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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2026年第8期|周万水:一条河流的黑白印象
来源:《红豆》2026年第8期 | 周万水  2026年11月13日08:15

一

这条河与大多数河流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它的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我的意识里始终没有现实中的斑斓,反而像一张古碑的拓片或一部年代久远的老电影,有着很纯粹的黑白。这种感觉与我的梦境很相似。我每天都做梦,但梦里的场景好像都是黑白的。每一个人的人生履历里,大概都藏着一条河流,它可能真实流淌在你的生活里,也可能是我们生活状态的一种隐喻。大多数人的故乡都有一条河流,所以故乡也是一条河流在你血脉里留下的印记。无论你走到哪里,它都是你体内行走的脉络,把你与外面的时空连在一起。

这条河叫沅水,也叫沅江,与长江之间隔着宽阔的洞庭湖,源头之一在黔南贵定县的一座高山上,终年云雾缭绕。山顶上有一水洼,终年不涸,被当地人称为“天池”。省外的人对“沅”这个字很陌生,常常把它误读成“ruán”,正确读音为“yuán”,它的笔画、读音、意义都被死死地锁在湘西北这条特定的河流上,假若离开了,它就是一块石头上风蚀雨刻的划痕,没有任何具体的意义。

河的古老大约仅次于负载它的土地,它先于一切文字与称谓,便已在这片山岳间沉默地奔流。出土于安徽寿县的楚国青铜文物 “鄂君启舟节” 上,刻有楚国商贸通行的相关铭文,在这里首次出现“沅”字。“鄂君启舟节”上刻有九行共一百六十五个字,记录了公元前三二三年楚国的一支商船队,从鄂城出发,沿汉水、长江,抵达湖南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等流域开展商贸活动的史实。“舟节”属于青铜符节,是楚国水路运输货物的免税凭证和通行证。这是迄今发现关于沅水最早的记录。至于在什么时候,是谁命名了这条河流,则是有趣的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二

在楚国鄂君的船队穿行于沅水之前,人们与沅水的依存关系被时间封存。这不奇怪,数十年前,我童年时见过的那些船只,如今都不知去向,只在记忆里留下模糊的样子。幸好有《楚辞》,让后人知道楚地还有一条因岸芷汀兰和山鬼巫风而无限瑰丽的河流,知道河流上有穿行的桂舟、舲船、飞龙(龙舟),以及转动的水车。

《楚辞》的魅力在于,它能凝千载于一瞬的时间感和纳洪荒为一己忧思的空间感。“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这种穿越感,不是来自速度,而是来自时间沉淀中的冥想,来自船的“容与”和水的“凝滞”。现代人的出行,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全程单调乏味,全然没有了古人坐船出行的那种从容与漂泊感。时间慢了,才可以发酵情绪,尤其是在“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时。庆幸唐代没有高铁和飞机,因为在高铁、飞机狭窄的空间里,无论如何都作不出那么多好诗,哪怕是在头等舱。我们获得速度,却失去对生活的冥想和与自然的互动,更没有时间叩问苍天。

除了传说中的盘瓠和善卷,屈原是沅水河流史中第一个被记住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古代,湖南在很长的时间里被称作“沅湘”,《楚辞》是功不可没的。《楚辞》中将沅水与湘水并称的诗句有多处,如“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等。但把湖南称作“沅湘”并非单纯是因为《楚辞》。在古代,沅水是楚地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沅水流域也是楚国黔中郡的核心区域。湘西里耶出土的秦简表明,秦代沅水流域通往中原腹地的水路交通是很通畅的,水系发达的沅水流域绝非偏僻之所。有学者认为,屈原被放逐到沅水,更可能的原因是:黔中郡,在战国后期已成为秦楚两国西线对峙的前沿。屈原被放逐到沅水,并不奇怪。

以“潇湘”代之“沅湘”是后来的事情。汉唐以后,湘水流域开始成为湖南的核心区域,西南地区成了“蛮夷之地”,“沅”字自然也成了生僻字。除了地域名称的唯一性外,它也会出现在一些人名中。以“沅”为名,只可能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出生地或生活经历与沅水有关。如现代著名诗人朱湘,字“子沅”,沅陵人,离开沅陵之后,相传他还给儿子取名“小沅”。金庸小说中有两个人物名字中也有“沅”字,一个是《书剑恩仇录》中的李沅芷,另一个是《神雕侠侣》中的何沅君——嘉兴陆家庄陆展元之妻,名字同样从“沅有芷兮澧有兰”中来。李沅芷系着作者的沅水记忆,何沅君则更接近《楚辞》本身那缕兰芷气,都离不得一个“沅”字。

另一种情形自然是名字来自《楚辞》,取名者往往是借兰芷氤氲的沅水寄托某种美好,如现代文史家、戏曲史家、作家冯沅君。冯沅君从没到过沅水,以沅君自喻,自然是与对屈原和《楚辞》的膜拜有关。由此可见,在“潇湘”代之“沅湘”后,沅水作为地理坐标的地位被逐渐弱化,但它作为文化意象的沅水并没有被遗忘。这条诗意的河依然在《楚辞》的遗韵里鲜活地流着,每一湾清流都携带着兰芷的香气和浓郁的楚风。

三

沅水流域人类的居住史,可以上溯至旧石器时期,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一些石器和陶片。一部河流史的前半部分其实都是石器史,再后来就是陶片史。它们被泥土和芦苇掩盖,缄默的纹饰隐藏着远古的信息。到了屈原泛舟江上、行吟问天的时候,沅水流域已经有了一个楚国的行政中心——黔中郡。

我记忆里的楚国黔中郡故址总是芦花满地,这跟我第一次去那里的季节有关。芦花是一种容易引发幻觉的物象,逆着秋日的斜阳看去,沅水边的整片芦花都在风的吹动下,闪着变幻不定的微光,像是被阳光穿过的一个个云团。不少学者推测,黔中郡的故址就在窑头一带,曾以烧制陶器而得名。这地方三面环水,一面依山,一看就是攻守皆宜之地。如今的窑头村只是沅水边一个普通的村落。考古的现场已经回填,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散落的陶器碎片。一块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提示着那些好奇的寻访者——这片被芦花覆盖的旷野,埋藏着楚国西南重要行政中心尘封已久的秘密。

目前可考的关于黔中郡的史载最早见于《战国策》。一般的观点认为,黔中郡是战国时期楚国设立的一个郡,时间不晚于公元前三三三年。作为楚国西部边界的重要行政区,黔中郡与汉中郡、巫郡共同构成楚国面向巴蜀方向的防御屏障,沅水流域便是黔中郡的核心区域。

在多数人的历史记忆里,战国那盘纵横博弈的棋局,似乎只在南阳盆地的黄土、江汉平原的波涛与商於的关隘间落子。人们记得白起拔郢的烟尘,记得张仪戏楚的巧舌,却很少把目光投向西南那片被群山折叠的晦暗褶皱里,藏着楚国西南边陲黔中郡的烽烟,被史书轻描淡写带过的隐秘战场。

公元前三三四年,洛阳人苏秦一袭锦袍,奔走列国推行合纵。他在楚威王面前摊开一幅染着烽烟的舆图,手指从武关滑向黔中,说出了那句被后来应验如神的预言:“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这句话像一粒种子,落进了战国争雄的土壤。数十年后,秦人果然循着两线出击,将楚国的山河生生撕成两半。

《华阳国志·蜀志》留下博弈的回响。秦惠文王时,朝堂之上曾有争执:张仪主张东出函谷、争雄中原,司马错却看向西南的崇山峻岭。他向惠文王进言,蜀地有桀、纣之祸乱,却藏有金矿玉脉之富饶,蜀中布帛金银,足以供养三军。江水直通楚地,巴地有精劲兵卒,乘大船向东,便可取楚境。得蜀便是得楚,楚一亡,天下就此兼并。这不是空论,而是一位将军对地理与权力的丈量。控制了长江上游,便扼住了楚国的咽喉。秦遣司马错提兵入岷峨,吞并蜀国、巴国,将营垒扎在了长江的上游。从此,楚国的头顶悬起一柄由江水铸成的剑,只等一个时机,便顺流而下。

时至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距离司马错攻取巴蜀已相隔三十六年,秦廷换了昭襄王,当年的壮岁将军也已是须发皆白的老帅。历史镜头拉回西南:司马错再领十万兵卒,从巴蜀启程,沿沅水支流酉水浮江而下。峡谷吞舟,滩声如吼,战船劈开蛮荒的青霭,直抵黔中——秦楚战争的第二战场,就此在楚国的肋腹撕裂开来。这场远疆之战,关乎秦国一统天下的宏图,也系着楚国生死存亡的命脉,可在胜利者的史册里,它只配占据苍白的十余字:“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那些戈矛相击的火星、刀剑斩落的头颅、焚为焦土的城垣,全都隐入了春秋的褶皱;称雄争霸的宏大叙事,被时间冲洗后,不过是一张褪了色的底片,静静地躺在沅水拐弯处的芦苇荡里,等一个有缘人来显影。

站在窑头纷飞的芦花里,已看不出半点烽火的痕迹。黔中多山,孟郊说:“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山如篱笆,围住的是足够安闲的日子。沅水在穿过西南万峰青翠之后,依旧清澈,时间从河流的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恰似从真实走入幻境。目之所及的荒野,每一层泥土都压着一层光阴,层层叠叠。间或被烧制成陶器,又碎裂于野草之间,不声不响。它们触摸过兵戈的寒气,听到过战马的嘶鸣,目睹过被河水裹挟的故事坠入无边的沉寂,凝结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公元前二七八年,楚国郢都被秦军攻陷,屈原自沉于汨罗江。窑头残阳下的黔中郡像是一幅粗粝的木刻:土地是黑的,太阳是白的。如果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还能从水声里捞出那些桨声、鼓角、巫歌和一个诗人的叹息。

嘉靖三年(1524年)明代才子杨慎谪戍云南,相传途经沅水。此时,黔中已成大明的边地,面对楚国故郡的废墟,在“五更鼓角催行急,一枕乡思梦未残”的忧思中,杨慎感慨万千。后来,他写下流传后世的名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是真实的场景,还是一种幻觉?我倒是觉得与真实的场景相比,废墟似乎更有梦的特质,残缺、破碎、不可捉摸,比我们在梦里见到的场景更接近现实。

四

在古代,沅水流域的悬棺葬和崖葬十分普遍,这其实反映了与河流相处时人类的复杂心理:依赖和畏惧。他们共享河流的润泽,又无法避免河流的侵害。死去后,灵魂不愿离开朝夕相处的河流,却又谨慎地与河流保持着安全距离。人类与河流共生的过程伴随着长期的博弈,镇妖消灾、祛邪祈福也是河流之上永恒的主题。

沅水也曾是一条凶险的河流,流域内的大码头除了立有镇水的白塔外,几乎都建过伏波宫或伏波祠。沅水上行船的、放排的,所有从事与水有关营生的人,经过伏波宫时,都要烧纸献牲,祈求消灾避祸。伏波祠里供奉的就是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马援是继屈原之后,第二个被沅水纳入叙事体系的历史人物,他于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以六旬高龄,请命领兵远征武陵五溪蛮夷,次年受阻于壶头山。

自西南一路而下的沅水,在中下游的群峰之间骤然收束,形成嶙峋凶险的沅水第一险滩——清浪滩。数十公里外的壶头山山形如壶,孤峰耸峙,每到月照空山之时,寥廓的清辉中总透着一层亘古的苍凉。这就是当地八景之一的“壶头夜月”。建武二十五年(49年)夏的某一天,壶头山月色如旧,身染瘟疫的马援留下最后的嗟叹:“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度,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面对险隘、瘟疫和不屈的五溪土著,官军陷于绝境。这位伏波将军终于在沅水边的石室里耗尽了最后一丝不甘,于夏秋之交病卒于沅陵的壶头山。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一直受到后人的崇敬。

马援是来征伐沅水流域“五溪蛮”的。“五溪蛮”其实是汉代中原政治语境下,对沅水流域少数民族的蔑称。“五溪蛮”构成很复杂,既有本地土著居民包括濮人、越人、巴人、乌浒人等,也有在中原争霸中落败的“三苗”部族及从江淮流域迁入的“荆蛮”,与西南的苗族、土家族、瑶族、畲族、侗族、仡佬族等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这些族群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服饰和信仰,长期保持半独立状态,叛服不常。东汉以前,由于地理阻隔和中原王朝控制力的不足,“五溪蛮”在与中原王朝的博弈中展现出强大的对抗力量。

五

在进军路线的选择上,马援没有走相对稳妥的陆路,而是选择溯沅水而上。这一路线能缩短行军时间,降低粮草消耗,达成出奇制胜的效果。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却严重低估了天险、酷暑、瘴气等严酷的地理与气候条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结果他等来的不是一场大捷,而是自己“马革裹尸”的悲壮。明朝高启在其《读史二十二首·其十五·马援》一诗中感叹道:“浪泊归时忆少游,炎蒸终复困壶头。汉庭岂少英年将,衰老南征苦自求。”高启的意思是,马援早就功成名就,老则老矣,又何苦再度出征。自古英雄出少年,汉廷完全可能有更好的选择,就像汉武帝选择少年霍去病一样。

对马援的结局,我们是可以有很多假设的。假如他能听族弟马少游之言“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馀,但自苦尔”;假如他没有“老当益壮”的情怀与执念;假如他不急于速胜,选择了另一条行军路线……只是,历史不允许假设。很多时候,选择不是一种自主的意愿,它更像是一种宿命。

马援失败了,但成了神。当年的征伐者,在民间逐渐变成了被征服之地的保护神,这一结局是很具历史反讽意味的。东汉以后,沅水流域随处可见伏波庙、伏波宫和伏波祠,名字不同,但都是为供奉马援而建。庙宇多建在码头、滩头或驿站,船夫、商贾往来必祭,以祈求消灾避祸。他由此被奉为国家忠义与安定边疆的文化符号,以及民族融合之神,成了这片土地上,不同的族群之间历史性和解的象征。

马援征讨“五溪蛮”,向来被视作古代边疆治理与民族冲突的典型一役。抛开史册里正邪对立的简单标签,马援暮年重披战甲,远征五溪,最后命殒此地,马革裹尸。征战前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死后还会守护这条令他马革裹尸的河流。他与这条河流兵戈相向始终未能化解的恩怨,在他死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消融并和解。遏险伏波,归化的不仅是河流,还有人心。

很多年后,壶头山下的青浪滩上总是盘旋着成群的乌鸦。民间传说这些乌鸦是当年随马援征讨“五溪蛮”时死于沅水的士卒,他们灵魂不散,还在水上徘徊。因此过往的船只路过这里都要向天空抛撒饭团,祈求神鸦护佑。

唐元和年间,刘禹锡被放逐到沅水流域。在担任朗州司马期间,专门到壶头山前的伏波神祠凭吊怀古。此时距马援征“五溪蛮”的时间已过去七百余年。我们可以猜想,刘禹锡当时一定看到了壶头山上那轮东汉的明月。清冷的月辉,笼罩着白烟缭绕的长滩,一曲楚音传来,司马错剑指黔中的寒光、三闾大夫的孤傲和伏波将军悲怆的叹息,都在他眼前回放。“孤臣本危涕,乔木在天涯”,联想到个人的遭遇,翘首北望的刘禹锡,是否在想:“三千里外的长安,今夜是否也是月光如水?”

在壶头山前,刘禹锡写下那首著名的诗《经伏波神祠》:“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汉垒麏鼯斗,蛮溪雾雨愁。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

六

人类一代代更迭消亡,唯有河流保存着人类共同的历史。人类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河流史。一条河流的完整叙事,就是人类最初到当下的完整叙事。当历史隐藏于残碑古卷中时,时光便会滤去所有的光鲜,只留下沉静的黑白,那也应该是历史的颜色,真实、空旷。

我们能感知的大多数事物都是没有答案的。那些无解的未知,一直构成世界的主体且充满诱惑力。乱石是黑的,浪花是白的,河流一直在走,且不舍昼夜,又好像一直没有走远。而被河水带走的东西却都那么遥远,不可触及。面对这条河时,我总有恍惚感,觉得那分明就是两条河,一条在眼前,另一条流淌在我的意识之中。前者有光有色,有四时形貌。后者则深流于时光之下,幽远深邃、沉郁沧桑,如我午夜的残梦,情节全是黑白的,像是所有记忆的底色。无数次从梦里醒来,我总是想努力去河岸边捡拾那些碎片,努力地去拼凑,得到的仍然是一帧帧模糊不清的片段。这种感觉或许是我们与现实的真实关系,所以庄子才会迷惑自己和梦里那只来路不明的蝴蝶,哪一个才是世界的真相。

七

河流是否会消失,这不像是一个地理问题,更像是一个哲学问题。某一天,我站在沅水畔一个叫坡头的地方,那里是沅水的终点。在那里,它把所有与它有关联的事物都交给一片更宽广的水域——洞庭湖。没有回头,也不解释。鄂君的船队走了,那条河还在;屈原走了,《楚辞》与兰芷还在;马援走了,壶头山的夜月和清风还在。即使哪天你看不到它了,也可能只是它换了一种流淌的方式。如果有人执意问起沅水的色彩,我会说:“它是黑的,也是白的。黑是河床的拓片,白是它浪纹上一瞬千古的月光。”

【周万水,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散文》《湖南文学》《朔方》《湘江文艺》《黄河》《青年作家》《红豆》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