尔婚后住进去的房子，都是维奥莱特的。贝尔开着维奥莱特的车，带着丈夫继续着四处调音的生活，尽管钢琴调音师对他无微不至，但贝尔绝望地意识到：维奥莱特就是瞎子丈夫的眼睛，维奥莱特没有给她留下透气的余地。贝尔不甘心，就像当年她不能接受自己被淘汰的屈辱而选择单身，婚后的她一样要对生活做出反击，她重新粉刷大门，扔掉一些厨房用具，更重要的是，她要一点点推翻钢琴调音师被前妻塑造好的世界：“不，不瘦，我觉得他不瘦，”贝尔拿着她丈夫父亲的照片说道，“一张壮实的脸，我想说。”而那个牙齿曾被前妻形容为一阵大风似的学校老师，在贝尔的形容里，差不多像是一口假牙，笑起来很庄重。“是勿忘我那样的蓝，”有天贝尔说到山的颜色，那天的天气将群山衬得很蓝，“你简直难以置信”。从此，钢琴调音师家里不再管山的蓝色叫作烟一样的淡蓝。贝尔还让丈夫了解到更多，他的前妻衣着邋遢，灰发乱糟糟地散在肩膀上，背还有点儿驼。他们俩之前并肩出行的场面，并非他想象的那样，优雅，恩爱，沉浸在幸福里；而是看上去平凡，比实际年龄要老。
这篇小说但对婚姻的分析，男性女性的隐秘心理的描述，以及小镇的生活样态，无一缺失，它的深刻性足可以撑起一个小长篇的容量，但却只用了一万多字，剩余的巨大空间，留给读者自己脑补。
钢琴调音师是盲人，他对现实的认定只能借助自己的妻子，可他的两任妻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读者和钢琴调音师心情是一样的，我们相信谁？还是谁都不相信？钢琴调音师没办法从第一个妻子那里抽离，也没办法离开第二个妻子。为了避免伤害和破坏，他只能选择对每个答案都全盘接纳，而这似乎也是公平的，“贝尔赢了结局，因为生者总是赢家；维奥莱特赢了开局，并且度过了更为美好的岁月”。而读者们，用伊瑟尔在“接受美学”中提出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在于“空白的填补”，读者们在想象中细化盲人钢琴师与两任妻子更多的生活细节，小镇看似平静无波，但难免暗流涌动的社会生活，天底下的婚姻都是既不同又相似的，不同的读者，或者相同读者不同次的阅读，都会有不同的读后感。小说阅读没有答案，有的是共创和同谋。
慢
无论阅读或者写作，我都属于慢的一类。
我身边有朋友一年能读三百本书，甚至后面还要再加上两个字，“以上”。我很难理解。姑且说，这三百本书他都逐字逐句读了，那能记住多少呢？人类的大脑不是电脑，容积率能达到只要有投喂就能吃得下，就算吃得下，又能消化吸引多少？
很多人喜欢引用博尔赫斯那句话，“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么互联网的出现，每个拥有电脑，能够上网的人，都拥有了天堂。任何东西，过犹不及。互联网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但我们的阅读因此增加了吗？更多的人变成了文学的拥趸了吗？小说是读物里面的最优选吗？作家是理想的职业吗？
显然，都不是。
但另外一句话我是高度认同的，“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阅读的好和妙，是任何其他难以替代的。进入中年以后，尽管书架上的新书仍旧在增加，但伸手去拿却常常是读过的旧作。我重读了简-奥斯汀所有的小说。这种阅读像两个女人的八卦，不时地在某个句子上意味深长地一笑，同时，又整体上对社会、金钱、男权，保持着警惕和分析。所有年轻的女性读者都应该去读读奥斯汀，她在小说里大喇喇地承认自己对帅哥和富足生活的渴望，但她写的故事里面，永远强调比富足更重要的是女性的自尊自重自爱。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奥斯汀的小说更适合做青春女生情感教育的读本。
新作家当然也有很多佳作，也不是完全不读，只是没有过去的那种急迫了。年轻时渴望通过阅读打开窗户看到的风景，现在仍旧让我感动，只是，心情上不再是雀跃，而是宁静。杨绛曾说过，“读书就好比到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家里串门儿，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在以往的阅读里，我的良师益友已经足够，这个名单上加入新名字固然好，保持现状也没有什么不好。
读得慢是一种享受和闲适，这几年写得也越来越少。可能是我的表达欲在逐渐降低。年轻时的写作，带着股喧哗和呐喊，想让人知道：我在这儿，我有故事想讲给你们听。而现在，既使有了感受和想法儿，也宁愿任其在生活的缝隙里自行发酵，电脑里封存的那些未完成的稿件，以前总想着要完成，现在觉得这种悬空、残半的结果，也未尝不可。
我并不认为阅读和写作数量的减少是因为衰退和懒惰，而是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和文学的紧密关系捆绑多年，情感温度发生了改变：温存比激情更令人舒服，理解比洞见更让人心安；二是，文学进入了智能时代。
AI时代，文学会不会被替代？我不知道，大家都走在路上，谁也不能确切地说出终点在哪里。但变化已至，并且来势汹汹。新一代文学写作者，键盘侠，携带着新款十八般武器——各种软件，正在制造属于这届年轻人的喧哗与骚动。过去的文学，是经验的文学，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中，对人与社会进行纵深书写；而今天的文学，是被技术、媒介、算法的深度参与下的创作，现实的逻辑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以往用小说来表达的内容，在今天有了各种样态，且还在迅速地翻新中。这一茬儿年轻人在电脑和手机的陪伴下长大，数字属性远大于社会属性，他们的大部分情感需求都可以在虚拟空间里满足，他们连恋爱和婚姻都不再感兴趣，怎么可能会把阅读小说当成人生必须？既使要读小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的都是网络小说，那些小说方便、快捷、省钱，量大管饱，还可以通过打赏参与其中，给足情绪价值。我们热爱的，小说中的主题深度和复杂情感，被敬而远之。
闲坐说玄宗
没有谁能比阅读者更幸运。我们通过文字，进入一个又一个故事，认识了很多人物形象，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远超很多现实世界里遇见的人。他们睿智、深刻，接受我们的随时拜访，不是文字囚禁了他们，而是他们用自身的价值凝固了时光。
写作者就像矿工，举着锹镐，一下一下地，独自在幽暗的巷道里试图抠出一个故事。这是一份令人绝望的工作，即使我们刨出来我们想要的故事，也常因其价值有限，既不能给予我们温饱，也不能抚慰我们的失落。但写作仍旧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行业之一，尤其是当现实生活日益荒诞和冷硬，一行行文字就是我们筑巢的稻草。在数字时代，也惟有写作，能创造出我们无数的分身，让我们自己跟自己抱团取暖。
而我和小说的关系，像两个白发宫女。在某个午后，树底下摆个茶桌，有茶，有炒瓜子，还有盘点心。我们复盘度过的半数人生：少年时迷恋过风花雪月，青年时渴望过波澜壮阔，中年时见识过人性善恶，那些曾经被剥了皮的真相，在我们的追忆中，重新长出皮囊，回到树上，成为青绿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