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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中华第一吻”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爱情的咏叹从未停歇。秦观的诗词道尽千古相思，而国人对爱恨相守的细腻情思，早在宋词问世之前，就被汉代工匠定格在一方方青石之上。在汉代画像石——这一被称作“石头上的史诗”的艺术宝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神话的瑰丽、历史的厚重，也能看到古人奔放而热烈的爱意。汉代工匠以刀代笔，将那些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永远镌刻在了冰冷坚硬的石头上。时光流转，人事变迁，这些图案却亘古永存。通过这些斑驳的石刻，我们得以窥见汉代人丰富而浪漫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们对生命繁衍与人性真情的炽热礼赞。

神界之盟:伏羲女娲交尾与始祖的创世之恋

伏羲女娲是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一对配偶神。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最初是两个独立的神话人物。伏羲的功绩主要在发明创造，除了造网罟、教渔猎这些日常生产生活的技能之外，他还有一项重要发明即八卦。女娲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始祖神、创世神，传说中她化生万物，如《说文解字》中便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抟黄土造人，同时也掌管着婚配。后来又传伏羲女娲为兄妹，并结为夫妻，创生出人类后代。

在汉代阴阳观念与神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伏羲女娲的神话传说在汉画像石中有了新的特点：他们成为阴阳对偶神，与西王母一起成为仙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汉代生活强烈的世俗性特征，伏羲、女娲的庇佑功能与繁衍子孙的象征功能被空前突出。就画像石中的典型图像特征而言，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主要表现为人首蛇身（龙身），伏羲戴冠，作儒生装扮；女娲梳髻，作贵妇装扮。伏羲、女娲的形象一般出现于同一画面中，并肩或相对交尾，或两相对应、分列于同一墓门的左右两侧。

此外，伏羲、女娲手中所持之物也因地域而各有差别，他们或持规矩、或擎日月、或捧仙草。山东、四川、河南是伏羲、女娲图像出土较多的几个省份。山东地区出现的多是相对而立、手持规矩（或同时怀抱圆轮），或者手托日月，或者双手抱胸；四川地区的则多为一手托日（月）、一手举他物的伏羲、女娲形象；河南地区手持仙草的伏羲、女娲形象较多。

在所有的图像中，最典型、最核心的莫过于伏羲女娲的交尾部分。伏羲女娲交尾表达了阴阳相生、化育万物的内涵，体现了古人期盼家族绵延、阴阳调和的朴素心愿。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收藏的一块出自山东枣庄的画像石便是伏羲女娲交尾的典型图像。画面中上部分是伏羲、女娲，伏羲头戴冠，女娲梳髻，状似羊角。二人并肩而立，长尾相交，有三环，周围祥云环绕。下方有一人面鸟身神，怀抱太阳，作铺首衔环状。尽管这些画像都比较神秘，但梳理这些图像，可以看到尽管伏羲女娲承载了太多的文化意义，但爱情无疑是其最原始和最朴素的象征。正是因为伏羲女娲相爱相守，才创造出世间万物。

传说之殇：牛郎织女的守望与韩凭夫妇的生死绝唱

如果说伏羲女娲是开天辟地的宿命相伴，后世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则写尽凡人求而不得、生死不离的爱恨缠绵。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是我国最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之一，它寄托着人们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向往。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常见对于牛郎织女故事的描绘，这些作品体现了艺术家们对甜蜜爱情的憧憬和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

在南阳汉画馆天文与神话主题展厅中展示着一件牛郎织女汉画像石，画面中生动刻画了牛郎织女的形象。画像石中部雕刻一头猛虎，昂首张口、奋足翘尾，作奔走状。猛虎头部有二星相连，背部上方有三星相连，嘴巴下方亦有一星。猛虎与这些星宿相互组合，共同构成了象征性的西方白虎星象。画像石右侧雕刻有一青年男子牵牛奔走，这就是牛郎。牛郎右上方有三星相连，其名为河鼓三星，俗称牛郎星。画像石左下角有一女子侧身跪坐，此即织女，身材纤细。织女周围有相连四星，名为女宿，俗称织女星。画像石左上方还雕有一只伏卧状的兔子，兔子周围环绕着相连的七颗星，名为毕宿。

这幅画像石所呈现的内容和后世定型化的民间传说版本的牛郎织女神话故事有所不同，画像石上出现了似乎和牛郎织女毫无关系的白虎星象和白虎七宿之一的毕宿，而且白虎星象还是整个画面中的主体图像，位于画面中央，其原因应该是在汉代流传的牛郎织女神话传说中，牛郎与织女生活和相会的地点位于黄河源头与天河相连处的西方，由于白虎星座代表西方天象，汉代人便将白虎星座作为主体图像刻在牛郎织女画像石上，以此界定牛郎织女星象在神话视域中的空间方位。画像石中还出现了白虎七宿之一的毕宿，这或许是想借助毕宿中那只娇小、温顺、可爱的兔子来衬托织女的温婉形象。汉代天象石刻将爱情与星空呈现在一起，是古人把个人相思投射于宇宙的浪漫想象。

牛郎织女是天人永隔的遥望，韩凭夫妇则是强权下以死明志的忠贞，一别离、一殉情，构成汉代两类悲情爱情母题。据干宝《搜神记》记载，在今河南封丘留光镇一带曾有一个宋国的青堆行宫。宋国最后一位君王宋康王偃巡游至封丘一带，突然看到在桑树丛中采桑的绝世美女息氏，一见倾心，他在留光镇修建青陵台，日夜眺望息氏。宋康王在爱情上费尽心机，他打听到息氏丈夫是自己手下的“舍人”（相当于秘书）韩凭，便将息氏软禁于青陵台上，然后把息氏的丈夫韩凭贬为“城旦”，让其在青陵台下修墙喂马，希望以此来拆散两人。面对宋康王的刁难，息氏始终不为所动，她忠于自己的爱情。当息氏在青陵台上感到此生在劫难逃时，便“密遗凭书”，她从衣襟上撕下“三寸之帛”，以血写密信，用箭射给青陵台下修墙的丈夫。韩凭接到妻子的密信后，当即在青陵台下自杀，息氏巧妙周旋，稳住宋康王，在青陵台上祭拜丈夫，然后从青陵台上纵身跳下，宋康王等“左右揽之”，然而抓到手中的只有息氏身上的一片碎布。

息氏死前留有遗书，希望宋康王能把她和丈夫合葬在一处，然而宋康王恼羞成怒，偏要把他们夫妇分葬在大路两旁，使其东西相望。据文献所载，韩凭与息氏的墓上一夜之间各自长出一棵桑树，两棵桑树的树根交于地下，枝叶连在空中，十多天后便紧紧缠绕在一起。而且，韩凭与息氏的灵魂还化作一对鸳鸯，天天栖息在桑树上，交颈鸣叫，声音感人。这两棵拥抱在一起的桑梓树被人们称作相思树，其枝干被白居易称作连理枝。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被后世文学家代代演绎，成为忠贞爱情的代表。

这个凄美的传说并未只停留在文字里，而是随着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走进了地下的幽冥世界。汉代，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最终进入汉墓画像系统，成为汉画像石中常见的图像。比如山东嘉祥武氏祠文管所收藏的南武山出土的东汉小石祠西壁，以及武氏祠左石室后壁小龛东壁画像石中，都可以看到以相同的画面构图所画的韩凭夫妇与宋康王的故事。此外，2008年榆林横山党岔出土的汉画像石、安阳西高穴曹操墓被盗的画像石，均见韩凭夫妇图像。这些石刻图像生动诠释了文献中韩凭沦为城旦以及夫妇精魂化鸟等情节，从细节上丰富了这一爱情悲剧的叙事层次，使其成为汉画像石中忠贞爱情的经典母题。韩凭夫妇石刻流行，本质是汉代百姓对强权压迫的反抗，对平等专一爱情的集体向往。

世俗之欢：“中华第一吻”与汉代人的烟火浪漫

汉画像石固然热衷于描绘神话与传说中的爱情故事，但它同样没有忽视现实生活中那份炽热的浪漫，普通人直白鲜活的儿女柔情在画像石中也得以体现。在山东莒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直接描绘男女拥吻的画像石。它出土于山东莒县东莞镇大沈刘庄汉墓，分为上下两格，采取平面浅浮雕加线刻，上格画面中央端坐一人，发冠直立，是画像石中常见的西王母，下格居中刻一男一女，引臂相互拥抱，作拥吻之状。女子身后立一侍女，头梳多髻戴花钗。这种图像在山东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尚属首见。

这幅画像石最令人称道之处，在于它对人物的刻画摆脱了汉代人物程式化刻板模板，写实性极强。拥吻的男女肢体姿态松弛自然。女子身后的侍女正用手轻推女子头部，这一细微动作可谓是全画的点睛之笔，有学者推测，这一动作可能生动地还原了汉代新婚闹喜、侍女打趣新人的生活化瞬间，为静态石刻赋予故事性与烟火气。

整体而言，这幅画人物造型简练概括、取舍分明。服饰仅用数道阴线刻画交领宽袍，弱化冗杂装饰，重点突出拥抱、推扶的肢体动作，以极简造型传递浓烈情感，区别于多数汉画像石重仪仗、重瑞兽，轻情感刻画的特点，是汉画像石中少见的抒情性人物造像。画像石上青年男女深情相拥的画面，仿佛一封封存了千年的情书，蕴藏着古人炽热的爱意。这浪漫一吻，跨越千年，是古人爱情的极致表达。这幅画像石不仅是石刻艺术的瑰宝，更是爱情的不朽见证。

在四川雅安荥经县，出土了具有“中华第一吻”之称的浮雕，这一浮雕于1969年发现于一处石棺上。石棺上的浮雕图案采用浅浮雕的表现方式，画面中间刻有接吻图，男左女右，男戴高冠，女着宽袖绣衣。为了突出表现接吻时面颊亲密接触的情景，男女面部的鼻子和嘴唇刻成侧面的形状，男子舌尖伸出，女子则嘴唇微张。后来，这一浅浮雕还被做成了放大版雕塑，立于雅安市区雅安大桥北桥头雅客园。这类描绘爱情的石刻证明，汉代并非对男女亲密严加禁锢，民间婚嫁嬉闹、夫妻恩爱亲热都是可以坦然刻画的日常生活场景。

除人物叙事石刻外，汉画像石中交颈鸳鸯、连理树、双凤交尾等祥瑞图像，也是含蓄的爱情符号，与直白拥吻石刻形成含蓄和直白的两种表达体系。

汉代画像石是凝固的历史，也是流动的深情。伏羲女娲代表天地共生的相守，牛郎织女是跨越距离的惦念，韩凭夫妇诠释宁死不移的忠贞，拥吻浮雕留存市井人间的坦荡温柔。这些沉睡千年的石刻提醒着我们，在礼教森严的古代社会，中国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表达同样炽热而大胆。今天，当我们站在博物馆的展柜前，凝视这些古老的画像石时，依然能被那份穿越时空的爱意所打动。石刻虽历经千年风霜，但古人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从未过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图像载体，汉画像石留下的不只是雕刻艺术，更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爱情观：无论仙凡、无论生死，真心相守，便是世间至美。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