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陈建功新著《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难以释手，感慨丛生。有评论称此书为“长篇非虚构小说”，我以为应称为自传体文学或回忆录。

作者从自己的童年写起，一个从广西北海来的异乡少年，走入喧嚣的都市校园，唯一的伙伴是一个牵着奶羊来上学的男孩。作家感慨，自己不久就因被群体接纳，而忘记友伴的名字，但那孤单牵羊的身影却永久留在了他的记忆中。从少年到青年，作者的人生体悟也是混杂的，一副面孔是惶惑又惊异，另一副面孔是踊跃从众而随波逐流。作家时而好似一个蜷缩在角落的孩子，悄然咀嚼其迷惘内心的复杂滋味，时而幽默深沉地自我反思曾经的蒙昧与卑微。

1968年，高中毕业的陈建功进入社会，来到京西煤矿。岩巷掘进的艰辛，“窑哥们儿”苦中作乐的个性，磨炼并熏染了他。而当时的时代环境，又将其置之尴尬——因为替师傅提供申诉渠道，反而害了师傅，使之被扣上“叛徒”的帽子而被遣送回乡；又因为背诵曹禺剧本《日出》里的诗而蒙受批判……同时，陈建功还遭遇一场劫难，他的腰被矿车撞折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使时年24岁的他几近截瘫，却乐观地庆幸自己的“小命儿”得以保全。命运似乎自此开始恩惠于他，重伤渐渐痊愈，而养伤卧床不仅使他得以继续写作，而且与新结识的病友相处时，又无意得知许多新鲜的民俗知识。这期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铁扁担上任》在《北京日报》发表，他也自此走进了文坛。

不难发现，和作者具有传奇性的“辛苦遭逢”相映衬的，是何等“青春的滋味儿”，何等“文学的滋味儿”。

作者笔下那条若隐若现的“灵魂链接”，就在那貌似插科打诨的玩笑中，深藏着审视人生的严峻感，其中有他对时代与自我关系的真切思考，也有他对人生体验与文学本质的深入探寻。他毫不掩饰地说：“我的所谓文学之路，起点就是如此的‘不光彩’。”初始，他只是企图利用写作来摆脱困顿境地，“拯救一个卑微的自己”，这一“拯救”，还真使他时不时逃离艰苦的井下，“混公出”，写讲话稿、发言稿、典型经验、人物通讯，“文武昆乱不挡”。随后，他以工人作者身份进行文学创作，认识了作家草明、浩然等人，也与北京人艺的编剧及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多有交往，跟随他们去各处体验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他所说的“脏”，不仅是弥漫在空气里的煤尘，也象征着人们心灵里的卑微、困顿，盲目从众的思维惯性，以及文学表现上的攀附与迎合。他对自己的文学起点，既不忸怩作态地遮盖，也不“左闪右晃”地躲避，而是以“镜中人”的描写手法，真切地展示与解剖自己的人生，用回望揩拭自己曾经迷茫、脆弱与挣扎的灵魂。那一幅又一幅时代画面、一段又一段精彩议论，形成了历史与文化诠释性的融通感，也改变了普通回忆录写作的呆板印象。

1977年，陈建功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之后陈建功发表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不断引起文坛的瞩目。从《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到《鬈毛》《找乐》《前科》等，人物活灵活现，语言幽默风趣，受到读者广泛好评。

不过，陈建功自己最看重的短篇作品是《盖棺》。他“杂取种种人”而塑造的典型人物，使《盖棺》至今仍然焕发着独特又深厚的艺术魅力——告别了刻画人物的脸谱化及善恶二分法，剖析出人们灵魂中既有的光辉与局限。在《盖棺》中，也可窥见陈建功创作基本立场的萌芽：他执念于对某种“光鲜亮丽”人生的质疑，而对卑微质朴的芸芸众生，却时时投去深切的同情，发出冷峻的叹息。

在《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一书的后记里，陈建功说他的写作原则是“诚实”和“有趣”。诚实即真诚，而“有趣”则是陈建功所追求的“属于自己的腔调”，也就是他的艺术路径与艺术风格。这部新作在艺术形式上充分体现出更有创意的新叙事结构，仿佛是扫描个人生活各个层面的多棱镜，有镜中镜，有镜中人，也有人中镜，其叙述层具有多维度的特色，嵌入性的故事与人物往往随着回忆展开，过往与当今多条线索相绕，色彩斑斓、情韵悠长，反映出历史、文学、民俗文化等多层次的审美特征。这其实是一代人的精神探索史，也是一个作家艺术生命的成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