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探讨古诗词读音：用今音诵读，还是适当保留古音？
编者按
10月9日，本版刊发了关于古诗文中音义匹配问题的争鸣文章。孙玉文教授主张，多音多义字的读音对于阅读古诗文有辨别字义的重要作用，不能拿普通话的用字、用词习惯轻易地减少异读；陈双新和王金萍两位教授则认为，今人很难了解古音原貌，以普通话读古诗，不影响对诗句的理解。
本期，我们试从语音系统与语音演变的角度来探讨古诗词读音问题。党怀兴教授提出，“斜（xiá）”是韵母存古和声母自然腭化的产物，是方言在自身音系规则下自然演变出的白读音，是自然的、固定的、代代口传的底层读音，不应视作叶音。傅惠钧教授则认为，通语和方言都有各自不同的声韵调系统，将方言中“斜（xiá）”的读音直接移栽到通语中来实现临时押韵，其实质依然是叶韵。
古诗词究竟该用今音诵读，还是适当保留古音？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讨论。
调整古诗文中字音须慎之又慎
党怀兴
古诗文阅读中的字音问题，一直为大家所关注。《光明日报》2026年8月28日7版刊发了针锋相对的两篇文章，即罗漫教授的《请遵照古汉语规则诵读理解古诗文》和傅惠钧教授的《按照古音读古诗不可能也不必要》，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值得点赞。笔者读了两位学者的文章，很受启发，也有一点想法。
涉及区别词义的读音改动应慎重
根据1985年《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及后续相关字词典，“骑”在“一骑”中统读为qí，旧读jì已成历史。这一改动在现代汉语中问题似乎不大，但在古汉语中涉及一系列语词的读音与意义表达。如表示所骑之马或泛指人乘坐的动物，涉及“坐骑”；表示骑兵或泛指骑马的人，涉及“一骑、千骑、千乘万骑、轻骑、铁骑、车骑、胡骑、骁骑、候骑”等。取消读音jì，人们理解常见唐代诗句“一骑红尘妃子笑”等就容易有歧义，所以关注度较高。
“骑”字两读的形成，与古代汉语词义的引申变化有关。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当一个词的意义过多，古人便通过改变字的读音或声调以区别不同的意义和词性，形成了一字（词）多音现象。常用的“如字”与“读破”，就是从语音上区别本义与变义（多为引申义）的关系。后来，学者还总结出“四声别义”，主要就是通过改变字的声调以表示词的不同意义与不同用法，许多是名动同字，用声调区别其不同。如《孟子·梁惠王上》：“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宋代贾昌朝《群经音辨》、元代刘鉴《经史动静字音》（附笺正）合抄注音释义为：“王，于方切，平声，君也；于放切，去声，君有天下曰王。”即第一个“王”读wáng，名词，意为君王；第二个“王”读wàng，动词，意为称王。此类现象在古代汉语中较为普遍。
再如，《左传·僖公十九年》“师兴而雨”中的“雨”，《说文解字》云：“水从云下也。”段玉裁注：“引申之，凡自上而下者称雨。”《说文解字》卷十一下云：“一象天，冂象云，水零其间也。”这一解释大致不错，看来“雨”本是表动态的词，当下雨讲，读音为yù。但后来词义发展，由下雨引而申之，指称所下之物——雨水，反而成了“雨”的常用义项，并被读为yǔ。《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将此列为常见读音，并收录大量词语，如“雨季”“雨伞”“雨衣”等；但同时也收有“雨yù，〈书〉下（雨、雪等）：雨雪”。《现代汉语词典》的做法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在《左传》里，提及“雨”的名词用法有8次，动词用法有18次，而且表示动作的意义已逐渐抽象成凡由上向下降均可称“雨”，如“雨雪”“雨雹”“雨虫”“雨石”等。
依据《现代汉语词典》对“雨”的两个读音的处理办法，同样是改变读音区别词性与词义的“骑”，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也应该出两个词条，而不是仅仅在“骑”下标出旧读。不能因为人们把“一骑红尘妃子笑”“骁骑”等语词中的“骑（jì）”读成了qí，而废掉区别词义的读音jì。再从诗句平仄来看，“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格律为“仄仄平平平仄仄”，“骑”为第二字，读jì，为仄声，才符合近体诗的平仄规则，更能体现原诗的韵律美感。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适应汉语的表达系统，“四声别义”就是一个典型的改变原字读音表义的方法，是汉语曲折构词的主要手段。对于汉语中一些特殊的、涉及语义表达的读音的审定要慎之又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汉语已经形成了一套自洽的音义表达体系，修改一个字的读音，可能会打乱汉语汉字原有的表义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如罗漫教授所说的“造成知识体系的内部冲突”。如果因人们的常见误读而修改古音，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误读错读将会越来越多，汉语语词的读音将改不胜改，也会给人们的交流带来混乱。汉语是海内外华人共同使用的语言符号，一些改动，也要考虑到华人同胞的使用习惯，不能因为字音的修改，给同胞之间的交流带来不便。
涉及古诗词韵脚字的读音改动应慎重
傅惠钧教授《按照古音读古诗不可能也不必要》一文中提出：“汉语语音在历史长河中有很多变化，‘斜（xiá）’并非‘固有并且恒定的读音’。”这个观点是对的，傅惠钧教授也有论证，但认为“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斜’字都不读xiá”，就过于绝对了。关于这一点，笔者同意罗漫教授的观点，即“斜”读xiá，不是今人的临时改读，且“与叶韵全然无关”。据1989年出版的《汉语方言字汇》（第2版），“斜”读xiá，至少成都话、长沙话的白读音，南昌话的文读音都读xiá。据有关资料，南方方言（吴语、江淮官话、闽南语等）韵母顽强保留了中古音“似嗟切”的iɑ，未随北方高化，而声母受浊音清化规则影响，读成清音s或腭化后的x。笔者家乡陕西的合阳话以及韩城话，还有山西临猗等地方言，今天也是读“斜”为xiá。这说明“斜”字从唐代的浊声母[*z]，到宋代浊音清化，“斜”的声母变成了清声母s，“斜”的读音为siɑ，再到诸多方言中声母腭化读xiá，是有历史变化依据的。而且，“借、写、姐、野”等麻韵三等的字，韵母同样读iɑ，这些方言中组词的“斜（xiá）”也出现在“斜路”“斜对面”“斜视”等日常词语中，说明这是整个韵类的系统保留，而非单字例外，不同于宋代以来随意改读的“叶音”。所以，“斜（xiá）”是韵母存古（保留中古麻韵，iɑ）+声母腭化（变成x）的产物，并非叶韵，而是该方言在自身音系规则下自然演变出的白读音。因此，用方言中自然存在的白读音（xiɑ）去读古诗韵脚，是自然的、固定的、代代口传的底层读音，属于该方言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它是有历史依据的、符合语音演变规律的读音，不应视作人为随意改变的叶音（叶韵）。当然，它反映的是方言自身的发展轨迹，而非唐代标准音的精确还原。因此，“斜”读xiá，这个音有明确的中古音来源（*ziɑ），是真实的语音遗产。
从诗词格律来看，“斜”的读音事关古诗的平仄与押韵，凡是韵脚字“斜”都读xiá，才押韵，读起来才有乐感与美感，在古诗吟诵时才有韵律感。一字之改，关乎美感，不可不慎重。当然，“斜”读xié是普通话的读音，不可改变，但在读古诗时允许读xiá，应该是可行的，可以在字词典中加注一项：〈书〉读古诗词时韵脚字可读xiá。学校在古诗词教学中可以特别予以标示。如俞敏先生所说：“诗靠语音安排得美，这里包括语音和字调的重复或错综。‘漫卷诗书喜欲狂’这句诗里字调安排得很美。用作古体诗的行话说，这是‘仄仄平平仄仄平’。俩字一节儿，用重复；平仄花插开，是错综。再加上押韵（这是大半个音节的重复），语音的美很动人。”“请编课本的编辑或是老师费费神，在成问题的字旁边用传统的‘°’‘·’给标上就够了。”“我赞成用技术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仿古’这个办法，我总想避免，最低限度我不赞成把它贯彻到底。”（《俞敏语言学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原文载《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第2期）。他认为“仿古”是不现实的，但是要予以注意，而不是一刀切，有限的关注便于阅读与理解，有利于欣赏与诵读，不至于丢掉有关的重要音义信息。所以，字词典中给韵脚字“斜”（读xiá）留一席之地是有必要的。
从“骑”与“斜”的读音变化来看，汉字的读音确实是复杂的，今后审音，还是要慎之又慎。
（作者：党怀兴，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语文教学不必纠结所谓“古音”
傅惠钧
古诗词读音问题牵动千家万户，成为热点。笔者曾发表过两篇文章，主张那些因语音演变导致古诗词不合辙的字在语文教学中应读今音，不必改读所谓的“古音”。党怀兴教授就笔者《按照古音读古诗不可能也不必要》（《光明日报》2026年8月28日7版）一文表达了不同意见。党怀兴教授从方言视角提出的看法具有一定代表性，值得作进一步分析讨论。
移栽方言字音本质上依然是“叶韵”
党怀兴教授肯定了拙文“‘斜（xiá）’并非‘固有并且恒定的读音’”的观点，但认为说“在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斜’字都不读xiá”就“过于绝对了”。他用当今部分方言里“斜”读为xiá来作证明，并由此认为，古诗词中的“斜”也应读xiá，且不是今人的临时改读，也“与叶韵全然无关”。
党怀兴教授在论证方言中“斜”有xiá音时说：“南方方言（吴语、江淮官话、闽南语等）韵母顽强保留了中古音‘似嗟切’的iɑ，未随北方高化，而声母受浊音清化规则影响，读成清音s或腭化后的x。”此言有误。吴语是保留浊音的，如上海、苏州、宁波等地方言中的“斜”声母仍为浊音；另外，江淮官话如扬州方言的韵母是[iI]而非iɑ，国际音标[ɕ]就是汉语拼音的x而非“近似”。当然上述错失，还不至于影响党怀兴教授的判断结果：方言中“斜”有xiá的读音。但是，证明了方言中“斜”有xiá音，并不能否定拙文的上述说法，更不能证明古诗词韵脚字“斜”就应该读xiá。
拙文的结论是就历代通语的语音发展演变而得出的。语言是自然形成的一个整体系统，特别是语音，体系性更强更严整。通语有通语的声韵调系统，各地方言同样有各自不同的体系，分别都有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规律。方言中“斜”读xié还是xiá，或是保留浊音读[z]iá，是由该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发展所决定的。党怀兴教授所举的合阳话，“斜”读为xiá且与“家、花”相押，仍保留了唐代的归韵状况，其语音演变是规整的。而宁波话里“斜”的韵母为iɑ，“家、花”的韵母分别却是o和uo，不能构成押韵。这是方言系统内部的不同变化。正是由于语音具有严格的体系性，所以证明某方言中“斜”有xiá的读音，并不能说明别的语音系统也一样，更不能简单将其移栽到别的系统中来。尽管方言是汉语历史演变的结果，但方言读音并不等同于通语的历史读音。浙江大学汪维辉教授指出，“一个字怎么读只能放到一个特定的系统里去讨论，不能把此系统的现象拿来证明彼系统。”这是个逻辑问题。
古诗词押韵是个系统性问题。像“斜”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古今语音的变化，通语和方言都是成体系的。若“斜”作韵脚时改用方音，古诗词韵脚字数以百千计，今读不押韵者何止一处，是否都要据某一方言的读音改读呢？比如，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首诗在唐代是押韵的，因语音演变今天读起来不押韵了。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春怨》）一诗，韵脚字是“儿、啼、西”，今天读来“儿”也不入韵。但按吴语上海话，“儿”音近于ní，是押韵的。是否就要据此将“儿”改读为ní音呢？再如张旭的《山中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这首诗押的是平声微韵。据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编著的《汉字古音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拟音，“衣”在当时的读音是[ǐəi]，与“晖、归”押韵，但由于语音的演变，今天“衣”已不入韵了。而厦门话“衣”的白读音为平声[ui]（王福堂修订的《汉语方音字汇》，语文出版社2003年），接近中古“微”音，用厦门话来读是押韵的。“衣”是否也要改读方音呢？
这样的情况在古诗词中大量存在，以麻韵论，其中就有许多字已经发生了音变，除了“斜”，还有“车、蛇、遮、奢、赊、耶、嗟、爷、邪、些”等。这种现象每个韵摄都不少见，在通语和方言中也都“有历史变化依据”。是否都要从方言中找到对应的读音然后将韵脚改读方音呢？问题还在于：通语中原本没有的字音，从方言中直接移栽过来，实现临时押韵，其实质依然是“叶韵”，而这是被学界早就证明了的错误做法。
字词典中加注叶韵方音字客观上难以实施
党怀兴教授建议“在字词典中给韵脚字‘斜’（读xiá）留一席之地”，意思是要给用作叶韵的方言字音进入通语立个“正式户口”。这就不是个别字的临时改读，而是要求系统性吸纳了。从上文的简要分析可知，古诗词韵脚字今读不合辙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情况相当复杂。古诗词今读不押韵的字，往往只在存古性较高的局部甚至小众方言里保存古音。如前述的“衣”，据考察可知，大多数方言读音都已发生了变化，韵母是i，唯厦门话等少数方言读近于古音的ui，且限于“胎盘”义等有限语例。“儿”读ní音也只见于局部方言。党怀兴教授建议“在字词典中加注一项：〈书〉读古诗词时韵脚字可以读xiá”，想来不会只考虑“斜”一个字，字词典的处理讲究系统性，若考虑系统吸纳（哪怕是局部吸纳），就有一个怎样操作、可行性如何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将通语和方言语音杂糅为一个系统的做法，缺乏科学性。
刘丹青教授在《汉字形音义，其音为何？》（《语言战略研究》202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超时空的汉字音，不是一种固定的音值，而是所表音节的一种音韵地位。”音值本身是可变的，这种音韵地位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音系中可以表现为不同的音值，但因同源而存在规则性对应关系。这种不同的字音流通于各自的方言系统中，但由于接触也会相互影响。比如，各方言中的文白异读，其文读音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势方言或通语音读的影响；反过来，强势方言的白读音也会向上渗透，进入通语形成异读。因而，通语从方言中吸收语音并非不可能，这在学界早有结论。但语音的演变是受语言内外因素制约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生的，是一种不知不觉的融合。现在要跨越历史层次，背离语音自然演化常规，将方言音系的演变结果强加给通语，必然会造成语言系统的混乱。
这种移栽方言并以字词典固化的思路，有点类似于民国时期“读音统一会”以“每省一票”来审定国音的做法。当年由此形成的“老国音”也编印成《国音字典》并正式刊行，准备用于教学。但这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语音系统缺乏现实的语言基础，故因难以通行而被历史淘汰。今天讨论读音问题，当从中吸取教训。
语文教学应在方法上多着力
党怀兴教授引用语言学家俞敏先生的观点，得出结论——“所以，字词典中给韵脚字‘斜’（读xiá）留一席之地是有必要的”，似乎模糊了俞敏先生真正的主张。
俞敏先生自己的观点中论述了中外读者面对古诗词语音变化的两种应对办法及其优劣。一是“用接近古诗人的音念他的诗”。他认为，前人彻底“仿古”的做法“有点儿造假古董的味儿”，而“句子里头用现代音，句子末尾用‘仿古’音”，则像“上身穿中山服脚底下来双抓地虎快靴——显着太不协调”。二是“不管语音变化，大刀阔斧地用变了的音念下去”。他说因汉语、汉字的特殊性，人们通用这种办法“可有年头了”，且有理据支撑：“古人韵缓，不烦改字”，其不足是“听众耳朵委屈点儿”。接着，两相权衡，他作出了明确的总结性表述：“用现代音听着不舒服，‘仿古’又有毛病，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我也没有什么高招儿，就有两条不成熟的见解想说出来请大家议论。这头一条是：专门研究和想动手作古体诗的人跟普通中学生区别对待。二一条是理解跟上口的要求区别对待。”他的意思很清楚：中学生不必按“古音”来诵读古诗。
为弥补用今音读古诗的不足，俞敏先生主张“用技术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是：“请编课本的编辑或是老师费费神，在成问题的字旁边用传统的‘°’‘·’给标上就够了。”所谓“成问题的字”，主要是指今读韵辙不合、平仄不谐的字。比如，依据他的办法，“入云深处亦沾衣”的“衣”，“弦弦掩抑声声思”的“思”，可分别加上记号，前者表明原本押韵，后者提示原为仄声。标上记号并非要让学生“上口”，即用所谓“古音”去朗读，而是通过教材或老师的指点让他们关注这些地方，帮助他们理解古人运用语言的匠心，从而领略古诗声韵之美。俞敏先生把这叫“用视觉方法弥补听觉方面的缺欠”。应该说，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建议。如何弥补用今音朗读的不足，老师们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独有的方法，不是非得让学生读所谓“古音”不可。
还有句话需要补述：作为艺术朗读，自然可以尝试使用方言进行，赵元任等语言学大家都有过成功实践。当然，这需要用方言音系来读，用杂糅的语音怕是不行的。
（作者：傅惠钧，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