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我的“特签本”
本文作者“偷书”，巴老签名赞成
大江健三郎致本文作者的赠言
我有一个书柜，专门存放签名本，闲时翻翻，会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
在这些签名本中，有几本与众不同，我戏称其为“特殊签名本”，简称“特签本”。这些“特签本”既有特色，又有故事。
第一本是嵯峨浩的《流浪王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这本书是溥杰先生的妻子嵯峨浩用日文写的，由我和徐前译为中文。拿到样书后，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陪同序言作者李文达和我到友谊医院看望溥杰夫妇。溥杰个子不高，身体瘦削，戴一副黑色宽边眼镜，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当时，嵯峨浩罹患肾病，需要透析，正卧床吸氧，他一直在旁边照料。溥杰把书打开，翻到插图页，放在嵯峨浩手里，轻轻地说：“书出来了，你看看。”我用日语说：“我是您的译者，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多指教。”她看着我，微微点了点头。
我手边的《流浪王妃》，只有溥杰一个人的签名，那是1989年12月7日陪日本作家入江曜子去拜访时补签的。
溥府虽地处闹市，却幽雅而清静，在这个小院儿里，溥杰与嵯峨浩相依为命，一起度过了幸福的二十六年。尽管与第一次见面相隔四年，溥杰先生仍记得我，我拿出这本书，他没说什么，直接在扉页上留下那独具一格的签名：“爱新觉罗·溥杰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七日。”
第二本是辻井乔的《异邦人——辻井乔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辻井乔先生是著名的友好人士，生前曾任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他天资卓然，多才多艺，既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又是经济学家、企业家，被日本媒体誉为现代日本的神话与奇迹。
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珠，翻译、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和诗歌集，并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举办“辻井乔先生作品出版研讨会”。研讨会的规格很高，参会人员众多，我因有事去得晚，抵达会场时，研讨会已经开始了。会后，辻井乔送给我《异邦人——辻井乔诗歌选》《桃幻记——辻井乔小说集》，他在扉页上题写“惠存 陈喜儒先生 辻井乔 2005.3.12”。当时，诗歌集的译者田原、责编陈旻也在场，我请他们签名留念，于是扉页上留下了作者、译者、责编三个人的名字。
第三本是大江健三郎的《我在暧昧的日本》，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11月出版。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来华访问，中国作家协会在昆仑饭店和平厅设宴欢迎。席间，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金炳华将自己珍藏的线装本《鲁迅墨迹精选》送给他，他像顽童得到期盼已久的玩具，紧紧抱在怀中。他对金炳华说：“即便您现在后悔了，想要回去，我也不会给，因为它已经是我的了。”说罢，他把餐具移到一旁，清理出一块干净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将书放在桌上，逐页翻看。
大江健三郎热爱鲁迅，特别喜欢《故乡》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说：“这句话既悲观又昂扬，既深刻又精辟，既有哲思又有诗意，既有鞭策也有鼓励。”
谈及历史，大江健三郎说，日本明明发动了侵略战争，态度却十分恶劣。以前我因为愤怒，经常参加游行，现在则感到悲哀。我多么希望日本的年轻作家能了解历史，不坦诚面对历史，日本就不会拥有真正的和平，就不会被世界接受。我已经七十一岁，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生活在未来的年轻人，我希望日中两国的年轻人能够成为真诚的朋友。
宴会结束时，大江健三郎取出自来水毛笔、印泥和夫人刻的图章，给在座的中国作家题写赠言。他有三枚图章，极简陋，一枚是单字“健”，一枚可能是他的英文签名，还有一枚图像印，像一个人在拉小提琴。
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愁容童子》，签名后加盖“健”字图章；另一本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陈喜儒先生：您是日语和中文都说得让人高兴的学者和文化人（所谓的儒，就是这样的人）。顺致谢意。大江健三郎，二〇〇六.九.十。”签名后也加盖了“健”字图章。我觉得页面单调，便拿起另外两枚图章，依次钤盖；别人看我“擅自行动”，也把书递过来，让我一一钤盖。我忙活个不停，大江健三郎乐了，拿起茶杯盖往书上按，示意来个更大的，引起哄堂大笑……
第四本是《立松和平文集——雷神鸟》，作家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立松和平是日本著名青年作家，常来中国访问，我陪他去过很多地方。他是日本文坛的拼命三郎，出版过近三百本书，拥有大量读者，且频频在电视上露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尖锐批评，反响热烈，粉丝如云。
1995年，我写了一篇短文《立松和平，一个谜》，发表在宗仁发先生主编的《作家》杂志上。我直言立松和平颠覆了作家于书斋苦思冥想、构筑自己文学世界的传统方式，如天马行空，满世界跑，满世界写。他视野广阔，人生、命运、宗教、生态、植物、动物、战争等，皆有涉猎；他才华横溢，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民间故事、儿童文学等，信手拈来。如果他是新闻记者、报告文学作家，追逐热点倒还可以理解，但他以小说创作为主，这样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匪夷所思。有位日本文学评论家说他在用“脚”写作，从而与时代同步，与现实零距离。
一位出版家看了我的文章，邀请我编辑立松和平的文集。我用一年多时间读了他百余本著作，编选了《立松和平文集》三卷，并邀请其好友陈建功作序，由作家出版社列为“作家参考丛书”出版。
立松和平夫妇来中国访问时，作家出版社设宴欢迎，与这部文集有关的人也在场，我觉得机会难得，就请大家签名留念。立松和平写道：“满怀感谢之情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他签名的右侧，有一长串名字：张胜友（作家出版社社长）、陈建功（序言作者）、黄华珍（译者）、徐前（译者）、周坤（责任编辑）、那耘（作家出版社编辑室主任）。这种“大团圆”的签名十分难得，我格外珍惜。
第五本是巴金签名的《往事与哀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这本最特殊，不是送我的，而是我“偷”的。
1980年4月17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巴金，副团长冰心、林林，团员艾芜、公木、草明、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随员吴青、李小林，译员陈喜儒）结束在日本的访问，回到上海。4月18日开完总结会，有人提议去巴老家看一看，向巴老道个别。次日上午，我们乘坐面包车去巴老家，刚拐进武康路，就望见巴老在大门口等待，如雪的白发随春风飘荡……
在客厅，巴老把签好名的书送到每个人手里。一本是散文集《爝火集》，一本是巴老翻译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老在给我的《爝火集》的扉页上写道“赠喜儒同志 巴金 八〇.四.十八”，在《往事与随想》的扉页上写道“赠喜儒同志 巴金 四月十八日”，没写年份。我是巴老的忠实读者，从中学时代就读巴老的书，但做梦也没想到此生有机会在巴老身边工作。能得到巴老的签名本，真是三生有幸，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第一次到巴老家，突出的印象是书多，客厅、楼道、阳台、厕所，到处都是。我和杜鹏程想看看巴老的书房，就结伴上了二楼。书房四壁皆书柜，其中外文辞典占据了很大空间，而且摆在顺手的位置，看来这是巴老经常使用的工具书。三楼是书库，地板上、书架上，到处都是书，弥漫着旧书的特有气息。
我们从三楼下到二楼时，巴老正陪冰心老上楼。巴老说：“小陈，你需要什么书，自己随便拿吧，我这里买书方便。”我喜出望外，随手在巴老的书柜里拿了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与哀思》，其中有巴老怀念何其芳的文章《衷心感谢他》，想必是出版社赠送的样书；没问巴老这本书还用不用，我就在扉页上写道：“巴老家的书，可以随便偷，随手拿了一本，作为纪念。1980.4.19。”写完，读给巴老听，又对巴老说：“您得签名，证明此言非虚，否则别人以为我吹牛，或是顺手牵羊，那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巴老笑着说：“好的，好的。”他拿起我的笔，写上“巴金”二字，以示完全赞成。字很大，因是站着写的，笔画细，还有点飘。
很快就到了告别的时刻，巴老一直把大家送上车，又特意走过来对我说：“小陈，你什么时候想‘偷书’，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大家都笑了，说今天出了个“小偷”。
巴老希望年轻人多读书。自1980年起，巴老每有新书出版，总记挂着我，要么亲自打包到邮局去寄，要么等我登门去取。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的人想要巴老的书，又不好意思开口，也托我去要，巴老向来有求必应。如今，我收藏的巴老的全集、选集、译文集以及各种版本的《随想录》《家》《春》《秋》等，都是巴老送给我的，这些书是我的人生路标，字里行间蕴含着巴老为人为文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