畀愚：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条河流形成的过程
编者按
“文海观潮——浙江作家作品观察”将以访谈、视频等形式，陆续推出14位浙江作家创作观察。本期聚焦作家畀愚。
畀愚，作家。出版作品《罗曼史》《欢乐颂》《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邮差》《叛逆者》《瑞香传》《云头艳》《江河东流》等，曾获第八届上海文学奖、第十二届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第二届《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等。部分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去年采访作家畀愚时，他并未透露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访谈内容多围绕他多年前写下的一系列悬疑小说，他坦言自己其实并不看悬疑小说，也并没觉得它有多么神秘，在他看来，悬疑小说不过是一种小说类型而已，最大的悬疑其实是人的内心。
今年八月，畀愚的长达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纯真年代》出版，很快引起关注。当然，这部长篇从积累素材到最终完成，前前后后耗时近二十年。不同以往，《纯真年代》并不涉及悬疑元素，笔触直指当下现实生活，立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壮阔的时代背景，描摹了江南城乡四十年的变迁和发展，同时，这也是一部描写一代浙江农民的创业史与成长史。
从《罗曼史》到《叛逆者》，从《江河东流》到《云头艳》，再到最新的《纯真年代》，畀愚的创作“变”了，又似乎一直“未变”。《叛逆者》披着谍战的外衣，实际上探讨的是战争年代的信仰和人心；《江河东流》虽是历史题材小说，实则更关注当时的世俗生活；《云头艳》聚焦当下职场生存，其实更倾向于探究人性的困境。而到了《纯真年代》，畀愚似乎“走”得更远了，进一步剥离了小说类型化的外壳，将笔触完全指向了当下更广阔的现实生活。不管是悬疑、历史，还是当下职场，畀愚真正关注并想要呈现的还是“现实的生活”和“丰富的人性”。
“二十年前，我就想写一部反映一代人成长的长篇小说”
中国作家网：今年8月，您的长篇新作《纯真年代》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去年的采访中您曾提到创作以十年为一个阶段，《纯真年代》是否原本就在您的创作规划之中？能否聊聊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
畀愚：这应该算是一部计划之外单列的小说。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颗种子，在心底孕育与成长了将近二十年，现在总算瓜熟蒂落了。
2007、2008年时，有段时间我住在乡下的一家养老院里，每天对着田野与天边的村庄，就萌生了要写一部有关改革开放、从农村走向城市的长篇小说，要能反映出一代人的成长，以及时代变迁对他们的那种深刻影响。我只是没想到，这个创作与积累的过程会那么漫长，竟也成了自己人生与成长的一部分，但这是值得的。
相比完成这部小说，我更大的收获是因此结识了一批由农村走向城市的人，他们的经历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进城都不一样。经过了这么多年，在跟随时代发展步伐的同时，他们对家乡与故土的情感也在不断地分化与裂变。我认为，他们是这四十多年来，因改革开放而催生的一个全新的群体。他们的奋斗与挣扎的人生，他们因此在城乡之间游移不决的心态，是很值得去我们关注、探究与思考的。所以，我用了相当长时间来完成这部小说，同时也是一场对自我的梳理，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的路必将会越走越远，步伐也会越来越踏实，可我们该如何回望自己来时的那片土地？
畀愚长篇小说《纯真年代》 作家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
中国作家网：《纯真年代》的结尾处特意标注了您数次易稿的具体时间。想问问您，这部长篇的创作过程还算顺畅吗？中间遇到过哪些比较难突破的障碍？有没有印象很深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
畀愚：整个创作过程很顺畅，跟我预计得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在收集资料与生活积累方面，我花费了将近二十年，这应该是写得顺畅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与积蓄，说句玩笑话，我在心里都已把每个人物盘得起包浆了。至于花了一年时间去修改，其实更多是在删减人物及其事件，让叙事变得更加简洁、顺畅。在我看来，写作的过程就是一条河流形成的过程——往往是从一眼泉水开始，慢慢汇聚成流，开始奔腾，开始席卷而下，带着作者自有的气息，汇入文学的海洋。
在删减过程中有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初稿中小说人物马中林曾有过一段异国恋，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他跟那位俄罗斯女孩的爱情，可以说在整部小说里是最纯粹、最浪漫的，也是最短暂的情感。但是，思前想后，我还是删了。有时候，删减的过程就是个忍痛割爱的过程，尤其是在一部以纯真命名的小说里删掉一段最纯粹的爱情。但是，对自己作品下得去手也是写作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中国作家网：《纯真年代》全书50多万字，是您目前创作生涯中篇幅最长的作品吗？写这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与之前的长篇小说《瑞香传》《云头艳》《江河东流》相比，在创作心态、题材选取等方面有何相似与不同之处？
畀愚：是的，从事小说创作将近三十年，从字数上计算，《纯真年代》是我到目前写的字数最长，也是花费精力与时间最多的一部小说。
自从以文学创作为职业以来，我对长篇小说的写作一直是很慎重的，因为它要考量的不光是一个写作者的能力与体力。与以往的长篇小说相较，我觉得《纯真年代》更贴近于我的内心，是我深入生活、在接触了那么多人之后的深刻体会，也是对自我人生的深切感受。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时代发展与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而其他小说的创作，我可能更多是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
作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重复自己
中国作家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长篇小说以“年代”或“时代”命名，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传统，您如何看待这类命名方式？具体到《纯真年代》，为何选择“纯真”一词？其中凝聚着您对“时代”怎样的观察和思考？
畀愚：对小说的命名还是要从小说的题材、内容出发，但也有作者会因自我喜好与一时兴起来命名一部小说，我觉得都很正常。写作就是一场跟自我的对话，要说服的就是自己。
我用“纯真年代”为题，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实在没能想到比这更合适的题目。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但对于无数像马中林那样的人，似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前所未有的。当各种新事物扑面而来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崭新的，我们就像小说中红旗塘里的那条鱼，开始在时代洪流里追波逐浪。我们都是从将信将疑、跃跃欲试到争先恐后，再到一往无前。而现在，当我们再回望那段岁月，我可以坚定地认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心无旁骛，为此倾注了全部的青春与热情，它就是我们的纯真年代。
畀愚长篇小说《云头艳》，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中国作家网：相较于《叛逆者》《云头艳》以强情节、快节奏、高密度反转构成的“硬核”叙事，《纯真年代》明显转向了舒缓、柔软、慢节奏的叙述语调，并大量融入环境描写。这种从“情节驱动”到“情感驱动”或“氛围驱动”的转变，是您在创作中自觉的选择，还是文本与题材自然生长的结果？
畀愚：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环节还是人物性格的形成，以及命运对所谓事件的驱动，这些决定了一部小说的节奏。我之所以选择用第一人称来叙事，就是为了更多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与情绪，使其更加自然、无痕，而不是为了心理独白而刻意进行描写。同时，在这部小说里，我还采用了切换叙事视角的方式，主要运用全知叙事视角，这种变换有点像导演对摄影镜头的运用，为的就是更自然地描写环境、展现心理。但我不喜欢心理描写也是真的，我认为在第三视角的叙事作品中进行心理描写，其实是很突兀的，也不够自然，更没必要。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场景、氛围，人物的表情与行为，甚至是说话时的语气来反映出人物的心理动态。
中国作家网：从《罗曼史》到《叛逆者》，从《江河东流》到《云头艳》，再到最新的《纯真年代》，能明显感觉到您的写作在不断变化，从年代叙事慢慢扎根乡土，聚焦时代人物群像，这种创作题材和风格的转变，是随着人生阅历的自然变化，还是您想要突破自己的写作舒适区？或者还有其他的考虑？
畀愚：在我看来，写作就是一场对自我的挑战，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重复自己，所以才有了从《罗曼史》到《叛逆者》《江河东流》，再到今天这部《纯真年代》。我想，这种经历写作的人都会有，但我更想把它看作是人生成长的阶段。这四十多年的时代变迁，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无数全新的人物因此出现，无数从未发生的事件应运而生，而我们身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现场，我想即便到了将来，仍有无数人会查阅着资料、前赴后继地去书写它。
“新一代农民在城乡之间的犹疑与决绝，值得探究与思考”
中国作家网：《纯真年代》开篇，主人公马中林因一段失意的爱情告别马家浜村，外出闯荡，而小说最后一章，马中林重返马家浜村，又开始思考关于爱情的命题，似乎形成了某种闭环。这种以爱情为出走与回归动因的环形叙事，是仅仅指向个体情感经验的私人化书写，还是有意将个体内嵌于乡土语境之中以构成对乡土精神原乡的整体性叩问？
畀愚：在我看来，我们的婚恋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是在不断地发展与演变着的。在这部小说里，从一个乡村出发，我把它们分作了四类。首先是家族本位化的结合，这种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婚恋关系已经存续了几千年，进化到现在成了相亲，成为了一门产业，我相信只要有性别存在，它还将延续下去。第二就是追求理想的恋爱，它的普遍出现是从“五四”开始，也就一百多年的时间，我们几代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第三就是从物质与利益上来考量的婚姻，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物质与精神在现实世界相较量之后的结果。最后，就是精神独处式的男女关系，在恋人们的结合过程中，它避免了物质与经济上的纠葛，甚至可以相处不结婚，可以不生育。这种方式已经在当下出现，正在开始成为一种选项。在《纯真年代》里，主人公马中林在六十岁时，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跟路艳霞相处。我认为这种变化，同样是时代发展的选择，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又一表征。
畀愚长篇小说《江河东流》 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中国作家网：在您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江河东流》中，人物孙宝琨似乎没有乡土空间意义上的“离开故乡”“回到故乡”，但存在精神层面的“出走与回归”，他从军阀旧家庭“出走”，背弃父辈秩序投身革命洪流，又历经时代浮沉之后“回归”日常生活。《纯真年代》与《江河东流》，一个落脚乡土空间，一个落脚历史洪流中的精神折返，这种差异是否暗含着您对“归乡”两种不同层次的理解？
畀愚：前面也讲到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农民进城开始的，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新一代农民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犹疑与决绝，从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现代性的隐喻与表征，是值得我们去探究与思考的。而在《江河东流》里，孙宝琨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军阀，他是在用自身的沉浮，告诉我们一个他在阴谋与杀戮人生里所认识到的真理——一个时代或因战争的方式而改变，但能改变这个时代里的人心的，只有教育。所以，他最终选择脱下军装，成为一名教师。
中国作家网：有评论家提出，《江河东流》里有历史和现实两个叙事声部，重大历史事件更多是作为叙述背景而存在，真正凸显的是小人物面对命运的抵抗。把历史弱化当作背景，把重心放在个体身上，这样的叙事处理，您希望达成怎样的历史观表达？这样的书写思路，在您创作《纯真年代》的时候，有没有得到延续？
畀愚：我想这更多是一种美学上的个人选择吧。历史就在我们的身后，就像一片展开的、巨大的幕布，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标注。文学作品要呈现的那些因宏大历史而改变的小生命，它的细微之处，才有可能触及我们真正的人生。这样的创作思路，在我那么多年的写作实践中从未改变过，我相信以后也不会变。
畀愚中篇小说集《叛逆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根据畀愚中篇小说《叛逆者》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于2021年6月7日开播
中国作家网：很多读者最早是通过《叛逆者》认识您的，这部作品属于类型小说，也收获了很高的热度。相对来说，像《江河东流》《纯真年代》这类历史或者乡土题材的作品，创作周期更长，市场反响也更难预判。那么，您如何看待创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更有市场号召力的类型写作之外，坚持去写《江河东流》《纯真年代》这类作品，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畀愚：社会发展到今天，每个人都深知市场对行业的巨大影响，文学也不例外，但问题在于行业市场的变化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失去可预判性，而作为一名写作者总是要有点理想的，总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坚持与坚守的，哪怕付出一点代价，也是值得的。我把它看成是一种敬畏。
悬疑不应该成为一种固有的模式
中国作家网：在多次采访中您都提到，谍战和悬疑只是外衣，您的创作核心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和复杂的人性。在您看来，相比市面上套路化的悬疑谍战写作，您的作品最想跳出的固有框架是什么？最想传递的核心表达又是什么？
畀愚：前几天还在跟人聊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悬疑作品，或者说呈现出来的悬疑效果，最终都会落实到警察破案的过程中，其实更倾向于侦探作品。但事实上，悬疑是无处不在的，它在很多时候是跟罪案无关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文艺创作中的必要手段。我想，不是谁要跳出这种固有的框架，而是它本身就不该成为框架，不该成为一种固有的模式。
中国作家网：相比于您擅长的历史题材和悬疑叙事，书写当下普通人的日常，对您来说是更轻松还是更有难度？
畀愚：其实，开始走上写作之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写的都是常人的日常，那个时期也因此被贴上了底层文学的标签。后来，我写了一些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是因为阅读的关系。那个时候，我读了一些那个年代的名人传记，用他们串联起一条时间线，再从这条线索里窥看历史，这很有趣，因此也就有了那些被冠以谍战题材的小说。
《纯真年代》的难度，在我看来还是在人物的筛选与设定上，这需要有广泛的生活与充分的想象，好在任何想象都是从生活这片土地上起飞的，最终也落回到这片土地上。
中国作家网：您笔下的女性角色非常立体、鲜活，不管是《云头艳》里在职场挣扎的婉豆，还是《罗曼史》中在多段情感里辗转的邢美玉，都未进行简单化的善恶定义。您一直很擅长刻画困境中的女性，您在塑造这类女性人物时，最想突出她们身上的哪种特质？
畀愚：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所谓的善恶在更多时候取决于评判所处的立场，但我只是个小说创作者，我要做的是把人物摘选出来，把他们的内心充分地表达出来，让读者们去评判。我想，一个明智的创作者不会也不应该主观地去定义人物。我也从没想过要去突显女性身上的所谓某些特质，这些本身都是与生俱来的，就潜藏于她们的基因里，是历史、传统、文化与个人经历对她们的浸透与影响，我只是用文学的方式把它们呈现了出来。
文学需要更泛化
中国作家网：文学作品和影视剧本的叙事逻辑差别很大，您有多部作品成功影视化，对您来说，纯粹的文学创作和可改编的剧本创作，最大的取舍是什么？小说文本独有的、无法被影视转译的文学特质是什么？
畀愚：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尝试小说电影化的写作，仅仅出于对影像的爱好，这在我的许多作品里都能看到，那是为了更加便于表达。因为影像具有文字无法替代的功能，文学也一样，具有影像无法替代的功能，但它们既然不是对立的，在总的一些方面是可以各取所长的。这种尝试的结果在《纯真年代》里就有，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关于叙述视角的问题。
我们常说，一部电影必须有它的文学性，而一部电视剧更讲究的是它的叙事性。同样，小说里也是要有画面感的，语言在表现蒙太奇时可能比影像更加直接、简便、无痕，更不要说那些只能通过文字传达的䪨律与意境。所以，尤其到了今天，我们更要理解，文学是需要被更泛化的，既要遵循艺术的规律，也得服从于时代的发展。
中国作家网：面对AI浪潮对写作的影响，您认为小说家独有的、不可被AI替代的核心能力是什么？AI工具是否会对您的构思、素材整理或者文本打磨带来启发或警醒？
畀愚：这还真不好说，科学的发展每次都在挑战着我们的认知。每一次新浪潮的来临，都会有各种议论与担忧，但浪潮却从没因此而停下脚步。所以，我想，既然不可避免，那就坦然接受，这也是发展的规律，我已经经历了在纸上写作到在电脑上写作的过程。当时，我记得有很多人担心过，面对一排键盘还会有创作的冲动与灵感吗？
中国作家网：在不写小说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您是什么样的？这些日常的生活状态和见闻，会怎样反哺到您的创作当中？
畀愚：我把写作与生活分得泾渭分明。日常中的喜好也不多，即便有，也是很家常的，上不了台面的，比如烹饪，收拾一些花花草草。不过，因为写《纯真年代》，我结识了一批与写作和文学无关的人，但他们跟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在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之余，也在改变着我的一些生活习性。同时，这也再次向我们证明——生活就是创作的源泉。
中国作家网：回顾您这么多年的写作历程，既有谍战历史题材，也有乡土现实题材。写完《纯真年代》，接下来您有怎样的构想与规划？
畀愚：写《纯真年代》时，我经过了漫长的积累，还有很多人物与素材在脑袋里活跃，也想登台亮相，成为小说里的人物与事件。现在，我只想等他们安静下来，让他们从容有序地进入我另一部小说。
【视频】畀愚：长篇小说《纯真年代》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以创业的方式“改变”一条河流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