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或曰：诗歌如酒，散文如茶。我以前一直觉得这种比喻很形象，也很恰切。但是，因专写这篇文章，又重读丁帆的散文，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应该更正。其实，散文不仅如茶，亦可如酒，更可茶、酒之神兼而备之。茶的酽然、酒的浓烈，都可以在散文中氤氲、升腾，或唇齿生香，或沁人心脾，或灼人肝胆。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主要论述的是丁帆的散文随笔，事实上，他的多数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也都可作散文随笔来读，沛然浩气充盈其间。但因体例所限，这次并不论他的文学批评、艺术批评。

在当代学者散文的谱系中，丁帆的散文写作以文学史家的严谨、批评家的锋芒、散文家的温情，构筑起兼具知识深度、学术底蕴与生命关怀的丰富世界。从《江南悲歌》的历史省思，到《消逝的风景》的地方记忆；从《先生素描》的师者画像，到《把世界留给黑暗与我》的精神诘问，丁帆散文始终以阅读为镜，体察历史、透视现世，照见自我并照亮周围。丁帆的散文并非一般意义上那种随性散淡的抒情小品，而是以其一生的阅读史为内在肌理，将读书所得、观世所感、察人所思、审己所悟等熔于一炉，实现了学术理性与文学感性、个体经验与时代精神的高度锻铸。

一

丁帆的系列散文，其实很多属于书话。《秦淮书肆》即可见一斑，文中对卢冀野《冶城话旧》、纪果庵《白门买书记》等等民国书人书事，信手拈来。其实“冷摊负手对残书”也曾经是丁帆的日常。步入中年后，他仍会时时生出“秦淮书肆唯有入梦来”[1]的慨叹。当然这慨叹并不是那种遗老式的怀旧，其实早在1990年代，他就已经敏锐地预判了未来电子书会取代纸质书，但理性的判断与因生命体验而生的情感、爱好，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情、理冲突才是常有的事。那种自打儿时即相伴随的氤氲书香，形成一种近乎固执的爱好。他所无法割舍的不单是物理的书籍，还有因书而刻入骨髓的书生气质。

丁帆的早期阅读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个体特质。在《消逝的风景》《夕阳帆影》等散文集里，他追忆了特殊年代里的阅读经历：在物质匮乏、文化禁锢的岁月中，文学经典成为其精神避难所。

儿时的丁帆即常随祖父到夫子庙一带，除了洗澡和吃小吃，最吸引他目光的，是那时最为壮观的秦淮书肆。[2]他儿时喜欢小人书、连环画自不必说，到了小学三年级开始大量阅读小说。因为“父亲也是一个爱读枕边书的人”[3]，丁帆少年时代读过的大量小说，就是从他枕边偷来读的。《苦菜花》就是他在月光下一夜之间读完的，而《三家巷》《我的前半生》等等则背着大人悄悄翻阅，如饥似渴。[4]他的购书生涯，也由此开始，从单本到成套，再到积累成箱。[5]中学时代，阅读已是丁帆生活的日常。他开始沉湎于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也开始大量阅读苏联和其他欧美的小说，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及《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等。而垂涎很久的何其芳作序的那三册《红楼梦》，因父亲的警告而作罢，直至下乡插队时，他终于还是通读了。

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16岁的丁帆插队苏北宝应农村，开始了长达六年的人生炼狱。而越是在困厄中，书越是最可亲近的伙伴，甚至可以说是他精神的抚慰者和拯救者。在严苛的外部环境下，书籍给他开了一扇窗，辟出一道门，洒下斑驳的阳光。多年后，丁帆深情地回顾起乡下岁月中的阅读故事时说：“在这渐渐远离古都的小火轮上，音乐和小说翻开了一个16岁半少年的人生大书。”[6]在此期间，远在北京外文图书出版社“任编辑的婶婶开始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教材’，并自觉担任了我的文学启蒙导师”，“枯灯黄卷、 茅屋鸡鸣伴我度过了六年艰难岁月！”[7]

在特殊年代的阅读中，那些书籍如点点星光，让乡下的夜晚不至于那么黑，让走夜路的人不至于太过孤独。书籍照亮了年少丁帆的精神世界，让他在混沌中感知到人性的光辉与思想的力量。阅读在此成为突破时空禁锢的精神通道。阅读给了他精神史的另一关键起点，在那些泛黄的书页里，丁帆提前看见了一个更广阔的人间，也看见了自己命运的倒影。1969年的冬天，丁帆和他的父亲“在煤油灯下，我们还各自看我从其他知青那里借来的世界名著，交流读书心得”[8]。与父亲的长谈，则是将纸质书与人生书相交融。[9]

后来，丁帆经特殊时代的波折，错过复旦大学新闻系而进入扬州师院，开始了大学生涯。在扬州的日子，他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读书，这份热爱近乎“贪婪”。他多次回忆扬州的读书生活：“十年一觉扬州梦。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扬州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我常常去扬州的旧书店和旧书摊上买便宜的旧书。” “作为一个穷学生，我往往在这里踟蹰、彷徨、徘徊，进行着精神食粮和口舌味蕾之美的思想斗争。孰知，那时的一两毛钱足以淘来一本厚厚的旧书。于是，穷书生对书籍的占有欲多次战胜了一时的口腹之享受。”“在扬州逛街，除了去新华书店购买急用的新版图书，我的脚步总会不由自主地迈向天宁寺的旧书摊或古旧书店。”“80年代自打有了自己小小的天堂书房后，我便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填满书架，就像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和贪婪一样。”[10]青年丁帆开始步入学术殿堂，其阅读转向系统化、学术化，初步构建起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五四”新文化、西方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知识框架。这一阶段丁帆的生活，正处于物质贫乏时期，但淘书、读书带来的思想和精神的恶补、饱餐，直接融入其生命内部，经岁月沉淀、发酵，成为他散文创作的丰厚的土壤、不竭的源泉。

在1978年的枫叶燃烧的季节，作为一名进修教师，丁帆来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带着叶子铭先生给他的列满必读期刊和书目的清单，他走入另一方书籍的天地。从入校时起一直到1979年的初秋，整整一年间，他都泡在期刊室和图书馆。在积满灰尘的旧刊室，翻阅着发黄变脆的旧籍过刊，沉浸于历史的气息，他触摸到了被尘封的作家灵魂，进而与他们开始了对话。

也是在这一年，董健让丁帆“去古旧书店，把1949年至1977年的《人民文学》和1958年至1977年的《文学评论》（创刊时叫《文学研究》）买回来，供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使用”[11]。四十七年后，丁帆在《淘书乐》一文中回忆起来，笔端仍流露出难掩的兴奋，“那一天是我毕生淘书最辛苦也最幸福的一天”[12]。文中这段怀揣着“巨款”骑三轮车去城南购书的情形，特别生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刚刚经过劫难复苏的南京如大病初愈，一个青春烂漫、充满干劲儿的小伙子骑着三轮车，风也似的在1978年的稍显陈旧破落的街道上驰过。风吹起小伙子浓密的头发，掀动着他汗津津的衣衫。如果当时有摄影师，偶然捕捉到那个场景留下一张旧照片的话，这实在是百废待兴时代的特别有意味的风景。从位于市中心鼓楼附近的南京大学，到城南的杨公井，再到城外东南方向的石门坎，一来一回的骑车距离，笔者是有些体会的。因为，在1978年过去二十余年后，也有一个年岁相仿的男生，曾骑着自行车从随园一路到仓巷，到杨公井，也到过石门坎。这个男生去仓巷、杨公井等是为了淘书，而去石门坎则是为寻找兼职讲课挣些购书费的机会，当时石门坎附近有所职业技术学院。

后来，一键即得的网络时代到来了，丁帆开始了网淘旧书的日常。他说：“我与其他在网上淘书者不同的地方是，我往往选择那些品相差的书籍，越差越好，就是原生读者在书上写了批语的那种，良心店家会把批注痕迹发出来。我倒不是为了省钱，而是认为这样的历史印痕，才能让我看到前辈读者内心世界的思想裸露，这样的旧书才是最有价值的。”[13]这正是书籍作为文化、历史流转变迁的见证之一种。同时，在这些所谓的“副文本”中，书籍不仅仅成为见证者，也是个讲述者，它讲述了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一个个的人的故事和心曲。后来者在寻绎、把玩、深味中油然而生出的感慨，正是历史的声声回响。素未谋面的作者与读者跨越时空，因书而情感、灵魂相遇和相契了。

事实上，论及丁帆的读书，他那丰富的书评、序跋，特别是数量庞大的文学评论，都可以说是最集中的呈现，但在此笔者并不想专论这些集子，不仅是因为笔者此前的访谈[14]和《在场的关切与超越的追求：丁帆先生侧记》一文已有相关论述[15]，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丁帆几乎所有的散文随笔中，无不蕴含着书籍的叠影，无不体现一位书生的意气、眼光和情怀。统而观之，丁帆散文所呈现的阅读谱系大致有三重：一是中国本土文脉，包括“五四”启蒙精神、江南士风传统、乡土人文底色等等。二是西方批判传统，从马克思、康德以至韦伯、伯林等思想家的资源。三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及别林斯基等文艺理论家的滋养。然而，这种阅读并非文献堆砌，而是以问题意识激活经典，以生命体悟融化文本，将阅读资源转化为批判的武器。读书如观云，既沉浸其中，又跳出其外，最终升华为一种生命哲学。

是的，丁帆的散文写作始终在学以致思、文以养气的境界与过程中开掘前行。可以说，他的散文本身就是一部 “活的阅读史”：从负手冷摊到网上淘书，从文学阅读到理论精研，从文本细读到思想反刍，读书既是他的汲取路径，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构成其全部散文的知识骨架。他的散文中随处可见的经典文本的解读、阅读经历的追忆、读书意义的阐释，一起贯通融汇为其散文写作多彩的知识和思想光谱。读书，是他散文写作的肌理、底色与源头活水。

二

如果说 “读书” 是丁帆散文的资源根基，那么 “观世” 就是丁帆散文的现实维度。丁帆以阅读积淀的思想为标尺，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为利刃，观照和剖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文化转型、现实百态与人性斑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丁帆的散文不啻为时代的滤镜、文化的忧思录。

丁帆散文之观世，是以现代性反思与文化批判为视角的。在《消逝的风景》中，他说：“我见证了南京从一个‘半城半乡’走向大都市的历史过程。这就是我与伍尔夫的不同之处，我写的不仅是‘风景’，更是‘风景史’。”[16]他在《消逝的风景》里的种种追问、反思，并非简单怀旧，而是以人文理性为支撑，对现代性悖论的洞察与穿透。

丁帆散文之观世，是阅读视野与人生体验、现实观察的融合。他不脱离阅读空谈现实，更不独守书斋回避现世。1964年，还是一个十二岁孩子的丁帆，当他看到父亲的《向无产阶级投降书》那一刻内心激起的波澜何其惊心动魄。多年后，他回忆道：“读了这份材料后，我才开始真的懂事了，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家庭和我本人未来的命运。”[17]“革命时代的到来，让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18]然而，这种自由很短暂，接下来就是无尽的煎熬。在这煎熬中，生命自觉的种子开始孕育，生命自觉的幼芽开始屈折而倔强地从黑暗土层中突破、挣脱、蓬勃。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论及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学者，“他们成长中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种超越环境的飞跃，都是需要从周边超拔出来，需要极大毅力的。生命在不自觉的左冲右突中，早早地开启了自觉之门。我相信，这个过程的惊心动魄是一次次生命的蜕变，是内在自觉的过程”[19]。

1968年，在江苏宝应，电影《柳堡的故事》背景所在的水乡，十六岁的丁帆，当他和同龄的青年人一同怀着憧憬，怀着要“在农村干他一百年”（《朝阳沟》中的名句）的豪气到了苏北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段苦难的历程，让我在这个人生的社会大学里，经受了炼狱般的考验，方知在这样的革命大熔炉里，正如鲁迅所言，那里并没有面包和奶油，更多的是污秽和血”[20]。

卡尔维诺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明确的迫切感，“就是要表现他的时代”[21]。丁帆的散文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的人文关怀，这既源于他对鲁迅等“五四”作家的深度理解，更与他在乡下泥淖里的锤炼和挣扎的亲身体会有关。在《风雨江南贡院》中，他观江南贡院，而更关心的则是中小学生们在应试制度下的压抑。他忍不住呼吁：“但愿每一位进贡院游览的人，千万不要把模拟科举考试当作游戏，想一想下一代‘应试’教育下的孩子吧！”由此，思及陈独秀参加末代科举之后做出的“歧途”选择，他进一步追问“我们又得重新回到‘原点’吗？！”[22]

在《走过“四叠纪”的风景》一文中，丁帆于南京仙林这方空间，看到了时间的流逝，看到了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等四层人类文明史印痕的重叠。[23]身在岭南的笔者，读到他的这篇文章，尤其感慨。南京的仙林，在笔者亦是特别熟悉的地方。这篇《走过“四叠纪”的风景》，作者写于2022年10月20日，当时笔者也正住在仙林。笔者带娃儿在羊山湖公园草坪上踢球，在疫情封控最严格的时候，曾带着孩子到“人迹罕至“的空荡荡的九乡河公园里放风筝、捉鱼、挖野菜，也曾一个人在河畔看着远逝的流水发呆。当笔者在苦中作乐享受这难得的尺方平静时，丁帆却正在伏案奋笔疾书，他以铁画般的线条勾勒立体的历史变迁风景，笔触正穿过时空，从“此在”穿透层层文化“沉积”看到了“曾在”，并预测和质询着未来。

这种对现世风景的敏锐观察和犀利穿透，其实源于他强烈而自觉的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包含多个层面。一是历史感，即对历史（当然也包括现实和未来，现实和未来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敏感，而非平面化的、迟钝的、漠不关心的。二是对历史的觉悟，即对过往历史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对历史本相进行严谨独立的探究，并得出经得起时间拷问的结论，这是学者的职责与本分。三是对知识分子自己置身于历史的意识，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对自己安身立命选择的自觉与坚持。这个问题甚为关键。作为深耕文学研究的学者，丁帆对文坛与文化生态的批判尤为直接和犀利。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曾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堕落有过激烈的批判。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问题。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人们穿越历史的暗陬，能否看到那一抹精神的微曦与犹存的风骨？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还是否可能？这一直是他关切的出发点，亦是他散文写作的一贯的质询，在这个持续的质询中，召唤着知识者能挺立出“上下与天地同流”[24]的独立人格。

三

阅读锻造人格。以人格标尺为参照，丁帆笔下的传统士子、现代作家、学界师友，还有市井人物，合而观之，近于一部国人的精神列传。《江南悲歌》《先生素描》等散文集，呈现出丁帆以读知人、以文画魂的洞察与体恤。他勾勒古代士子，以史料与文本为依据，不溢美、不隐恶；他素描学界前辈，皆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真心所感的片段，不求全，但求真。

丁帆散文之记人，善捕细节。这种写法颇得传统“世说”体与现代“印象记”等的遗风和神韵。他笔下人物那抽烟的苦闷、饮酒的豪情、爽朗的笑声、沉醉于自我世界里的讲课……种种细节，可谓生动鲜活。比如，丁帆回忆古代文学课上李廷先先生的“忘我”与陶醉：“直到今天，我们还记得他在讲授《曹刿论战》《官渡之战》《刺客列传》《过秦论》时的神态表情。‘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糜，故逐之。’此时必有口头禅出：‘了不起啊！了不起。’他两眼向上一翻，停顿在天花板上，似乎进入了那个古战场，陶醉于自我的审美情境之中，不能自已。夹杂着河南口音的普通话从他那带着唾沫星的口中吐出，竟也带有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的节奏感。”[25]

这种写法，在《先生素描》集之外的其他散文中也俯拾即是。例如，关于国人饮酒的行状，丁帆有一段特别传神的细节捕捉：“南人饮酒慢，多有能够用小酒杯啜酒时发出吱溜声响的绝技，而北人却罕见有此绝技者，多为一口闷下去，至多是喉咙里发出的咕咚一声。这‘吱溜’与‘咕咚’之声的区别，就活脱脱地体现了南北人的饮酒风格所在。” [26]

细节形象捕捉和勾勒的背后，所深蕴的则还是人的性情、精神和灵魂。少年丁帆看到父亲“在烟雾缭绕中书写到黎明”的背影，还有那一份又一份的 “自我检查书”，在他“12岁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27]后来，在《父亲最后的眼泪》中，丁帆又有更详细的回顾：“有几天夜里，他伏案写作，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满屋的烟气从东屋穿过厕所厨房，传到了西屋，让我感到蹊跷。次日，趁他上班之际，我偷偷去东屋，轻车熟路地从他枕下藏闲书之处，找到了一叠材料。封面上那一行醒目的大字《向无产阶级投降书》，顿时让我五雷轰顶。”[28]捕捉和聚焦人物与生活的细节，正是对生命的波涛汹涌和惊心动魄的入微体察，因为恰恰是细节里面，更凝聚着丰富的悲欣的复调。

所以，丁帆散文之记人，更擅写内心和精神。1969年，中央发布了“一号命令”。丁帆的父亲从省五七干校与 “带薪下放干部”一起，也被转移到了丁帆插队的水乡。这个时代在无意间造就了一段奇遇，长夜漫漫中，父与子两个男人如休戚与共的朋友一样，进行着生命的对话：“在寒气逼人的冬季，凛冽的寒风从泥坯的墙缝里钻进来，却挡不住我们彻夜长谈的热情，终于，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的谚语，在真实场景中再现于我们共患难的日子里了。”[29]记得第一次读到这里时，笔者不禁想起了自己那曾经满怀文学理想还颇有些反骨的父亲。当然我们并没有这样彻夜长谈的机缘，而笔者只能在父亲去世后留下来的字纸中，逐渐拼凑和揣测他多舛的命运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与丁帆“不知东方之既白”地长谈的，除了他的父亲丁震先生，还有叶子铭先生。叶子铭先生看起来总是谨小慎微、恂恂如也，但在追随多年中，丁帆体察到叶先生恂恂如也的背后更为深刻的精神和性情内面，其实“是时代改变他的性格，同时也是时运改变他的生活轨迹”。[30]丁帆也特别写到叶子铭先生无休止地写自我检查书的情形。其间所经历的精神煎熬和苦难，只有当事人才有最深刻的体会。本是书生和学者的叶子铭先生无法超脱，不得不疲于应付焦头烂额的各种冗务，丁帆在文中深情地说，叶子铭先生“犹如戴着枷锁和镣铐跳舞，身心疲惫，这似乎就是宿命，所以这种性格将他自己累出了一身病。更为严重的是，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给他的心头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心理病灶，当年大家曾经集体‘指责’过他在运动中的迂腐，竟然会毕恭毕敬、通宵达旦地写自我检查书”[31]。我相信，作者写到这里时，他脑海中一定不断闪回着父亲丁震先生深夜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写检讨书的情景，当然，或许同时还会浮现叠加着其他很多有类似经历的读书人的身影。

笔者前段时间曾写成《“别梦依稀”：学者的精神“留白”》（未刊稿）一文，谈及自己对叶子铭先生的一点窥测和理解。拙稿中有这样一段，不妨照录：“治学与读书的召唤，始终牵引着他，穿过纷乱的时空，……引着他来到了八十年代。虽然他到底也没能真正实现完全彻底地投入单纯的学术著述的理想中，实在是时也势也。但是，与纯粹的学术研究和著述相比，作为学术的引领者与学科建设的规划者，他所承受的压力、委屈与无奈，实则更为隐秘、复杂，也更为深刻。在各种平衡与辗转中，他始终尽力地持守着学术良知与学者本色，这尤为艰难，亦尤为惊心动魄。在他身上，我们仿佛看见了二十世纪以来一代学人在政治与学术、社会与文学、现实关切与超越追求之间所面临的那样一种困境、无奈乃至悲剧，以及其中蕴藏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此稿中还有这样的话：

前辈的精神“留白”处，更具历史的肌理，更需体察、深味和开拓。

前辈的精神“留白”处，沉默的历史振聋发聩……

类似对叶子铭先生直抵精神肌理处的这种体察、深味和理解，在丁帆其他记人散文中时时可见。从晚年陈瘦竹先生吃红烧肉的情形，丁帆看到的是这位步入晚景的老人所历经的种种磨难和沧桑[32]，让人心酸，令人不平。从程千帆先生，他联想到“一个学科的兴盛，不仅需要带头人的学术功力，同时也需要他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周围的学人，这样才能让其学术氛围得以充分优化”[33]。写陈白尘先生，不仅写他的爱才惜才，更有其文字背后的悲悯长啸。[34]在《学界文评“双星”》中，丁帆还曾深情记述范伯群先生的临终情形[35]：学术拓荒的艰难，学术未了的遗憾，都在临终前的无声无言中斑驳透射而出。对任何一位执着的学者而言，学术规划未能真正完成的遗憾，都是在所难免的，都是宿命，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学人何以立身、何以传道才是丁帆散文记人所关切的重点。

概而言之，丁帆记人散文以人性认知、人格标尺与价值信仰为坐标系，观察、书写和反思各类历史人物及所交游的师友，从而勾勒出穿透古代士子与当代学人的生存图景与精神谱系。丁帆记人散文的主要对象是读书人，而落点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诊断。这一书写源于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坚守，贯穿着精神传承与反思批判的双重维度。对于坚守独立人格、秉持批判精神者，他毫不吝啬自己的礼赞；而对于在物质时代犹疑沉沦者，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所做的实际依然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守望与召唤。

所以，我们看到，自1996年7月丁帆开始了他的第一篇对明清江南士子旧影的历史回望，秦淮风月、江南士子悲歌、金陵古意寻踪等系列文化散文，汩汩滔滔，直至1998年他写下了那篇《豁蒙楼上话豁蒙》[36]。这篇随笔所论从张之洞、杨锐，到储安平，再到郭沫若。那些历史人物，或坚守或犹疑，或明朗或隐晦，或固执或低眉，都已经化为前尘往事，然而历史却无法如烟似尘、随风飘散。

这悲歌长啸中，历史定格，风物凝神，而人则于此沉思。

四

丁帆散文之记前辈师长，多写到他们的死。在国人的文化习惯里，尤其会避免谈论某些话题，也就是所谓的忌讳。而种种所谓忌讳里面，尤以死亡话题最为国人所介意。然而，丁帆是不讳言死亡话题的，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散文写作中亦然。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说，深入国人内心，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死亡是人生命的必然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何尝不又是一个起点呢？放置于人类文化大生命之流中观之，更是如此。因为，一个士子和知识分子，其精神性的影响，往往会随着这个标志性的终点的到来而得以爆发和延续。这个终点的到来，激活的是后人对精神与价值的重新审视。同时，从另一重意义上说，死亡固然是人一生的终点，但这个无法避免的死的终点到来之际，正凸显生之过程的重要和意义。死亡最能触痛和点燃后来者，是故，思想者的文化生命的开启，多始于肉体的死亡。

在丁帆的笔下，特别让人动容的，是那死与生的宿命般的接力和对照。在《父亲最后的眼泪》中，他有这样的记述：

看着抱出来的女儿，我无语凝视了半天，心中既欣慰又遗憾，如果能把女儿抱到父亲的床前，让他看一眼多好啊！后来与妻子同病房的产妇们都在议论，你丈夫的脸色不好看，是不是重男轻女啊，他们哪里懂得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殊不知，我急着奔向肿瘤医院，趁父亲还有意识的时刻报信给他，因为父亲说过，我们家三代都是男丁，女儿好啊。当我趴在父亲的耳边，告诉他这一消息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出连贯的词语了，只吐出一个好字，两行眼泪便流在面颊上。

三天以后，他与我们永别了，那是1983年3月21日夜间10时许。[37]

伴随着一个新生命的呱呱坠地，另一颗星星从天空中无声地划过、滑落。大恸与大喜，死亡与新生，生命的接续与接力，这无尽复杂况味所酿成的人生的酒，既作为儿子又作为父亲的丁帆一饮而尽……然后，生命的大纛，矗立风中，飘扬猎猎。

说到酒，其实丁帆的散文一大特点是常谈及酒。这是他散文的特点，也是趣处。有时候说酒即人，不无道理。他的散文，记人叙事也好，怀旧议论也罢，常常会提到善饮与否的话题。丁帆年轻时是善饮和豪饮的。他在文章中也多次谈到，知青岁月中曾有十分钟内饮干一斤乙种白酒的壮举，更有连干三壶震惊四座的豪气[38]。年岁逐增，酒和岁月一样，细品慢酌才更有滋味，更见绵长。客居金陵的那些日子里，笔者也常侍坐左右，学生们这个时候是不愿意他多饮的，微醺即好。但是，他每端起杯子，从来与那些浅浅地舔一舔酒杯者完全不同：席间凡有单独来碰杯者，丁老师必斟一盅，一饮而尽。其实这不仅是豪气，更是人与人的尊重和信任。在这个意义上说，酒品即人品，信然！

“谁作漉酒图，清风起毫端。”（庞铸《漉酒图》）酒，其实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侠义、豪气、性情、人性等等，这些都是能从杯中透出来的。丁帆曾用不少篇幅回忆起插队结束即将告别农村时的那次饯行。在那特殊的日子里，明月之下，举杯畅饮中，平日里被包裹、被隐藏的部分，卸下伪饰，得以呈露：“酒至酣畅淋漓，你就容易触摸到人性最柔软的那个部位，认识到一个人的本性，那个不苟言笑的胖主任平时十分威严，在酒桌上却让我们看到了他那褪去人格面具时童趣的另一面。记得那是一个有明月的晚上，陪伴我的不仅仅是月光，更是照耀在酒盅里的人性的光辉，你说我能不醉吗？”[39]这样的酒，已经不是酒本身，而是信任、坦诚、善良等人性最美好部分的表达载体。这时候，酒所映出的，是人最真实的内面。

长期生活在南方，关于中原地区的端酒习惯，笔者所听到的评价都是出奇一致地视之为“陋习”的。这种对端酒礼仪的诟病，笔者当然是不大以为然的，开始偶尔会分辩几句，后来也都一笑了之了。对此，丁帆散文里的解说，在笔者心里尤有戚戚焉。他说：“考察河南一带的酒风，那种只给客人端酒的酒仪，就是沿袭了古代舍己为客的酒风，农耕文明时代粮食产量有限，用它来酿酒应该是一种奢侈的举措，因此，酒乃是十分金贵的尤物……所以，用它来款待最尊贵的宾客，乃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礼仪。”[40]这种完全不抱地域偏见的看法，实在是体己、通透的，这并不仅仅是基于对历史文化来龙去脉的体察，更是对人情物理的通达。他说：“醉倒对方，并非是以陷害为目的，而是想要渡你去那精神的彼岸，从而进入一个无忧无虑的极乐世界。这种独特的劝酒方式可能只存在于东方文化圈内。臧否与否？恐怕只有达到一定哲学境界的酒徒，才能心知肚明。虽然这种劝酒方式已然成为东亚酒徒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本能表现而流布于俗世，但能体味个中滋味者却是寥若晨星。”“当饮酒一旦从一种纯粹的物质需求中上升到一种精神的境界，这就是酒徒们的解放之时。”[41]持这种理解，更说明作者内心当中以最大善意揣度和理解人的柔软的底色。

五

“鸡鸣寺的钟声时时在敲打着钟山足下的士子人格。”[42]——《豁蒙楼上话豁蒙》的这句话——亦如钟声回荡。

看惯了很多人如手电筒般只照别人而从不照向自己，我们才明白，抉心自食——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才是最残酷的也是最深切的自我启蒙。

精神自反与自我审视是丁帆散文最具温度与深度的一面，也是其阅读史、精神史的内在归宿。在大量阅读（读书、观世、察人）的基础上，丁帆以启蒙为烛照，深入自我精神世界，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精神溯源与灵魂拷问。丁帆在一次次地重回“五四”起跑线过程中，将“五四”启蒙精神作为他散文创作与治学的宗旨。正如丁帆反复强调的，“知识分子自身必须首先完成‘自我启蒙’，才能担当起启蒙之大业”[43]。 他在散文中不断叩问自我的精神立场、批判勇气与人文底线，这使其散文具备了强烈的精神自反。

“审己”是阅读与人生的互证。所以，他散文中的审己，并非简单的人生追忆和自传，而是以大阅读获得的理性精神、批判思维与人文信仰，剖析自我的成长轨迹、学术追求、精神困境与价值坚守，在自我反思中完成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与人格淬炼。丁帆散文的审己，是学术与人生的双重反思。在学术著作中，他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坦言治学中的遗憾与不足，保持自我批判的勇气；在散文写作中，他反思自己的精神担当，在物质时代的诱惑与困境中拷问“己与群”的命题。

丁帆散文的审己，核心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与精神救赎。审己的过程，就是自我的试炼。十四年前的某段日子里，他曾撰写 “寻觅知识分子的良知”的系列随笔，沉浸在思考和激情的灼烧中持续奋笔，连续熬夜，在身体的痛苦中反思知识分子的精神。包括《读书》2012年第9、10、11、12期连载的《解读〈苏联的心灵〉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比较》，及在《随笔》《钟山》等发表的《歌者因何而歌：赫尔岑的自由观》《民粹主义乌托邦的幻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理想与文学批评》系列等，都是他思考和情感的熔铸。那时，丁帆正沉湎于以赛亚•伯林的理论研究，伯林对苏联知识分子的摹写和灵魂的解剖，让他从这面镜子里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界文化界的种种行状。这组长文，不啻给知识人的当头棒喝。这种自我启蒙，使其散文的审己超越了个体层面，上升到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自反。

丁帆散文的 “审己”，是阅读烛照下的灵魂对话。笔者在《在场的关切与超越的追求：丁帆先生侧记》中曾有这样的论述：

是的，对“启蒙主义”的清醒认识和深刻质疑，让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士子”群体。丁帆对启蒙、批判精神的强调，与那种满足于将“手电筒”只照向对象不同，他将这束强光直接射向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44]

这实在是他一直的坚守。从1980年代起，丁帆开始提出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命题。他呼吁：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二次启蒙”，不仅要承担起启蒙民众的责任，而且还要进行“自我启蒙”。“五四”的溃败，就是因为知识分子尚未完成“自我启蒙”。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承担的就是自我批判、自我解剖和自我忏悔。只有完成了“自我启蒙”,他们才有资格去担当为民众启蒙的社会角色。

他的《夕阳帆影》《枕石观云》已然渗透着无尽的关怀，《江南悲歌》更体现出冷峻的反思和痛彻的追问。后者不仅仅是近世以来江南文人的文化心灵解剖史，亦是对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的映照和警醒。

丁帆不惮于扯开知识者的遮掩和伪装，大胆揭出“批评家和评论家本人的内心——那个藏匿在灵魂深处的恐惧”。他说，“我们在历次的文化运动的拷问中，丧失了一个批评者应有的独立价值判断的立场，不是没有思想，而是不敢思想，或是闻风而动的思想，处在一个失魂落魄的境遇中，所以，我们不敢正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原理，放弃了怀疑的批判精神”。 [45]所以，“每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外部压力面前都要保持自己内心良知的那个人性底线”，“做别林斯基那样的批评家，做马克思那样的永远的批判者”。[46]

丁帆把刀锋指向了包括自身在内的知识分子。这种抉心、自剖，不仅需要理论，更需要的是胆识，需要忍受创痛酷烈的试炼，考验的是坚守启蒙和批判的彻底性。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一个批评家最难做到却又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所以，在他新近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中国阐释的演变（上）》里，开头最醒目处又一次立着别尔嘉耶夫的《路标》：

在这一历史时刻，知识阶层需要的不是自我吹嘘，而是自我批判。只有通过自省和自我批判，我们才有新的意识。[47]

这构成了丁帆散文的最基本的思想骨骼与价值底色。可以说，知识分子使命感是丁帆写作的精神所向，他的散文不啻于知识分子精神的守望录。

六

在《消失的风景》的引子中，丁帆说：“把我童年、青少年、中年和老年目击到的南京各地风景，尽力用‘电影眼睛’中性客观的笔触呈现出来，再将当下我所看到的此地风景勾连起来，形成‘叠印’效果，如此对比，或者更能读出历史的沧桑与况味来。”“我写的不仅是‘风景’，更是‘风景史’。”[48]他对“叠印”之法的提炼概括和自觉经营，赋予了“叠印”以散文文体意义上的生命。

有了“叠印”这种文体经营的自觉意识，一帧帧已然消失的历史切片，幻成一幕幕活的风景，鲜亮而生动。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大跃进”中的光华门，到抗战时期硝烟弥漫中的光华门，再到朱元璋登基后始建的正阳门，进而溯至宋代南京这一角的市井繁华，这层层历史烟尘所掩盖的叠片，丁帆把它们一一捡拾起来，拭去尘埃，时光的隧道被豁然打开，一帧帧排列、回放中，光华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是成为穿透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长镜头。历史的风景，不仅在这里沉思，更在这里重新获得生命，而对未来的预判也由此生发。所以，他说：“我们在记忆的历史年轮风景画中，不单单要攫取诗意审美的田园之梦，更重要的是在其中看到历史的经验教训，深思未来世界的风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审视。”[49]

1998年的除夕，他来到鸡鸣寺，寻访豁蒙楼[50]。整整25年后的除夕，他再次来到此处，寻踪豁蒙楼[51]，重登台城。望着滚滚红尘、汹涌人潮，“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台城》）的诗句浮现脑海中时，他的慨叹倒不全是伤感，更多的或许应是悲凉。他在游人熙攘的台城上立着，却又如此孤独。历史虽已然远去，所幸还有文字，一百多年来数代读书人寻找豁蒙的孤独身影和凝望（玄武）湖（紫金）山的长啸喟叹，已“叠印”为永恒的人文风景。这一帧帧风景的“叠印”，这又何尝不是无数知识者的人生“叠印”与精神“叠印”。

一切风景，不管多么五色斑斓，其内在一定是以观风景的人的精神为底色的。或激越或沉郁的精神史，奔流如江水汤汤。

每一帧风景的叠片，何尝不似每一个观风景的人的精神驿站？而对于读者的我们，丁帆散文所掀起和打开的，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个精神驿站的回望。人的生命和精神就是在这一个个驿站中驻足停留，然后继续朝前，不止不休。

六朝烟水，金陵城墙，钟山神道，豁蒙旧影……“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52]，那江山、风雨，那人物、故实，皆是风景，如叠嶂层峦。

于是，笔者不能不又想起南京的岁月来，“当然，更有那一饮而尽，或清风明月，或满地霜雪……”[5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作家阅读史编纂与研究”（项目编号：25＆ZD07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丁帆：《秦淮书肆》，《江南悲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00页。

[2]参见丁帆：《买书小史》，《天下美食》，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3][4][8][17][18][20][28][29][37]丁帆：《父亲最后的眼泪》，《美文》2024年第4期。

[5]参见丁帆：《买书小史》，《天下美食》，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页。

[6]丁帆：《插队故事·在船上》，《夕阳帆影》，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7]丁帆：《“我的大学”和我的 “启蒙老师”》，《夕阳帆影》，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9]参见丁帆：《父与子的对话》，《夕阳帆影》，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10][11][12][13]丁帆：《淘书乐》，《文艺报》2025年11月5日。

[14]丁帆、赵普光：《文学史也是人的精神史》，《大家》2018年第2期。

[15][44][53]赵普光：《在场的关切与超越的追求——丁帆先生侧记》，《传记文学》2023年第1期。

[16][48]丁帆：《引子》，《消失的风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2页、2页。

[19]赵普光：《生命自觉与文学研究》，《海峡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

[21][意]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2]丁帆：《风雨江南贡院》，《江南悲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08页。

[23]参见丁帆：《走过“四叠纪”的风景》，《消失的风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

[24]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5页。

[25]丁帆：《扬州师院的先生们》，《先生素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26]丁帆：《文酒乎，武酒哉》，《天下美食》，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55—56页。

[27]丁帆：《出身》，《夕阳帆影》，知识出版社2001版，第38页。

[30][31]丁帆：《现代文学的“三驾马车”》，《先生素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32—33页。

[32]丁帆的《中文系“三陈（程）”·陈瘦竹》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让人唏嘘不已：“那是八十年代末的6月初”，“那时会议餐十分简陋，就在南大招待所旁边的教工食堂大厅里拼了桌子，十几个人围着桌子吃将起来，菜肴无非就是食堂打来的大锅菜，皆是那粗盆大碗盛装”，“某青年教师看到端上来的一盆红烧肉，就说：陈先生最爱吃这个菜，便连搛好几块在他碗里，孰料有一块大肥肉滑掉在饭桌上了，大家都说算了，陈先生则不以为然，直接就用手摸摸索索地去寻觅那块肥肉，捕捉到后，便一口塞进嘴里……这个镜头便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终生不能忘却。在那个已非定量供应猪肉的岁月里，一个大学者同样难以满足一顿红烧肉的口舌之欲，真的令人心酸”。（参见丁帆：《先生素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6页。）

[33]丁帆：《中文系“三陈（程）”·程千帆》，《先生素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9页。

[34]参见丁帆：《中文系“三陈（程）”·陈白尘》，《先生素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7页。

[35]参见丁帆：《学界文评“双星”》，《先生素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3—56页。

[36][50]参见丁帆：《豁蒙楼上话豁蒙》，《江南悲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41—247页、241—247页。

[38][39]丁帆：《万里江山酒一杯》，《天下美食》，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5页。

[40]丁帆：《文酒乎，武酒哉》，《天下美食》，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53—54页。

[41]丁帆：《东亚酒徒》，《天下美食》，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42]丁帆：《豁蒙楼上话豁蒙》，《江南悲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47页。

[43]丁帆：《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面对历史和未来》，《审美与思辨的舞蹈：丁帆序跋集》（上册），团结出版社2024年版，第64页。

[45]丁帆：《在文学的边缘处思想》，《文艺争鸣》2018 年第11期。

[46]舒晋瑜 ：《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访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

[47]转引自丁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中国阐释 的演变（上）》，《文艺争鸣》2022年第7期。

[49]丁帆：《从黄瓜园到光华门》，《消失的风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22页。

[51]参见丁帆：《再寻豁蒙楼》，《消失的风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174—182页。

[52]句出陆游诗《南定楼遇急雨》。梁启超曾书此句为豁蒙楼联语，今已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