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不同的时代或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文学观念并推动文学的发展。倡导“大文学观”，是对影响了几十年文学发展的“纯文学观”的反思，是建构新时代文学观念、推动文学发展的理论思考。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说明“纯文学观”和“大文学观”的关系，以及当下建构“大文学观”的意义，是本文的写作目的。在展开讨论之前，对“纯文学观”“大文学观”的概念内涵做一些解释是必要的。“纯文学观”是在1980年代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学观念，“纯文学观”认为：文学应回归作家个人主体的内心世界，追求文学的自主性和审美价值的本体性。个人话语、语言、叙述、结构、想象等文学性要素被突出强调。新世纪以来，学界持续探讨“大文学观”，近年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许多评论家在相关会议和报刊上撰文，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我认为“大文学观”这一概念的要点有如下几个方面：一、重视文本世界内容的拓展，作家应与现实生活建立开放性的审美关系，要求文学的文本世界要有更广阔的现实生活内容和时代性特征；二、从文学的意义层面来说，“大文学观”不仅重视文学的审美意义，而且应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人类性价值；三、“大文学观”应以开放的态度理解文学文体形式的变化；四、“大文学观”应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理解文化主体性的特征与内涵，接续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建立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深厚联系。

不同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时期对文学的理解，不管是“纯文学观”还是“大文学观”都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密切相关，所谓“文学”就是，人类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所创作的情感的、虚构的或想象的作品，这一审美的艺术世界与人类所生活的真实世界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的核心要素包括社会生活；人的精神、思想、情感、欲望；语言、叙述、结构、想象等等。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就必然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但文学“与其它意识形态不一样，文学呈现出特殊审美风貌，这表明文学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特质。因此，既属于一般意识形态，又属于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具有双重性质”2。文学观念的变化就是文学的这种基本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我们以这种“文学性”为出发点，将“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置于文学史发展脉络之中，阐释二者的内在联系及其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意义与价值。

一、“文学自主性的确立”与“纯文学观”

“纯文学观”是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革”结束了，但“文革”时期形成的文学观念仍然影响着文学创作。“文革”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认为，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是政治宣传、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文学观念把具有审美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学简化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审美性需要从属于政治的要求。这种文学工具论，对作家创作主体的能动性、文学自身的自主性、文学价值的审美性是一种遮蔽和束缚。在这种观念之下，文学对政治和政策要求不能有丝毫的违背。这种文学观，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显示出与新的历史发展进程之间的不一致，也显示出它对文学创作发展的限制。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辞，明确提出党“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3。正是在这种思想解放的背景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学界展开了对“工具论”的广泛讨论，开始强调创作主体的解放、文学审美价值的独立，确立了文学的自主性意义。作家在创作中有了自己的立场，与现实、历史之间建立了多样化的审美关系，开创了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譬如巴金《随想录》、汪曾祺《受戒》、王蒙《布礼》、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路遥《人生》、邓刚《迷人的海》、张承志《黑骏马》、古华《芙蓉镇》、张炜《古船》、王润滋《鲁班的子孙》、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棋王》等等，这些作品以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艺术地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接续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传统，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创造了具有时代性、现实性、历史感、审美性的广阔艺术世界。

在这一文学发展潮流中，文学自主性的确立充分发挥了作家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作家们以不同方式与现实生活建立了深刻的内在联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等等，同时也意识到了文学自身的审美性问题，既然文学是自主的，有属于自身的审美性特征，那么文学的审美性要素就引起了部分作家的特别重视，文学的感觉表达、语言运用、结构形式、叙述方式等与人的内心世界、审美本体相关的内容进入文学的创作过程，由此，在1980年代中期前后，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探索性的文学作品，莫言、孙甘露、余华、残雪、马原、洪峰、格非等以其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实验，把一种鲜活的、富有审美冲击力的文学经验带给了人们，“纯文学”的观念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纯文学”观念的产生是文学自主性确立的结果。文学自主性的确立，使作家开始重视文学的形式、技巧、叙述和语言等问题。在当时，许多作家认为文学“怎么写”比“写什么”重要。写什么涉及题材选择，怎么写则涉及作家的内心世界、文本的审美形式等文学的“内部问题”。当时曾有过关于文学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进一步强化了“纯文学观”内涵，可概括为：一、重视文学的自主性、内在规律和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形式探索的意义；二、文学价值主要在于自身的语言、结构、叙述等审美形式和自我内心世界的精神、情感、欲望的表达。

“纯文学观”的产生与西方现代主义有密切关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都强调文学审美的非功利性、重视文学形式和技巧、重视人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有关，近代以来，王国维曾借鉴西方现代理论研究中国文学，重视审美的非功利性特征，1920年代，创造社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强调艺术价值存在于艺术自身，文学不应为了现实功利而创作。这一传统也为1980年代“纯文学观”的产生提供了思想资源。从根本上说，“纯文学观”的产生还是当时现实的要求，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要求解放文学的生产力，使文学具有独立的认识世界、表现世界和审美创造的能力。纯文学正是以这样的创造性，开拓了文学的艺术世界，强化了人们对文学审美性的理解，丰富了文学史的内涵，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我们充分看到“纯文学观”及其“纯文学创作”的现实意义、文学史意义时，也应看到“纯文学观”所存在的潜在问题。这就是当“纯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意义关系发生变化，促使文学“向内转”的外部力量弱化或消失之后，“纯文学观”所重视的文学本体的“有意义的形式”就会成为“空洞的形式”。这是因为文学不仅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属性，同时也具有一般意识形态的属性，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广阔的社会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支撑“纯文学”的现实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它应该如何重构与现实之间的意义关系呢？在1980年代后期，纯文学创作的这种窘境就已开始显现，纯文学在文学形式探索和人的内心表达获得巨大的文学史意义之后，在社会文化语境发生变化的情境下，开始呈现出与社会现实、文学读者日益疏离的倾向，文学实验性的探索似乎是作家个人的事，与社会大众无关。文学审美虽然是非功利的，但是功利性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其不能忽视的属性，文学究其本质而言是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目的性与无目的性的统一。我以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文学创作开始发生内部调整。1980年代后期，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重要文学现象进入文坛。新写实小说的产生，与《上海文学》《钟山》等刊物的倡导有密切关系，它强调对生活进行客观叙述，把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文本叙述的核心内容。这一变化，与把感觉表达、形式技巧、语言看作文学核心要素的创作倾向有所不同，新写实小说要求文学与普通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说纯文学创作以感觉表达、形式技巧、语言为核心要素，更多体现的是作家对艺术自身的追求，而新写实小说则把日常生活、烦琐人生带给读者，让文学与普通人的生活重新发生联系。因此，这一变化可以看作纯文学观的一次调整：它扩展了文本的艺术世界，也试图让文学活动更多地与社会现实发生关系。不过，新写实小说与纯文学之间仍然有深刻的联系。新写实小说强调客观叙述和零度写作，实际上是试图保持文学的自主性，尽量避免主观介入，避免明确的价值判断。这一点与西方文学影响下形成的“纯文学观”有相通之处，仍然坚持文学价值存在于文学本身。也就是说，新写实小说一方面试图让文学进入现实和日常生活，拓展文学的审美视野；另一方面又避免过多价值判断，试图保护文本世界的独立审美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写实小说是“纯文学观”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调整。1980年代社会变革过程中所产生的“纯文学观”，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1990年代的文学以及后来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纯文学观”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影响

“纯文学观”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整体而言就是确立了文学的自主性和作家自主创作的能动性，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陈染、林白、韩东、朱文等人为代表的“个人化写作”。这种个人化写作以边缘化、个人化的立场抒发自身的生活经验和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是小说家生命的自然延伸，往往以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本能欲望的表达为基本内容，譬如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朱文的《我爱美元》等等。这种个人化写作是纯文学观念在1990年代的延伸和发展，“纯文学观”所强调的是文学回到人的内心世界并重视形式和技巧的探索，个人化写作把个人的生命经验和内心情感、欲望作为创作的核心内容，那么它所追求的就不仅仅是文学形式的探索，还有对人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因此，在“纯文学观”的影响下，原本偏重文学形式探索的先锋小说，在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中，开始转向对人的情感、欲望、内心世界、生命的探索，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充分表达了女性对自身身体的理解以及女性隐秘的情感和欲望，丰富了女性写作的内涵。其次是“纯文学写作”的转型。在1990年代，先锋写作已逐渐失去了耀眼的光芒，所谓“先锋的离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先锋的撤退”并不意味着“纯文学观”所确立的文学自主性和审美本体价值的缺席，文学自主性和审美本体价值在“纯文学写作”转向“现实性写作”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余华的创作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余华在“告别虚伪的形式”后，发表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标志着他转向了现实主义的写作。韩少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马桥词典》，这部作品在新颖的文体形式中，包含了丰富的乡村生活、历史记忆和民间文化的内容。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具有先锋探索精神的作家转向了现实性的写作，在转型过程中，他们以自己“个人性”的立场去理解、认识生活和历史，追求个人性、现实性、审美性的统一，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纯文学观念对他们创作的影响。这些作家与那些重视文学形式和技巧探索的作家不同。他们在个人性写作立场上，充分发挥了理解生活、历史，把握生活、历史的能力。因此，他们的创作既延续了“纯文学观”所确立的文学自主性原则，又创造了更加广阔的艺术世界。

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展开以后，中国的社会形势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变化。每当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化时，文学都会面临重新认识自身的问题。随着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人们必须在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重新发现文学的价值、力量和美学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纯文学创作开始逐渐“离场”，但“纯文学观”确立的文学自主性原则和审美性原则仍然影响着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有的作家仍然坚持纯文学的写作，有的作家在过往的历史岁月中，思考着人生命运的沉浮和时代风云对人的影响。王安忆的《长恨歌》就以一个女人的命运写出了时代变化中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陈忠实的《白鹿原》通过家族史写出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以诗性的语言构建了一个民间的诗意化世界。有的作家则走出个人的内心世界，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如被称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刘醒龙、谈歌、关仁山等，表现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写的是乡镇干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关注的是社会变革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变化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压力和矛盾。这类作品与纯文学观念差别很大，但它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现实生活发生变化之后，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还有没有能力重构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1990年代这种多样化的文学实践，扩大了文学创作的空间，也逐渐与“纯文学”的文本世界拉开距离。

虽然1990年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路遥《平凡的世界》在1990年代获奖，但出版于1980年代），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了贾平凹的《秦腔》、阎连科的《受活》等重要作品。但从整体看，1990年代到新世纪前十年，那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比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往往有着更高的艺术成就。文学当然可以写历史，文学史上很多经典作品都以“历史生活”为书写内容。但是，文学作为一种与当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力量，仅仅停留在历史领域是不够的。文学还需要具备一种当代维度，也就是有能力表现正在发生的现实和人在生活中的命运变化，并且有能力以艺术的方式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会出现反映当代生活的优秀作品不多的现象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社会生活、文化语境发生变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也有文学市场运行机制给作家带来的影响。从文学创作主体而言，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许多作家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现实未能有深入的体验，作家个人生活经验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疏离感；二、1980年代纯文学创作的成功，使部分作家误认为文学能以“自足”的形式而存在，看不到纯文学观念与当时社会、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陷于个人的生活幻觉中自娱自乐，这在部分青年作家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文学如何在变动的社会生活中，建构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开放性审美关系？这一问题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建构“大文学观”的意义

在近五十年的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纯文学观”的重要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就在于文学的自主性原则的确立、重新发现人的生命感官、情感欲望以及形式技巧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理解文学的价值首先应从这种“文学性”出发，而不是从非文学性的立场理解文学，这是今天建构“大文学观”的基础。实际上，“纯文学观”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向外扩展”的冲动，1980年代提出的“纯文学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文学以自身形式对现实生活的一次有力介入，回应的是“工具论”的文学观，文学在“向内转”的过程中，仍然包含着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精神联系。但是，当“纯文学观”逐渐演变为自我表达的代名词时，疏离现实的倾向日益明显。因此，我们需要重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建构文学与现实之间开放性的审美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几年来，新时代的文学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新的文学特征，要求文学应是时代性、现实性、历史感、审美性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文学观”的提出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意义。

“大文学观”的提出，不仅符合文学的内部要求，也是新时代文学实践的必然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4。这就要求文学创作以艺术的方式认识和把握世界，表现丰富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历史的、时代的内容，追求人民性、历史性、时代性和审美性的统一，这是建构“大文学观”的指导思想。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大文学观”的内涵呢？从建构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角度而言，我认为至少包含如下四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大文学观”应重视文本世界内容的拓展，从人民性的立场出发，与现实生活建立开放性的审美关系。1980年代“纯文学观”建构过程中，曾经有过关于文学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文学的文本世界是一个整体，在文本世界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叙述、结构等因素，构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无所谓内部与外部的区分，因为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外部与内部、内容与形式统一于作家的心灵世界，两者相互包含、相互联系。正是在这种联系中，文学与生活世界建立起开放性的审美关系，使作家在拥抱社会生活和表达自身思想情感的过程中，把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复杂的现实生活纳入文学创作之中，在文本世界中实现审美性、人民性、现实性和历史感的统一。

第二，从文学的意义层面来说，“大文学观”不仅重视文学的审美意义，而且应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人类性价值。从审美意义而言，主要是说作家在艺术化呈现现实生活世界过程中，为文学提供了什么样的审美内容和形式。这种审美性是作家自身创造性写作的结晶，对于作者和阅读者都是有意义的。文学的社会性意义主要是指文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如文学的认识意义、教化意义、批判意义、情感陶冶意义等等，更重要的是文学作为社会发展的实践性力量，应该对“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深切的理解和认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意义。文学对于人类的意义在于文学还应当关注人类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爱与恨、生与死等，也包括人超越世俗生活的理想情怀和精神渴望。文学在这三个层面上呈现出的意义，只是相对而言，在真正优秀的作品中，这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都在产生新的内容，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因此，“大文学观”应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理解文学的意义，赋予文学深厚、博大的现实性、历史性内容。

第三，“大文学”观应以开放的态度理解文体形式的变化。我们理解的文体形式通常是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种理解影响了我们长达百年。当下的文体形式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实际上，从1990年代开始，文学写作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文体形式，比如非虚构写作，也出现了跨文体写作现象。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的文学类型不断出现，过去那种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四分法，已经很难对今天文体形式的变化进行充分解释和分析。还有我们也要注意到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变化带来的文体变化，譬如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小说创作，其长度会有一定的限制，但在网络平台上的小说却可以达到几百万字。这种变化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因此，我们应以开放的文学意识来理解文体，只有在这种开放视野中，才能发现文学中出现的新因素，从而推动新时代文学更好发展。

第四，“大文学观”应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理解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特征与内涵，接续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文化传统，建立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深厚联系。文学与文化是无法分开的，一个民族的文学往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学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可能发生变化，但始终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关。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同样体现着这一鲜明的文化特征，山东作家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作品，就以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审视社会变革带来的许多问题。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韩少功、阿城等人，发掘儒道文化、民间文化与当代人之间的生命联系，重新发现民间文化在当代文化建构中的意义。张炜的《九月寓言》在民间的大地上呼唤着民间文化中的自由精神，陈忠实的《白鹿原》以本土历史逻辑重构民族文化记忆，贾平凹的《秦腔》深深眷恋着传统文化精神的尊严与美丽，等等。文学发展到今天，新时代的文学理应承担起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责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优秀作品。

“大文学观”是理论的倡导，更为重要的是新时代的文学实践。实际上，以“大文学观”的视野来审视新时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作品，如陈彦的《星空与半棵树》就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有着深刻的思考。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乔叶的《宝水》、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等作品都在自觉地追求文学的历史性、人民性、审美性的统一。我们期待着新时代的作家有能力把丰富的、变化的现实，艺术化为具有强大审美力量的文本，以真善美的情怀拥抱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们，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注释：

1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3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4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