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完《铁血红花——致敬英雄陈铁军》的那个夜晚，我合上书页，忽然意识到一个之前从未细想的问题：关于陈铁军，我们真正知道的其实少得可怜。陈铁军1904年生于佛山，先后就读于佛山季华女子小学、广州坤维女子中学、“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与筹备广州起义，1928年与周文雍就义于红花岗——这些是档案。档案记录简洁得近乎残忍。

一个二十四岁便献出生命的女子，她的童年是怎样的？她第一次接触革命思想时心里在想什么？在刑场上，她说的到底是哪几个字？关于这些，档案中存在一些空白。而空白，正是诗歌开始的地方。丘英姿的三千多行长诗，在本质上做了一件事：在档案的空白处，使人物重新长出血肉。

一、历史空白之处的诗

历史文献对陈铁军幼年的记载存在一定的空白。这种空白对历史学家而言不可谓不是遗憾，对诗人而言却是邀请。丘英姿接住了这个邀请：“1904年4月/春风的剪刀，咔嚓一声/剪出来一把清亮的啼哭。”档案没有记载陈铁军出生时的细节，但诗人在这里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她用“可能”填补了“未知”。1904年的那一天是否有这样的春风、女婴的啼哭声是否如此“清亮”未可知，但诗人有权这样想象，因为诗歌的真理不是事实的真理，而是可能的真理。

关于幼年的陈铁军，丘英姿写“在她眼里，阳光未染纤尘/空茫的大地是一个万花筒”，“她好想，将那些开不败的/花期，语言的碎片/写成琥珀里的故事/嵌入生命之旅”。幼年的陈铁军眼中的世界如何，外人、今人并不可知，但丘英姿将陈铁军描写成纯真无邪、热爱美好事物、充满求知欲的女孩儿，这在逻辑上和情感上都是“可能”的。关于陈铁军接触共产主义思想、追求进步，丘英姿写“共产主义思想，萌芽的长短句/在陈燮君身上，团结成一棵树/英气勃发/密集的暗语，显得漫长而诡异/一个全新的世界/开始抵达对岁月的想象”，“她走过的每一段路/把痛苦缩小十倍/再把热爱放大一百倍”。一个聪慧的少女在封闭的环境中接受新思想、找到人生方向时的欢欣鼓舞与由此生出的无穷力量，在这些细腻的充满想象的诗句中，表现得比史实阐述更让读者感到“真实”（这就是艺术真实）。

这种想象贯穿全诗。丘英姿用诗意的可能对抗历史的未知空白，用想象的血肉填充档案的骨架。这不是虚构，而是用诗性之心倾听历史的沉默背后的声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历史的忠实。

二、被听见的瞬间

这部长诗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是对那些档案里不曾记录的时刻的描写。

譬如陈铁军与周文雍假扮夫妻的日子，档案记载的只有事实：他们假扮夫妻，开展地下工作，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在假扮夫妻的那几个月里，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档案中没有记载。

丘英姿写了什么？她写了一种微妙的、近乎不可言说的东西。“两粒人影，一个在前面走/一个在后面跟着/阳光般的个子，是那么的高大。”“她看着周文雍/双目交汇的那一刹/她明白必须协助他完成使命/用她温暖而热烈的双手。”在长诗中，丘英姿让读者“看”到了那些未被记录的瞬间，一次次并肩或相随，一次次眼神的交汇，这些瞬间太小了，小到档案不曾记录；但它们又太大了，大到与坚定的信仰一起，共同铸就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子于血雨腥风中走向刑场时的那份从容。

这部长诗的第五辑名为“听木棉花开的声音”，花开本无声，但诗人要去“听”。历史是听不见的，但诗歌能让人听见。丘英姿做的是“声音的考古”，她在历史遗址上俯下身，把耳朵贴在地面，去听那些被时间的土层覆盖了的、细微的、柔软的、不被档案记录的声音——木棉花开的声音，在校园中独自静坐思考时的心声，阅读进步书籍时纸张的翻动声，奔走于街巷时的脚步声，一次在黑夜中关于光明未来的轻轻交谈声——并使其以文字的形式让读者“听见”。

三、限制中的自由

叙写陈铁军的故事面临一个限制：结局是已知的。1928年2月6日，陈铁军就义于红花岗。读者甚至在只看到封面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部长诗最后要讲的内容。这种“已知”是对叙事的巨大限制。

但丘英姿把这种限制转化成了资源。正因为结局是已知的，诗人不必将全部力量花在制造悬念上，也不必急匆匆地使叙事走向结局，而可以集中精力规划如何让故事的主人公在诗中“重新活一次”，可以从容地写1904年的春风，展现“一粒种子”如何“苏醒”，让读者静听“木棉花开的声音”与感受“鲜血浸染的宣言”中的力量。这是一种成功的诗学选择。因为知道结局，所以读者对每一个文字都极为珍视，小心翼翼地顺着诗人的笔迹，描摹陈铁军的鲜活形象。

丘英姿在“已知”的框架内创造了大量“未知”的细节。这些细节是想象的，但它们如此具体、如此契合地嵌入陈铁军二十四年的生命历程。它们让档案中陈铁军相对扁平的形象在读者心中充盈起来。

四、零距离的对话

这部长诗比较特别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写”陈铁军，还在于它是在与陈铁军“对话”。

除了主体部分集中的第三人称叙事，诗中还多次出现“你”“我”的称呼，如第一辑“历史的回响”和“尾曲”部分。这表明诗人不愿单纯以第三人称做客观的叙述，而是以面对面的对话姿态，把自己放在与陈铁军同等的位置上——你，我，隔着百年的时光对视。这种对话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距离的诗学消解。这种对话让纪念从单向的仰望变成了双向的凝视。诗人不是站在百年之外歌颂一位英雄，而是试图走近她，从对话中探知一些只有诗人才会关注的问题的答案。而陈铁军，在诗歌的合理虚构中，有了回答的可能，哪怕她的回答只是一阵春风、一声木棉坠地的轻响。

五、写在最后

档案记下的往往只是“发生了什么”，而诗歌关心的却是“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档案中的历史空白，被诗歌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在场。丘英姿用三千诗行，对历史做了一次漫长而细致的补全，让读者倾听到一位英雄、一名年轻的佛山女儿内心的细致剖白。而这，或许就是诗人面对英雄最诚挚的敬意：不是将英雄供上神坛，而是坐在她旁边，听她说那些历史没有记下来的话；并让后来者看见，在那个名字之下的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以及她如何在风中裹紧衣衫，在黑暗中前行，将民众引向光明。

（作者系安徽省美协副主席、《美术教育研究》编审，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