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中的 “ 变量 ” ——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为中心
历史“重构”是常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甚至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后面一句听起来也许特别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其实它是把一个简单的道理说得“粗暴”直白了些。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即历史的被重写、被重构都是源于每个时代自身的原因和需要，现实需求是重写、重构历史成为常态的原因。而且，现实需求总是技术进步、制度改良、社会革新包括学术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为学术而学术的自觉与理想当然会有，但学术生产的意识形态只能受到时代地心引力的最大牵制，学术或史学不可能真的回到历史现场。在此意义上，学术尤其是人文学术只能是一种基于文献或事实的思想逻辑生产，也可说是一般意义上的阐释学，注重的是对意义与价值的阐释，而非真的就是事实或真实的重现。
那么，说到现当代史，或者限制为当代文学史，如果说当代不宜或不能写史的问题不再是一个观念或实践的障碍，那么，当代文学史的重写、重构应该更是常态中的最常态了吧。从保守些的立场看，也许所有的当代史都不能算史，只能算是一种貌似、冒用历史之名的经验性描述和评论而已，其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回到哪怕是古代史的话题上，如上所述，学术思想、方法的与时俱进，特别是新的实证材料、新的资源条件的齐备，促使古代史也不可避免地要被更为科学、更近真实地重写与重构。否则历史的学术书写就会停滞。最著名的例子，如夏商周的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运用了当代多学科交叉的新方法，对历史进行的实证科学研究项目。目标是建立和完成最真实的历史叙事，也是最宏大的历史叙事。反面的例子，则是各种臆想的不值一哂的“伪史论”。就被重写、被重构的数量级比较而言，古代史与当代史不过程度之别，并无性质相异。另外，怎么来看如司马迁《史记》这样的经典史著呢？当代早已成史，而且，当代早已进入了不朽的史著体系之中。古代史与当代史完全能够熔于一炉。有了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当代不宜写史之论，在写史实践中或在学术评价视野中，其实是一个早已被史实证伪了的伪命题。事出有因，其实无理。特殊原因不能成为普遍道理。
所以我说，史著和历史学中的重构现象是常态，并且成为史学的一种常态化的学术生产方式。究其根源，就在时代的种种动因中。时代变迁会为史学提供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资料、新的学术市场、新的消费需求。根本问题是什么？其实只在于重写、重构历史的动机。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重写、重构历史成为一种学术生产的必然？历史的秘密就在当代。
除了很明显、也是最强大的宏观原因外，具体原因也常常会成为历史重写、重构的直接原因或基本原因。这种现象就个案而言，有时貌似特殊性的偶然发生，其实在学术活动中属于常态。一般来看，导致历史重写（如细节、过程）、重构（如结构、逻辑）的技术原因最多、最常见的往往是重要新史料的发现，有时并非直接史料的发现，而是因间接史料的关系作用，影响到对于直接史料意义真相的重新评估，即史料的重释、新解产生了新的历史理解与历史塑造的结论。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稳定、可靠、充分的史料基础之上，才能构建历史研究的大厦。史料的确定性保障了历史研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但从动态的角度看，史料也有其不确定性的特点，因为每件史料都处在它的社会关系链条或网络之中，史料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史料可能发生变化的必然性。史料的确定性与否决定了历史研究是否需要重新构建自身的逻辑。这使得新史料、史料的新释或重释具有了重构历史的功能。
换言之，文学史就是对于文学史料及其关系逻辑的理解，并将之构成一种特定的历史生态面貌；反之，史料决定了文学史的走向及其理由，能够决定文学史构成及叙述的可信度，即作为学术呈现的文学史的可信度。由此可以明白我以前提出过的对于史料的“四义”理解：求真、求解、求历史逻辑、求理论价值。也可以视之为从史料走向文学史、走向问题研究的价值阐释。
一言以蔽之，史料具有历史变量甚至是决定性变量的功能。在此认知基础上，可以具体进行特定历史案例的重新分析，如：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何在？或由此展开对于一个普遍性的历史逻辑、结构性的历史书写问题的探讨，即历史中的变量或不确定性因素，如何影响到历史的书写方式，甚至成为历史书写的关键枢纽？历史的结果往往预兆性地出现在作为暧昧的、模糊的、歧义的、不确定的即难以发现或评估的某些不经意的前因中，这种前因也或者会因某种熟视无睹、不求甚解的惯性理解，其真相被相沿成习地遭到忽视或误解。历史之所以常说常新，通俗地说，就是史料的变量功能在起作用。于是，新的历史叙事出现了。
史料释义重构文学史的显性逻辑
历史叙事成型后就成为一种固定知识或深层意识，沉淀在个人和社会的认知系统中，后续的改变往往是很难的。但历史叙事变量的产生又几乎是必然的，能否改变原先的叙事逻辑以及改变的程度，常常会经历一个纠缠不休、各执一词的过程。其中的直接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新史料的发现，由此建立了新的历史视野；二是旧史料的重释，释放出了新的历史理解动能，有可能产生新的结论。因此，叙事逻辑的改变主要还得依赖史料的释义方式能否形成足够的叙事动能。以具体例证来说明的话，可以狭义的现当代文学史内部的起点分期问题来加以讨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文学史的（阶段性）起点问题确实是一个聚讼纷纭、值得深究的话题。
先说一个相对较近的案例，就是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如何界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在一般理解中，所谓当代文学史常常被理解为始于新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当代文学史的起点，常被视为当代文学的前期发端，其中的主要讨论多只限于“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史中，事实上存在着某种学术合法性与可行性逻辑的断裂。因此，要么始于1949年，要么就从新时期开始说起。显然，后者开始的历史叙事相对可行且安全，有助于学术逻辑的贯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在这一历史叙事中。
当代、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新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源于划时代政治变革而获得合法性命名的政治概念。因此，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当然也必须服从政治概念命名的规定性，即新时期文学并不是以“纯文学”性质获得文学史认可的，而是直接源自时代政治意义而获得文学史命名的。新时期文学的起点也就必须考虑、服从作为时代政治的规定性。文学不能也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的支配性。更明白些说，新时期文学仍然是现实政治或者说新时期政治的派生物、衍生物，绝没有可能拥有自身的独立性起点。如果必须要强调有所谓纯文学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就只能是被命名的一个概念。
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来理解、标识新时期文学起点的呢？仔细辨识一下，还是有点矛盾性在其中的。最明确的，当然是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始，迄今的文学史叙事就以此命名。那么，新时期文学开始的标志性文学现象如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或现象之类，又是哪些呢？首先提到的就是《伤痕》《班主任》即伤痕文学。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叙事的常规常识。
但是，《伤痕》明明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的《文汇报》。《班主任》发表的时间更早，是1977年11月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两者都早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时，作为历史分期标识性政治概念的新时期，还没有形成。另外还有几例重要的文学事件，能同样提醒我们留意这种文学史命名中的时间差问题。如《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是在1977年10月，《人民文学》还在1978年第10期发布了“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评选出的25篇作品于次年3月颁奖）。这几个案例都是文学史叙事中用以说明、证明新时期文学发端的标志性事件。显然，这与新时期成立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即史料被错置了时间，史料不足以证明习以为常的文学史叙事的准确性。
同时，我们也绝不可能将这些案例划归于新时期前的某个特定政治时期或文学史阶段。除非这一历史时期内部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断裂。历史没有断裂，历史在延续。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就在于新时期与1966—1976年10月之间，存在着一个未能被有效命名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段是1976年10月—1978年12月的两年多。对现有史料的时间线追索，可以确凿证明这个未被命名却又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阶段）的存在。在宏大的、长时段历史叙事中，这种暧昧的历史时期往往会被不经意地遮蔽或忽视。相关史料的生动性、真实性或者说史料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就此被抹杀了。只有还原了这些史料的时间、空间位置，历史中的真实面貌才会显露出来，同时，未解的、求解的问题也就会出现。
我们可以说这些史料是新时期文学的滥觞，它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引子”。连贯前后历史来看，它们又是前段历史的尾声或余波。并且，总有一种特定的逻辑在将这种引子与尾声连接起来、贯通一体。在这些案例中，特定的逻辑体现最明显的就是《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复刊的首期出版时间是在1976年1月。显然，这本“文学国刊”复刊的时间使它跨越了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最重要的表述应该是，因为《人民文学》的复刊，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了前后贯通的实际维系和证明。再进一步说，前段文学史止步于《人民文学》，比如《人民文学》在1966年5月的停刊；后段文学史又始于《人民文学》的复刊，1976年一年间，从《机电局长的一天》（蒋子龙，《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开始，可以连接到《班主任》、连接到“新时期”文学的诞生。
对于史料的意义阐释，使得历史的断裂、延续、连贯会得到不同的肯定或否定。文学史的内容构成和叙事逻辑显然会因此产生不同的描述形态。可以将1976年10月作为两个文学史阶段泾渭分明的界线，也可以认真点更加看重新时期命名行为的严肃性，当然，更具有学术性思考的是，将历史中的“尾声”和“引子”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并重视其在文学史流变乃至转折中的枢纽性。那么，整个文学史的生态描述、阶段分期、价值阐释就会因这种变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结论。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文学史中的变量作用。很明显，史料的意义阐释在其中具有关键性的导向作用。
接着再来看另一个可能显得相当极端的例子。2010年，《黄衫客传奇》中译本出版，有学者由此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新论（当然，起点新论的理由并不仅此一项）。这意味着《黄衫客传奇》法文版的文学地位、文学史地位发生了跨越时间距离的巨变——它的世界文学性及因此获得的中国文学史地位竟然填平了120年的空白并得到了彰显。2010年的中译本直接关联、贯穿到了1890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 jaune）的法文初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有了前置抵达1890年世界文学场域的可能。至少，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讨论空间获得了时间上的支撑。这在学术意义上具有了文学史、跨文化研究的明显价值。这一案例证明了历史演变中的普遍性或特殊性，不会因传播条件的限制而停止或被抹煞，历史只是被延宕了。在跨文化的场域中，文学翻译既是历史被延宕甚至因此被遗忘的原因，同时也是历史被链接的直接动因。在历史链接的意义上，翻译文学具有重构历史的功能。即跨文化生产具有历史创造，包括世界文学创造的生产机制作用，同时，跨文化生产本身也能成为历史和世界文学的内容。
就此，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史书写的关键性变量价值，在历史构建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构建中的作用，不再只是一个或一系列的个案存在，而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能够形成结构性重塑历史逻辑和历史形态的演变常态现象。从理论再回到历史现场、学术现场，这一普遍性的结论，或常识，只起因于一个直接史料的发现与证明。1890年《黄衫客传奇》的法文初版，或120年后的中文翻译，成为改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键性变量。“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或许失之简单，但包含有朴素的真理性。这个翻译的案例就此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史料变量。
换言之，史料的语境导向或多义阐释，会产生重构历史、重构文学史的演变轨迹与显性逻辑的直接后果。这也是所有历史研究之所以精彩纷呈、之所以成为“当代史”的重要原因。上述二例中，从现象上看，前者是旧史料的重释，后者是新史料的发现，两者都能打开历史观察的新视野，进而重构历史，同时也使历史进入当下，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
史料地位取决于变量价值的博弈
变量之所以是变量，或者说，文学史料之所以成为文学史（重构）的变量，从常识上就可以做出判断：变量（史料）具有改写历史、重释历史的意义与价值。并非所有广义史料都有历史变量的作用。史料的历史变量意义与价值需要获得当下的、学术规范的充分阐释才能被认同并进入可信的历史叙事系统中。这种阐释的基础是事实的确认，阐释过程依赖于逻辑链的完整性，阐释结论具有创新性，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应对问题导向的挑战。即变量是价值博弈后才能被充分认识与评估的一种存在。
因此，作为变量的史料的作用，并不纯粹是客观产生的作用，史料也需要人为力量的加持，需要现实动机的诉求，需要社会土壤的依托，需要学术资源的支撑，甚至需要偶然运气的援手。在此意义上，史料的确定性及其认定的方式，其实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就是变量之所以为变量的常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管是新史料的发现，还是旧史料的重释，其作为变量的能量各有不同，甚至无法比较地有着天壤之别。姑以众所周知的例子为证，1940年代上半期大名鼎鼎的张爱玲，在此后的约三十年间，几乎完全从文学史上消失了。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早期，才逐渐浮现在新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也是受到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1970年代末在港台出版的影响。1985年前后，张氏小说开始慢慢重见天日，进入中文系大学生的阅读视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叙事方式因此有了改变。张爱玲重现文学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具体史料史实的价值确认，更在于昭示了文学史评价标准的改变。作为变量的张氏小说产生了撬动文学史结构、重述文学史的杠杆作用。张氏的文学史地位因此获得重新确立，文学史构建的观念、逻辑、方法都产生了整体性改变。这是一种价值标准的改变。
为什么张氏变量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呢？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底层逻辑是改革开放的国家宏观大势造就了19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发展现实，不仅当代文学创作不断获得创新创造的激励，文学潮流此起彼伏，蔚为壮观，现代文学的历史资源也在被不断激活复苏，埋藏久远的作家作品纷纷重见天光。由此可见，“当代”是如何深刻、深远地影响到了现代，影响到了历史的重写。与此相应，域外文学也在以汹涌之势进入中国文坛和社会大众的阅读视野。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1980—1984），从没读过张氏小说，要读徐志摩的诗，需要先向辅导员提出申请，经中文系书记批准后，方能拿着条子到资料室借阅《志摩的诗》。但还没到毕业，时势就大变了。张爱玲不例外地开始受到关注，有名人、出版社为她公开站台推广作品了（我想，夏志清小说史的影响仍是触发的契机）。从此，随着作品的不断热销，1990年代终于形成了持久的“张爱玲热”。张氏粉丝迄今仍然大有人在。可以这样说，没有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张爱玲的重见天日。张爱玲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繁荣的成果标志，是新时期文学挖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见，历史中的变量被作为史料发现以后，“当代”就进入了历史。史料会被重释而成为历史书写的变量，变量的能量决定了历史是否会因此而改写、重写以及改写、重写的程度。
作为突出的显例，除了宏观形势的支持外，张氏作品的文学成就是奠定她的文学史地位的基石。张氏小说看似暴得大名，实际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小说的一种高度标志，并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现在，时间已经证明了张氏文学的经典性。谁能想象，就在她成名之后的约半个世纪中，被尘封时间就有30年以上。张氏小说可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巨大变量，而从90年代以后，这个巨大变量又成为了常量，尽管纷争时起，大势未变，一直是文学史上不能缺席的重要构成或经典。相比来看，钱锺书《围城》的修订再版、全民热读的时间线，与张氏小说热近乎同步，也很快得到了文学史书写的崭新定论，两者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互相印证。但对文学史书写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学史的总体评价上，以小说成就论，难有人能压过张氏的风头。
我想着重说明的是，在文学史书写中，张爱玲、钱锺书这类文学变量，往往是最大的挑战和考验。需要史料的准确挖掘与价值确认，需要时间成本的巨大投入，需要对历史不断进行当代性书写，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形成相对稳定可靠的“信史”。历史不是过往的事实或记录，假如要以历史的书写行为即学术研究而论，历史就是依赖不断的重释、重构、重写而获得发展的。在这过程中，重要的史料成为历史书写的变量，这种变量又在历史书写中固化为常量。这种常量就成为历史评价的标准体现。申言之，从变量到常量的过程，也就是经典诞生的过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常量恒定也恒变，变量恒变或也成常量，其中的博弈之势，构成了历史书写的内在肌理与呈现形态。
另一种情况或相反的情况是，有的史料即使被重新挖掘出来了，但依旧无法成为文学史书写的新变量，更不要说成为历史常量了。但也不能因此说这些史料就毫无意义。也许，历史的幽光或折射还没有使这些史料焕发出夺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这些散逸沉默的史料正是构成文学史生态丰富性的化石群。有些史料或变量，仍有待进一步确证其价值。如具有现代文学早期代表性的民国类型文学、类型小说，其中的大宗如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后者又以鸳鸯蝴蝶派为大宗），曾经风光无限，一时无两，且具突出的商业市场价值。但是，在新文学以来的文学史书写中，它们曾长期受到压制不得抬头，以致半个多世纪后成为新时期文学界需要耗费巨大的学术生产力进行考古发掘的史料。一旦重见天日，它们改写、重构文学史的能量就逐渐释放出来了。如今，它们以通俗文学的名义已经陆续获得了自身的地位和荣誉，通俗文学之名就是它们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量符号。但仍不可讳言，学术界对其文学价值、社会价值、思想价值的评价，其实并无充分的肯定性共识，或者说，评价并不很高，批评性则很明显。尤其是在一般阅读中，这些通俗文学并没真正活在日常的文学生活中，它们仍然沉默在历史的废墟中，只能在后人的遗产清理中才给予编目存档的待遇。作为史料，它们也许会再次被遗忘在图书馆的高阁上；作为历史中的变量，它们也许具有能量释放的不确定性。总之，它们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历史存在而显示自己的价值。
与此类似，还有更为新近的例证，也许歧义性更强烈，但在文学史研究中，史料与变量的作用会更具有探讨价值。如新时期文学之前被冠以“工农兵业余作者”名义创作发表的作品。它们一度被推崇为当代文学的政治正确范式，希望由此能够形成文学创作的主要生产力。从较长时段的文学史来看，十七年时期开始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创作倡导，前接的是20世纪20—30年代具有左翼文学、革命文学性质的大众文学思潮及其实践的历史脉络，中经延安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等，至十七年时期终于有了国家权力支持下的制度化建设。而从当下看，新时期、新时代文学以来，如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素人写作乃至新大众文艺等，在写作主体的确认上，从“工农兵业余作者”到普通劳动者、非职业非专业的写作者身份，一以贯之，且由此鲜明强化了写作者身份的阶层性、意识形态性，强化了时代思潮、时代政治对于文学权利分配的站位倾向。于是，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事立即就有了结构性改变的诉求，需要重建文学史的发展逻辑与内容架构，需要重新明确文学史的评价尺度与标准。这一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文学史改写或重写，文学权利变量产生的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学术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正在形成严峻的挑战。历史上的“工农兵业余作者”作品在作为史料被发掘出来之后，它们有没有可能真正构成文学史的作品叙事内容？它们是否还具有文学的生命力？如何评价它们的文学价值？如何定位它们的文学史地位？在史料价值之外，它们还可能被阅读吗？在回答这类问题之后，才能判断它们作为文学史变量的真正价值。显然，在迄今为止的文学史书写中，相关的叙事实践方式还没有真正形成共识，叙事逻辑也还有待建立，文学史评价标准更需要进行探索、酝酿以期获得广泛的经验性认同。现在看来，这类史料形成的历史变量问题，是文学史叙事的真正难点所在。它们决定了文学史重构的必要性、合理性、可信性。
AI：文学变量生成的新机制
相比于纸媒时代学术生产的传统方式，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成为文学变量生成的新机制。新的“史料”因流量动机或人为恶搞而通过虚拟手法不断混淆视听，学术研究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这类虚假史料的问题与上述讨论的主旨有了性质上的不同：一是对于真实史料的意义挖掘与价值阐释，有益于严肃的历史书写的与时俱进；一是虚假史料混淆视听，误导学术研究，纯粹是对学术生产的破坏与摧毁。对于文学史书写，虚假史料产生的文学变量只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大量虚假史料已经可由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很方便地伪造成功，又主要在网络空间流传，一般人很难予以证伪，这就给了虚假史料很大的生存空间，以讹传讹，甚至可以产生改变历史叙事的影响。如果这些虚假史料的影响一直存在，历史书写因之不断被篡改，哪怕只是民间野史或“民科”历史的纠缠搅局，历史的真实性也会受到重创。
历史上有过不少当事人造假的著名案例，信史其实倒是伪造，如康有为的伪造光绪密诏案。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伪造了一份“光绪皇帝给康有为的衣带诏”。这份伪诏在海外传播极广，对康有为成立“保皇会”、募集华人华侨捐款等，都提供了很大支持。伪诏甚至影响到了学术界，被一些史著采信引证。直到1908年杨锐之子杨庆昶向朝廷上交了光绪写给杨锐的密诏原件，才揭穿了康有为伪造密诏的真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开的戊戌变法全部清廷档案、笔录等，进一步确认了这份“光绪帝衣带诏”是不折不扣的假造。还有伪造的末代皇帝溥仪的文书也曾在网络空间经由AI的生成传播贻害甚广。清朝灭亡一百多年后，末代皇帝光环未退，还有引流吸粉的功能。就此而言，虚假史料改写历史的叙事变量动能在一般社会乃至学界仍然不可小觑。
说回到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AI生成伪史料问题，其实这已是扰乱学术的公害。比较集中的现象有，用AI生成伪造著名作家的书信、佚文、旧报刊截图、生平事迹等，移花接木的手段令人目不暇接。连官方权威媒体、专家学者也连连中招无法辨识，无意中成为AI伪造的“推手”。如有文章引用“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作，实际都是AI生成伪造。作家刘亮程“打假”揭露被冒名伪造的文章，都是AI生成的。莫言多次“打假”网络流传的伪名言伪作品甚至伪造的声视频，多家媒体都有过报道。某知名出版社的图书营销文案，引用的所谓鲁迅话语，实为AI生成虚构，被打假后虽然作出修改，但对搜索语料的污染后果已经无法避免。一不留神，央媒也会被AI诱进坑里翻车。
案例多多，难以遍举。因为造假、传播实在是过于便捷，而且吸粉、引流、代言、变现又能立竿见影挣到快钱，网络时代的史料已经真假莫辨。不是不能鉴别，而是应接不暇，鉴别的代价和成本都太高了。虽然一经举报、发现，这些“史料”都被下架，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准确书写历史、书写文学史呢？学术生产不能自外于社会，不能回避社会的关切和质疑。一个时代的学术总有自身的生长土壤，如果土壤不能环保，学术还能自保干净吗？即便不是同流合污，难免不会踩进坑里。学术活动不能不常常深陷在自证清白、被动辩诬的窘迫中。可以说，历史书写中的变量正在以极其复杂的影响力重构着AI时代的叙事真实性。也可以说，学术的信用正在被AI的乱象或者说技术的权力所透支、摧毁、崩塌。真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稀缺的存在。
技术突飞猛进，人心人性亘古难变。没能预料到，人工智能会把一个造假的难题推到了世界的眼前。世界的不确定性已经史无前例。所以，最后不得不需要回答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即如何解决历史重构的叙事真实性难题？
如本文伊始所说，历史重构是一种常态。这种常态的底层逻辑是史料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与价值的重新发现，由此，史料变量才能发挥重构的作用。常态化的重构仍有其确定性为基本保障。这是一种动态中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在支撑着逻辑的推演并完成学术闭环。那么，就需要回归真实性的起点，也是文献学的起点：必须验证史料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需要从文献学走向史料学：前者的基础是真实性判断，后者的重点是价值性用途；前者的载体是典籍，后者包括文物、图像、声音等；前者推崇证据的源流及其准确性，后者重视实践中的适配性程度。历史书写的重构起步于文献学的支撑，但需要史料学帮助完善与完成。相比于文献学，史料学更具有阐释学的理论品质。
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史料变量触发了历史重构的学术机制，需要先用文献学质证变量的真伪，而后确定变量的适配场景与程度，并对之做出价值分析与认定。这句话好像老生常谈什么也没说，但实际的指向就是一句大白话：拒绝采信任何无法得到文献学证明的史料。由此杜绝AI侵入真实场景。换言之，作为学术生产活动的历史书写，必须保障研究者的主体性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你可以使用AI，但你不可以、也不能使用AI证明学术范畴的真实性。人文学术包括历史书写，尤其需要建立剔除AI的学术伦理与学术道德的规则底线。严峻的现实已经不是AI的使用技术问题，而是如何防范AI对于人类文化价值釜底抽薪式的危害。
〔本文为2025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左联’诗歌文献的抢救性整理与研究”(2025BWY00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博士生张宝元帮助我查核了多项史料，特别是对AI生成“史料”的鉴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