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6月某日，我做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梦。很遗憾，梦醒后的清晨，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废墟，如同被盗墓贼反复洗劫过的古墓，无论考古队员如何抢救性发掘，才收获了几个破碎的瓷片——间谍、医生、大楼，仅此而已。

梅雨季节的上午，我想到了一幢大楼中的诊所，这是小说的空间；我又想到了这两年深深沉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前后的历史转折点，这是小说的时间；稍后，我想到一个医生，他是间谍吗？思考一个小时后，我否决了这个想法。他是一个纯粹的医生，他的手术刀只能拯救他人的生命，而绝不能杀人；他又是一个受到过战争的巨大戕害，默默忍受着痛苦的普通人。在极限的空间和时间内，他必须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完成一项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无论作为优秀的医生，还是作为合格的中国人。

当天下午，我决定把这个梦——或者说梦境的残影写成一篇小说。相比以往我的每部小说（无论长篇还是中短篇）都会经历漫长的思考和酝酿，这次的决定迅猛得如同当时美加墨世界杯中的一次伤停补时绝杀。但我不想把故事写复杂，只想抓住绝杀的瞬间——像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曾经被我痴迷的杰作，仅仅在最后的那条讣告，便在瞬间建造起了一座精致而宏大的迷宫。一部小说应该用什么绝杀？正如端木医生和渡边慎吾的生命对抗，绝杀与被绝杀的对象有时彼此颠倒，你以为的绝杀武器反而成了杀死你自己的致命子弹。写小说的奥秘同样如此，或许前面数万字的价值，都是为了最后一句话而存在着。

于是，在偷袭珍珠港的七天前，渡边慎吾走进了上海公共租界教堂街的巴塞罗那公寓，端木医生正在七楼的外科诊所为病人取出胆结石，老闸捕房的华人探长周明福尚且猜测日本和英美之间“只剩下两只悬念，像跑马厅的彩票，回力球的奖券，一是哪一日开打？二是从啥地方开打？”对于今天的我们，这是早已写入小学课本的历史，对于彼时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却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小说中的三个人，将以生命为代价去验证去揭开或者暴露这个悬念。读者们所要做的，便是跟随我走进这座大楼，走进伤停补时绝杀的最后一分钟。

小说仅在几日内就完成了，快得像巴塞罗那公寓被封闭的几个小时。小说修改中的一日，我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海的手稿展，看到门口贴着《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题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突然很想引用在《孤岛诊所》之中，可惜这句话并非陀翁原创，而是引自《约翰福音》。我颇为不舍地放弃了这句话，转而寻觅到屠格涅夫的《门槛》中的一句“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我不要人感激，不要人怜惜，也不要名声。”出自巴金先生在1935年的译本，而在1941年恰有可能出现在端木医生的案头。

完成《孤岛诊所》的时刻，太平洋彼岸的美加墨世界杯尚未决出冠军，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人们，也曾经极度焦虑地渴望着报纸上的胜利消息。又有谁能知道在那个遥远的日子，我从小生活过的那条街上的七楼诊所，曾经不为人知地改变过人类的命运？虽然是我的虚构，但也是一条历史的缝隙，时常流淌鲜血和泪水，填平我们和时间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