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人工智能与人文困境
一、人工制造与人文焦虑
三十多年前曾经参与过一个被称为“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的讨论，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讨论的主旨既有针对来势汹汹的商品化大潮的质疑，也有针对全球化思维对人文或文艺中个体精神伤害的担忧。这些“质疑”和“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现实基础的。回想起来，我愿意将它视为“道术将裂”古老“危言”的当代回响。凡是以“完满性”为参照，去审视现实分裂状况的人，都难以摆脱“文明忧患谱系”的纠缠。这是我们的宿命。三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文学和人文精神依然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但它内含的危机和困境也依然存在，只不过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商品化”的冲击，现在是“智能化”的蛊惑。
探根究底，所谓的“商品化”，就是试图将能卖的和不能卖的都卖掉，这不合理！但资本家认为它合理。所谓的“智能化”，就是试图用人工制造品替代精神创造物，这不可能！但制造商认为它可能。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让我们先给出基本结论。关于“商品化”，结论很清楚，商品市场的确能盘活资源，但有些东西就是不能卖，比如尊严和灵魂，即使忍不住想卖，也不敢公开化，还得找些文化借口。关于“智能化”，结论也很清楚，人工智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物件，被造物不可能超越造物者，就好比人无法拽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的双脚离开地球。只有制造商在说他们制造的东西能超越他们自身，这无疑是一种徒劳的僭越。对于能卖和不能卖这件事，大家在观念上达成一致意见并不难，难的是个人实践中的即兴选择。对于可能和不可能这件事，目前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主要原因是高科技的神秘性，也就是那些将被开发的超微观世界和超宏观世界的神秘性。
超微观世界和超宏观世界，都是感官经验无法把握的。比如农耕文明时代对水质“眼不见为净”的经验判断，在微生物或化学污染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就丧失了其判断的权威性。高科技借助于工具的帮助，试图超越感官经验的局限，把我们带进超微观世界和超宏观世界。但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功能，已经开始失灵。高科技似乎令我们更加理性和智慧，其实也让我们更加困惑和糊涂。诚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言：“令人目盲的光亮就是黑暗”。此说与老聃“五色令人目盲”之说遥相呼应。
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尽管我们给出判断越来越困难，但有些基本事实还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稻谷和小麦是不能人工合成的，只能靠耕种劳作而获得，“不劳者不得食”依然是劳动者社会的基本法则；永动机是不可能造出来的，能量守恒定律和熵增原理不容违背；语言通天塔也是建不起来的，逻辑符号的普遍统一性，无法替代母语的血缘性和族语的多样性；生命不朽和永生更是不可能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嗟叹至今犹在耳边。如若不然，人类词话语体系中的勤劳、吃苦、奉献、承担、牺牲、忠诚、希望等词汇，其基本语义都将失效，也就是说文明将因此而崩溃。这是造物者为“人”这个物种设定的边界，也是人性的宿命和人文的焦虑。
二、社会理想与审美理想
面对人类的处境，我特别欣赏那些试图超越人类局限和边界的自由心灵，那些流芳千古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们在对现实给出个人应对方案的同时，还能不囿方寸局限，心驰六合之外。比如，庄子处世间而倡逍遥（游心），屈原居浊世而叩苍穹（问天），陶潜离樊笼而归田园（返璞），李白脱羁途而任疏狂（醉忘）。他们心中不但有现实的社会理想，更有超越的审美理想，因而成为我们的精神标杆。
社会理想是审美理想的落地化或身体化；审美理想是社会理想的心灵化或精神化。前者依靠社会协作和劳动实践实现，后者依靠心灵想象和灵魂飞越实现。二者既有交叉重叠部分，也有各自为政部分。有些社会理想因其过于功用化和制度化而离审美理想较远，如“大同小康”理想。有些审美理想因其接近现实而有社会理想色彩，如“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田园乌托邦构想。审美理想有些部分可以变成社会理想，有些部分无法变为社会理想，因此审美理想范畴要大于社会理想。
花了这么多的篇幅讨论“审美理想”，是想强调，艺术想象和精神创造，只有那些具有灵魂的人类才能做到，机器无法做到。“艺术理想”寻求最合适的表现形式，社会理想关心“世界能够怎样”，审美理想关心“世界理应怎样”。这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伟大作家的两个基本条件：不但能知道“世界实际怎样”，还能知道“世界应该怎样”。比较而言，后者要求更高，它不限于肉身实践，更指向心灵超越。世界到底应该怎样呢？这是属灵的人类的高级问题。孔孟老庄、释迦牟尼、苏格拉底等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各有一套说法。老子认为，“道”无法言说，五千言就打住。庄子偏要说，变着花样说，打比方（寓言）、引经典（重言）、用想象（卮言）。而且还要一边言说，一边忘却；一边破执扫相，一边依然奔那个“理应如此”的“道”的世界而去。皇皇六万言的《庄子》，成就了将思想性和艺术性融为一体的典范文学文本。
在人工智能强势来袭的今天，文学真正的创造性显得越发重要。我们甚至要感谢人工智能，是它迫使我们重新关注文学的精神创造特质。最近两年，我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的两个终极目标：一是体现“母语的尊严”，也就是让我们的母语运用能力达到艺术高度；二是体现“人脑的尊严”，也就是让人脑无可替代的精神创造力得到唤醒和激活。关于前面一点，我们还能通过反观“唐诗宋词”时代而遥想其概貌；而后面一点，则是一项需要认真对待的全新事业。物质文明是基础，精神文明是高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三、数码语言与自然语言
高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确在解放生产力，但也对精神生活等领域带来了巨大困扰。我最早注意到的是“教的危机”。2010年前后，学生每个人面前都摆着笔记本，随时可以搜索他们需要的知识，“传授知识”的旧教育方法已然崩溃。今天，有的高校已经开始检查学生的“抬头率”，是针对课堂上学生低头上网，老师低头念稿的尴尬状况。教育不但需要传授知识的新分类和新综合方法，还需要关注知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这迫使我们重新反思古典“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理念的合理性。最近两年，又出现了新问题，“学的危机”：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学习什么？那些不久前还自以为很时髦的学科，如今被大量裁减撤销，弄得人心惶惶，不知所从。很多人甚至打算转而向“人工智能”学习，而“人工智能”正在努力向人类学习！
毫无疑问，作为工具的“AI”，已经包含着某些“异化”力量。马克思在谈到“异化劳动”的时候指出，对异化的扬弃，是通过人类“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而实现的。这里面包含着对人之主体性的肯定和坚定的人文主义信念。
人工智能的强大诱惑力及其迷惑性，来自人工数码语言对人类自然语言的超强记忆能力和模仿能力。人工数码语言，是一种指向模拟和仿真的符号语言系统。它的繁衍性，建基于已有的数据群和语料库，建基于概率统计和逻辑筛选。它不可能产生“无中生有”的原创性。而人类的自然语言，是人类经验和情感的符号载体，它一头连接着有形的声符和字符，一头连接着无形的心脑和灵魂。它的原创性，来自泥土和自然的生长性，来自生命的血缘记忆和种族经验。这就是我在上文提及的母语和族语，它与生命活力密切相关，也与创造性密切相关。这是自然语言的人文性。
人文主义信念，是重新唤醒原创性和激活想象力的重要动力。利用母语和族语（自然语言）进行原创性思维和创作，其意义就不局限于狭义的文学，而是“母语尊严”和“人脑尊严”的重要表现形式。著名人文主义者、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精神领袖赫尔德，在谈到语言起源的自然属性时说：“存在一种感觉的语言，它是自然规律的直接结果……自然中潜藏着多少种感觉，也就有多少种语音表达。”又说语言是“源于人类自由的器官所发出的野性。”还说从诗歌中“能看出语言的感性生命力……诗歌是一切生物的自然语言。”
赫尔德无疑是在强调语言的自然属性或心灵属性，也就是语言的纵向生长性和心灵特殊性，而不是横向的数字集合和逻辑筛选。对于人类的自然语言来说，人工数码语言是一种异质性的“语言”，是对自然语言的模拟和仿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貌似丰富多样，实则重复雷同。这就是数码语言与自然语言的发生学差异。
四、异曲同工与独创精神
在人工智能甚嚣尘上之际，另一个新现象也随之出现，就是网络上经常爆出的所谓“异曲同工之妙”现象，它仿佛一把高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又仿佛是一道不绝于耳的咒语。我不怀疑有极少数刻意抄袭者，但毕竟是个案，我们不讨论。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种因思维误区导致的“异曲同工”，其根源在于对语言发生学和艺术发生学的错误理解。这既是文艺生产的问题，也是文艺教育的问题。
关于语言发生学，前面通过引述赫尔德的观点，已经做过说明。艺术的发生学，就是艺术元素的有机生命化，就是仿生的活力论。在活力和有机性缺乏的前提下，艺术性的产生是不可能的。艺术语言的生长性，是根植于心灵体验和生命经验的。每个人的语言表达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又可以通过艺术感觉和体验而达到可通约性。
缺乏独创性的语言，产生于大脑的知识性记忆的语言留存，也就是通过阅读而获得的语言。这对于审美鉴赏来说是可行且必需的。就文学生产而言，则是很危险的。这种知识性记忆的语言，极有可能与其他作家雷同。来自内心的语言则不同，鲜有雷同者，即使偶然巧合，那也是英雄所见略同，而不是刻意雷同。
缺乏独创性语言的另一例证，就是来自AI的数字化记忆语言。这种语言同样属于没有生长性的语言，它是一种数字化的集合和概率性选择。在文学创作的时候，没有充分利用人脑的原创性和心灵的生长性，而是急功近利地利用AI参与构思。而Al是在已有数据库基础上进行“二度叙述”，是改写者而不是创作者。依赖AI的结果就是“异曲同工”。鲁迅先生说，写不出不要硬写，就包含这个意思。所谓“没有灵感”，也是说语言的生长机制不具备。强行利用大脑记忆和数码记忆的结果，要么了无生机，要么“异曲同工”。
古人对诗歌和艺术语言的发生，有过至今依然有效的、非常高妙的观点，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借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段文字中，首先阐明了诗歌语言的发生学，内心深处情志情感情绪的充溢，变而为声音和诗歌语言。其次是艺术的发生学，情志强烈到从语言的动到歌喉的动，再到四肢的动，全都活起来了，呈现出一种“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原始乌托邦状态。这些都是与心灵的生长性相关的、自下而上或自内而外的纵向生长，而非横向平移。
最后做一个简短小结：（1）面对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蛊惑，应该持有坚定的人文主义信念；（2）就母语的艺术性和人脑的创造性而言，艺术理想要大于社会理想；（3）与人工数码语言相比，心灵自然语言是人文性的重要载体；（4）诗性语言，来自心灵语言的自动自觉的创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