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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是目前为止收录丰子恺作品最全面的文集，2016年10月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笔者在阅览《宋云彬旧藏书画图录》（中华书局2015年版）时，发现了丰子恺致宋云彬的八通书信手稿，这些手稿是《丰子恺全集・书信日记卷二》的底本，主要集中于1956至1962年，涉及二人的交游，以及商议纪念弘一法师、关注翻译家钱稻孙境遇等事项。对比《丰子恺全集・书信日记卷二》中致宋云彬的信件发现，《全集》中的书信整理本存在一些错误和问题。或许因为丰子恺的信件手稿中存在文字难以辨认的情况，所以《全集》的编者没有辨识出其中的文字错误。这些问题值得依据史实分析比对，还原书信面貌。

第一处释读错误在丰子恺致宋云彬的第四通书信（1957）中：

云彬兄：

前日得函甚喜。苏州之游，不知吾兄有兴否？弟甚盼吾兄能偕马一浮先生由杭州赴苏，请杭州当局予以途中照顾。弟则约期由沪到苏相晤。如此，于马老甚为方便。今日火车旅馆饭馆等甚拥挤，马老出门，非有公家照顾不可。此事惟吾兄能为彼安排也。倘有游兴，请就近与马老约定，并示日期，弟当赴苏同游。（弟自有住处，不须烦公家。）雪村兄尚留沪，须再住月余返京云。顺祝

春安

弟丰子恺上

三月廿一日①

这封信的第一句“前日得函甚喜”中“函”字对照手稿可知应为“晤”字（图1）。“前日得晤”盖指1957年春间，宋云彬曾至上海，二人得以相会。信中，丰子恺邀约宋云彬与马一浮同至苏州一聚。但天有不测风云，丰子恺的美意与反右运动扩大化不期而遇，宋云彬被划为右派，三人的苏州之约因此无疾而终。

图1 《致宋云彬（四）》

《全集》中丰子恺致宋云彬的第五通书信（1957）有两处释读错误。信件内容具体如下：

云彬兄：

寒食信清明日收到。吾兄决意玉成纪念馆，功德无量！（此功德二字不仅指宗教，亦指文艺。）在省政协约几位同志联名提案，并和当局面谈，此办法极好。杭州当局中不知有否弟熟识之人？如有，弟拟以私人关系去信怂恿，或者可以加一臂之力。吾兄倘认为可行，下次来信时谈及。圣陶兄前天亦有信自广州寄来，言到杭后即来沪。弟目前不拟到杭，将来为纪念馆如有必要，当随时动身。原稿纸乃自制锌版，弟亦确得合用。市上发售者有三缺点：一，夹缝太狭，修改不便；二，颜色太深，有时与自来水笔字迹冲突；三、花样噜苏，又不美观。弟所自制，避免此三缺点。今寄奉一张，但颜色太淡，恐翻版不易。吾兄倘不急需，弟当托便人将锌版送上，现成印制，较为便利。（锌版只一半，乃作两次印成，因锌版全块太贵，半块资十余元也。中间“缘缘堂……”乃一小锌版，并不连牢。）今日清明，遥念西湖，不胜神驰，此间只有一瓶桃花耳。

敬礼。

弟子恺叩

五七年清明②

图2 《致宋云彬（五）》

图3 《致宋云彬（五）》

第一处，“如有，弟拟以私人关系去信怂恿，或者可以加一臂之力”中的“一臂之力”实为“一臂助力”（图2）。第二处，“三、花样噜苏，又不美观”中的“又不美观”应为“反不美观”（图3），比较来看，修改后的文意更为通顺合理。

从写信时间来看，与第四通书信比对，可知此信是宋云彬答信给丰子恺后，丰子恺又回给宋云彬的信。信中，丰子恺详尽地谈及其自制锌版印制稿纸与市面上发售的区别，并进行利弊分析，以求达到精益求精的效果。

此外，还有一处信息值得关注，即筹划弘一大师纪念馆的相关事宜。宋云彬“决意玉成纪念馆”，且提出“在省政协约几位同志联名提案”的方案，得到丰子恺的赞同，并希望通过私人关系助此事一臂之力。但从二人后续信件得知，宋云彬很快被划为右派，不能再为弘一大师纪念馆奔走筹划，丰子恺自然也不便为此继续活动，此事只能暂时搁浅。

在丰子恺致宋云彬的第八通信，即《宋云彬旧藏书画图录》所录之第七通信（图4）中，信末的时间编者定为1966年，此处有误，实当为1962年。信件内容具体如下：

云彬兄：

示奉到。钱翁事已蒙鼎力玉成，美意深可感佩。弟已函告尹默先生，并代为敦促墨宝，想不日有复寄上。弟游金华，山洞颇奇特，昨日始返沪也。匆匆过杭，只见一浮先生，彼拟赴金华双龙洞避暑。

弘一法师文承补充，甚善。来信言工作效率低，此乃此年龄当然之事。弟每日四时半起身，五时至七时半之间，工作效率较大，上午已稍差。下午即不耐用脑矣。《弘一大师遗墨》即将印就，出版后当奉赠。

敬礼

弟子恺叩

六月五日

日后事成，弟当将来示寄与钱翁看，使知吾兄关怀乐助之美意。又及。③

图4 《致宋云彬（八）》

信中提及的多个事件均可证实写信时间为1962年。第一处，“弟游金华，山洞颇奇特，昨日始返沪也”中提及丰子恺游金华一事，根据《丰子恺年谱长编》记载，1962年5月下旬至6月，偕妻徐力民、女儿一吟游金华，并在金华北山双龙招待所留影，有照片为证（图5），直到1962年6月4日，他们才返回上海。④其次，丰子恺把游金华等地的事不止写信告诉宋云彬一人，在他与广洽法师的书信中也略有所提及：“弟最近游浙江南部金华等地，饱览风景。贱躯不怕跋涉，比往年健康，料是常服法师所赠维他命丸之故，深为感谢。”⑤此信末尾处所署时间为1962年6月17日，地点在上海，由此更加证实丰子恺致宋云彬的写信时间为1962年。这是第一个证据。

图5 丰子恺在金华北山双龙招待所留影（摄于1962年）

图6 丰子恺与广洽法师合影 （摄于1965年）

第二处是信中提及的《弘一法师》一文，根据信件内容可知该文为丰子恺与宋云彬合撰而成，后载于1963年3月《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系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之约而作。⑥该信时间若真为1966年所写，则不符合时间逻辑，因此上述是证明写信时间为1962年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处涉及《弘一大师遗墨》的出版时间。信中提及：“《弘一大师遗墨》即将印就，出版后当奉赠。”可以断定写信时间与《弘一大师遗墨》的出版时间相近，今查《弘一大师遗墨》由上海三一印刷厂1962年5月印制，印有“一九六二年壬寅五月出版，非卖品”字样。丰子恺为此书作序，名为《<弘一大师遗墨>序言》，序末称“辛丑（1961年）仲夏丰子恺谨序于上海”。⑦该著作的出版得力于新加坡侨胞广洽法师（图6）等的募款。广洽法师与弘一法师相识于1929年的厦门南普陀寺。因对弘一法师仰慕崇敬，此后十年间，广洽经常随侍弘一法师，朝夕请益，对法师的训诲拳拳服膺。丰子恺在致广洽法师的书信中完整地记录了《弘一大师遗墨》的出版始末，从1961年10月20日的信件中初提上海文化局协助刘质平为所藏弘一法师的墨宝进行拍照一事起，到1962年8月27日介绍对刊印三百册书的分配情况止，共29通书信涉及《弘一大师遗墨》出版的前因后果。由此看来，该书对探究丰子恺与广洽法师的交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为弘一法师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综上三点，可以完全确定该信的写作时间为1962年，并非1966年。

此外，这几通信中还有个别讹误脱落之处，因不涉文意与史实，兹不赘述，已在所引书信中随文改正。

注释：

①②③丰子恺：《致宋云彬》，《丰子恺全集》（书信日记卷二），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161、163页。

④陈星：《丰子恺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3页。

⑤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丰子恺全集》（书信日记卷一），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220页。

⑥丰子恺：《弘一法师》，《丰子恺全集》（文学卷五），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215页。

⑦丰子恺：《<弘一大师遗墨>序言》，《丰子恺全集》（艺术理论艺术杂著卷四），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