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语境中西海固文学的新变及启示
编者按
“文学新批评”今日推出许峰的《新大众文艺语境中西海固文学的新变及启示》。文章认为，西海固农民写作呈现出从“被言说”到“自言说”的新变，在语言、视角、写作姿态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标识。这些现象启示我们：新大众文艺的生命力在于“本体性”，深度在于“在地性”，未来在于“文化自觉”。本文系“文学新批评”首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南有“清溪村”，北有“西海固”。西海固文学的创作实践，已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新大众文艺极具代表性的样本。在新大众文艺的生成脉络中，西海固文学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形成了何种独特的标识，以及它为新大众文艺贡献了何种启示？这是当下西海固文学研究亟需回答的问题。
一、从“被言说”到“自言说”：西海固农民写作的新变
西海固文学并非新近才出现的现象。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海固文学便已闻名，涌现出一大批写作者，也出现了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季栋梁等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专业作家，“西海固作家群”也以扎实的创作业绩受到文坛高度关注。然而，近些年在新时代文学与新大众文艺的背景下，西海固文学确实发生了值得关注的深层变化。
以前的西海固文学，在创作主体方面，多为受过一定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教师、基层干部等，像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等作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他们的创作虽然也是以乡土为底色的，但他们笔下的乡土世界依然还是知识分子眼中的乡土世界，同时，他们多聚焦于干旱贫瘠的生存记忆、苦难叙事与乡土眷恋，这与西海固地区天然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作家的童年记忆息息相关，西海固文学也因为这些题材的写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
近些年西海固文学在创作主体、传播方式、书写内容方面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创作主体方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农村妇女、残疾人、外出务工者、留守老人。马慧娟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通过手机写作成为作家后进而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单小花在劳作之余写下《洋芋，洋芋》，荣获“东丽杯”孙犁散文奖，目前已经出版多部散文集；李成山在牛圈墙面上贴满亲笔诗作，坦言“写完贴于牛圈，便是另一种形式的发表”。农民作家自己书写自己熟悉的乡土生活。这种创作主体的下沉，使西海固文学真正实现了从“为农民写作”到“农民自己写作”的转变。在传播方式上，手机、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等，使农民写作者不再依赖传统纸媒发表渠道。马慧娟最初便是通过手机写作，在网络上获得关注，进而获得大众的认可。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西海固农民写作绕开了传统文学体制的筛选机制，直接面向大众，形成了新的文学生产与传播生态。李成山将诗作贴在牛圈墙上，本质上也是一种“发表”——面向村庄、面向乡邻的发表。西海固农民作家利用微信公众号，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推荐文学作品，作品通过网络的形式被传播，这种传播方式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作品的命运，也改变了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书写上，随着近些年国家实行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西海固地区发生了沧桑巨变，西海固地区已不再是贫困的代名词。因此，近些年的农民写作，在延续乡土根脉的同时，出现了明显的时代性更新。单小花的散文《吃水须记挖井人》书写脱贫攻坚中窑洞变新房的鲜活场景；马慧娟的长篇小说《出路》展现农村女性追求幸福、寻找出路的悲壮历程；曹兵的诗歌诗意化地表达出农人对土地和生活的热爱。这些作品不再仅仅停留在“苦难”的单一维度，而是呈现出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而多元的现实境况。
整体上看，早期的西海固文学的创作风格，多带有较强的个体抒情色彩，是个人精神困境的出口。而近些年的写作，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文化自觉。这一转变，西吉县木兰书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木兰书院依托“中国文学之乡”的文学资源，推动“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实践，主动联系全国各地作家，打造文学创作交流平台，举办各类文学活动和教学研讨会、文学讲座、艺术展览、诗歌朗诵等，不仅丰富了当地村民的文化生活，也积极推动了“文学赋能乡村振兴”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农民作家主动参与到木兰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这种从个体写作到群体文化实践的转变，是西海固农民写作在新语境下的重要新变。
二、接通地脉：西海固农民写作的独特标识
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现象很多，创作者也很多。那么，西海固文学有无自身独特的特点？它给与我们什么独特的启示？这牵扯到西海固文学独特的标识问题。认真审视近些年西海固文学的发展，西海固文学在语言、视角、写作姿态上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标识：
第一，方言土语与“劳动人民的语言”。西海固农民作家用他们熟悉的方言土语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种文字”，用粗糙的手掌捧出带着泥腥味的诗行。他们不再是被书写的“他者”，而是主动讲述自身故事的文化主体。这种语言上的自觉，使西海固文学构建出一套属于西海固农民大众的审美体系。不同于知识分子写作中对乡土语言的“转译”或“提炼”，西海固农民写作中的语言是原生的、本真的，带着黄土高原的沟壑与风沙，正如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西海固农民写作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立场，是对“谁有资格言说”这一问题的正面回答，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语言”。
第二，“在场者”视角与“自言”的真实性。区别于外来知识分子对乡土的“他者化”书写，西海固农民作家以“当事人”的视角讲述这片土地上的婚丧嫁娶、节气劳作、宗族伦理、生活百态。他们用质朴的语言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不刻意雕琢，呈现出生活的原汁原味。他们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是“自言”而非“他言”，这赋予了作品无可替代的真实感与细节生命力。正如单小花所言：“身为农民作家，我有责任讲好农村故事，说出农民心声。”这种“掏心窝子说话”的真诚，将个体命运嵌入乡村文化的脉络中，赋予文字沉甸甸的生命质感。
第三，拒绝粉饰苦难的“现实主义”。不同于知识分子式文人想象的“田园牧歌”，西海固农民作家的文字带着汗碱味——晒黑的脊背、皴裂的手掌、深夜喂牛的油灯、玉米垄间的铁锄等，都是对乡土最基本的复现。从马慧娟、王秀玲的小说，曹兵、李成山的诗歌，单小花、马骏的散文中，我们清晰地感触到他们拒绝粉饰苦难的浪漫主义。他们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呈现生存本相，既有干旱贫瘠的生存记忆（如曹兵的诗集《我在田野等风吹过》），也有脱贫攻坚中窑洞变新房的鲜活场景，更有农村女性追求幸福寻找出路的悲壮历程。这种“接通地脉”的现实主义美学，不是对苦难的展览，而是对坚韧与智慧的书写，是在摆脱苦难历程中的深切回望，展现出西海固农民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命力量。
西海固农民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改变命运的事迹，让更多有文学梦想的人受到鼓励。一时间，西海固大地如雨后春笋，涌现出许许多多文学爱好者与写作者。当朴实的农民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这种“镜像效应”唤醒了大众的主体认知，文学创作由此成为乡村文化自信的培育场域，推动农民从“文化消费者”向“文化生产者”转变。这种以文学为引擎带动乡村文化自觉的路径，是西海固文学独特的实践标识。
三、启示与展望：西海固农民写作的未来可能
西海固农民作家的创作，既是个人精神层面的突围，也是乡土文化的新生。他们用真诚的创作实践证明：真正的大众文艺不是居高临下的“文化扶贫”，而是让文化创造的权力回归到人民手中。对他们而言，笔既是锄头，深耕脚下的土地，也是火把，照亮乡村的精神星空。
从西海固农民写作的新变与独特标识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新大众文艺的生命力在于“本体性”。西海固农民写作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不是被“纳入”或“观照”的对象，而是新大众文艺本身。农民写作者不是新大众文艺的“他者”，而是其主体。这种本体性，使西海固文学能够持续产生内生动力，而非依赖外部扶持。
其二，新大众文艺的深度在于“在地性”。西海固农民写作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深深扎根于西海固这片地区的土地与生活。作为地方知识表征的方言土语、节气劳作、婚丧嫁娶、宗族伦理、民风民俗等，这些“在地性”元素构成了西海固文学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尤其是在全球化与同质化日益加剧的今天，这种“在地性”恰恰是新大众文艺最为珍视的品质。
其三，新大众文艺的未来在于“文化自觉”。西海固农民写作已经从个体抒发走向文化自觉，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部乡村世界带来的精神洗礼。写作已不再是个人情感、个人经验的抒怀，他们主动融入到乡村振兴与地方文化的建设中。西吉县木兰书院的“文学+农文旅”融合发展，便是这种文化自觉的生动实践。未来，西海固文学如何在保持本真性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提升艺术品质、增强文化影响力，是值得持续探索的课题。
总而言之，西海固文学的创作，正在拓宽新时代文学的疆域，重新诠释着“人民文艺”的深刻内涵。黄土高原之上，这一群“一手扶犁一手握笔”的写作者，用他们的作品映照出中国式现代化在西海固的生动实践，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最为动人的样子——不是自上而下的“启蒙”，而是自下而上的“生长”；不是对乡土的“想象”，而是对乡土的真实“言说”；不是文化的“扶贫”，而是文化的“自觉”。西海固农民写作的独特标识，正在于此，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