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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的《督亢之地》发表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26年第8期。

我该文读后最深的感受是：作者在用散文搭建一座桥——桥的一端是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燕地，另一端是去年秋天他与家人的一次田野踏访；桥下流淌的，是那条古称易水的河流，也是几千年不曾中断的文化血脉。作为学者兼散文家，王彬深知历史不能仅从故纸堆里打捞——黄金台遗址前那块双龙盘踞的碑石，荆轲渡口那条映照过壮士衣冠的寒水，都需要今人的脚步去丈量、去叩问。于是，他以散文为桥，让古人与今人在桥上相逢，让历史的体温透过文字传递到现实的手掌里。

《督亢之地》的叙事始于一次寻常的秋日出行。“去年十一期间，我与家人去那里踏访，随手记下一些琐屑文字，近日疏理出来而敷写气象，以表达我对两千多年前先贤的伤感之情与思慕之心。”这开篇平实得近乎随意，却暗含了王彬散文一贯的起笔法度——自由而自然，貌似漫不经心，实则深藏机锋。他没有摆出学术考察的架势，而是以“家人”“踏访”“琐屑文字”这样的家常语汇，将读者轻轻引入那片古老的土地。这种举重若轻的笔法，正是王彬散文的独到之处：他从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而是以日常小事撬动时代记忆与现实命题。

踏访的第一站是定兴县北章村的黄金台遗址。王彬的记述细致得令人屏息：土台、石碑、金属六角小亭、黑色三脚架上的玻璃杯、缠满花纸的灯柱。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构成了一个极富张力的场景——一座本该承载“千金买骨”历史记忆的高台，如今被地藏菩萨的功德碑、祈福仪轨和褪色的花纸层层覆盖。直到一位骑电动车的中年妇女指出“这里就是黄金台”，直到绕过土台看到塌陷处大棚里燕召王、乐毅、郭隗的画像，历史才从现实的遮蔽中缓缓浮现。王彬没有直接抒发感慨，而是让物象自身说话：双龙盘踞的碑首上镌刻“永昭后世”，碑身却立在烧烤架和暗灰色的供桌旁边——崇高与凡俗、永恒与当下，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并置在一起。

这种并置绝非偶然。王彬的散文有一种独特的“视点”艺术：他既能仰视历史的巍峨，又能俯察现实的斑驳，宏阔与幽微兼蓄。在黄金台遗址前，他既引述《史记》中郭隗“王必欲致士，请先从我开始”的名言，又如实记录下土台四周的农田、山墙和路灯。历史文献与现场观察相互印证、相互质询，形成了散文内部的双声部叙事。有评论家指出，王彬的散文“将古今引证、情感义理、体物述论与历史想象熔于一炉”，在《督亢之地》中，这一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如果说黄金台的踏访侧重于“寻”，那么对易水与荆轲渡口的书写则侧重于“思”。易水，这条因“风萧萧兮易水寒”而永载史册的河流，在王彬笔下既是地理的存在，更是精神的符号。他写“时序轮替得也真快，去时尚是风光静好的秋日，而今已然遁入山川寂寥的凛冽深冬，易水冱寒，萧疏万木而天地皆白”。这里的“易水冱寒”既是实写冬景，又是对荆轲渡口那千古一别的遥相呼应。王彬善于通过内在的思辨、联想和对比来加大散文的张力，把笔力用于内在情绪和意蕴的寄寓上。他站在易水边看到的不是一条普通的河，而是那条承载过壮士悲歌、见证过帝国野心、至今仍在燕赵大地上默默流淌的文化长河。古人与今人在桥上相逢——桥下的流水，正是这条易水，也是时间本身。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王彬的田野考察并非单纯的怀古幽思，而是始终贯穿着现实的考量。他在黄金台遗址前看到的，不仅是一处历史遗存的破败，更是当代乡村文化记忆的流失——佛事与史迹混杂，功德碑与黄金台并立，历史的庄严被日常的琐屑消解殆尽。这种对现实的敏锐观察，源于他作为北京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学术自觉。他提出的“微观地理学”构想，正是要从城市美学的角度审视空间与记忆的关系。在《督亢之地》中，这种学术眼光转化为散文的内在骨骼：每一处遗址的描写背后，都隐含着对文化保护、历史认知、乡土变迁的现实追问。王彬的散文“多立身当下，烛照历史”，“以今烛古，以古鉴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的这座桥，是双向通行的。

从语言上看，《督亢之地》深得中国传统叙事语言的精髓，简约而唯美，浸润而精妙。王彬的文字“清婉简约之中包蕴文采思致，率性洒脱之中不乏旷达典雅”。他写黄金台的石碑在“秋日温熙的阳光下，恬静地泛出一种静穆的光”，写小亭子在“漆黑夜间应该具有光辉万丈的效果”——这些句子节奏舒缓，意象精准，既有古文的凝练，又有现代汉语的流畅。有评论家将王彬散文的语言比作“古筝而非大提琴”，形容其“貌似漫不经心实则深藏玄机”，这一判断在《督亢之地》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他的语言优雅而儒雅，优雅是仪态，儒雅是气度，这种从里到外的高贵气质，让《督亢之地》在当下喧嚣的散文写作中显得格外沉静而有力。

王彬是学者也是作家。作为学者，他建立了自己的叙事学体系，揭示了“叙事集团”“第二叙述者”“漫溢话语”等创新理念；作为作家，他“长于通过内在的思辨、联想和对比来加大散文的张力”。这两种身份在《督亢之地》中达成了完美的融合——学术的严谨赋予散文以学理深度，文学的感性赋予学术以体温和呼吸。他写黄金台，不只是写一座土台，而是写“宫殿倾圮了，只剩下宫殿下面的黄土高台”所承载的招贤纳士的政治理想；他写易水，不只是写一条河流，而是写“斯人远行，胡不归来乎”所蕴含的对先贤的追慕与对生命消逝的伤感。王彬散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在历史文化的审视之中，将抒情引向了对生命个体的不能忘怀与关爱”。王彬这类散文的底色是学者田野调查，故而科学、严谨，在这个基础上，他又以文学的笔锋刻画描摹，在科学与文学之间搭建了一座优美桥梁，从而彰显了王彬散文的突出特征。

《督亢之地》的结尾处，王彬没有给出任何结论性的判断。他只是让叙述停在易水边，停在那个“萧疏万木而天地皆白”的深冬。然而读者已经明白：那座用散文搭建的桥已经竣工。桥上是两千多年的兴替，桥下是脉脉的时光。古人的衣袂与今人的脚步在桥上交错，历史的回声与现实的低语在水声中融汇。王彬以其精炼、流畅、典雅的散文笔法，以他深厚的学养和温暖的人文情怀，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化摆渡。他让我们相信：只要还有这样的文字在，督亢之地就不会仅仅是一个古地名；只要搭建起这样的桥梁，先贤与我们就永远不会真正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