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生命意志、流动性与“文化游击战”——观察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写作的几个视角
生命意志、流动性与“文化游击战”［1］
——观察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写作的几个视角
一、生命意志的变迁
让我们从一个艺术展览进入要讨论的问题。2019年，位于北京西五环的筑中美术馆展出了徐冰、苏新平、方力均、杨宏伟、李帆五位艺术家的版画作品，这些作品创作的时间横跨1980年代至2010年代近三十年的时间，对于策展人和展览方来说，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将这些风格各异、气质相差甚远的作品放在一起展览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说，必须找到一个内在的逻辑理路，才能将这些作品讲述为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既关系到这些作品生成的历史语境，也关涉到它们各自独特的“光晕”。这个故事也许在不同的批评家和鉴赏者那里各不相同，在我看来，这些作品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生命意志被激活、澎湃高涨然后又落入低潮的故事，这是一个生命意志由极盛大而渐虚空的抛物线叙事。从这个角度出发，受策展人季亚娅的邀请，我为这个展览撰写了简短的策展导言，全文如下：
徐冰在1980年代创作木刻“复数”系列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击中了一个时代的症候，这一症候并不仅仅是来自本雅明所断言的“技术复制”，而更是来自一种深刻的同时代性。在同时期莫言的小说中，我们读到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汪洋恣肆的欲望。莫言的语言狂欢和徐冰的复数重叠见证了1980年代因为社会转型而激活的生命意志。在所有权被重新分配后——这在标志有赵钱孙李的《庄稼地》里有直接的体现——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都以倾泻的姿态喷薄而出，而用木刻这一相对冷峻的形式来展示这一短暂的心灵浪漫史，是徐冰奇特的辩证法。
在苏新平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羊”和“网”的相遇，这一“困兽”的图像将徐冰的“复数意志”导向一个两难之境，意志导向了自由还是被用来献祭？这羊归谁所有？是尘世的“无形之手”还是上帝的全能之光？苏新平只能用混沌的色彩来作出暧昧的回答。相对于这种混沌，方力均的“年代系列”和李帆的“可能我是”系列更为符号化，前者重夸张，后者重拼接，意志在“集体”和“个人”、“外在”与“内里”、“主格”和“宾格”之间角力。
也许是敏锐地感觉到“意志的散落”已经在千禧年（2000年）之后的中国语境中成为既定的事实，杨宏伟干脆启用“天一”这一来自中国道教的主神来召唤元气。“天一生水”将徐冰的“复数”进一步“巨量化”，大尺寸的材料，长跨度的时间，以及3600多万刀的劳作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布满孔洞的天幕，他以此来收集光源并重建心灵的天空图景。与此同构，因为意志显然需要一个内在化的过程，这正是“寓言”和“梦”的社会心理学基础，在梨木的横截面上，用压缩的纹路构建复杂的图像，形变甚至不可辨认，这些与“天一生水”互文式地将意志进一步抽象化，艺术再次用它的自主性创造了作者的反面：意志的形变不可逆亦不可测。
这五个人的版画展，已然构成了一长段历史的隐喻和象征。
如果从生命美学的角度看，1980 年代文学艺术作品总体的美学特征是激动、亢奋、强力的，是生命意志在挣脱了生命政治的束缚——尤其是那种以阉割和煽动为主要目的的生命政治——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在身体感觉的层面，长期被压抑和阉割的身体实感被超大规模地释放并放大，1980年代叙事作品所热衷的主题“食”和“色”是典型的体现。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前此的（片面）生命政治的训练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和结束，而是成为了一种内在的精神结构，常常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呈现在作品中。“改革”“伤痕”“反思”等文学写作潮流直接从“十七年文学”中继承遗产，这一遗产其实就是以“斗争”和“改造”为旨归的强力生命意志，无论是《乔厂长上任记》［2］中的“大抓生产线改革”“以厂为家”；还是《新星》［3］中古城县的“县域经济建设”和“县域政治”，都是这一斗争和改造哲学的体现，当然还有典型的路遥，他直接宣称从柳青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启示和教诲。“85新潮”摈弃了这种表面的强力，试图通过“向内转”来完成生命意志的再造，从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少那种“强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消解，但即使这种表层的形式主义也掩盖不了某种不可抑制的对生命意志的自信，比如莫言的语言狂欢其实就是一种强力生命的体现，在余华的《现实一种》［4］等作品中，所谓的“零度叙事”恰恰是“非零度”的，在对身体的残酷实验中反证了对感官生命的极大信任。总而言之，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主导着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写作和艺术创造——无论是在集体的层面，还是在个人的层面，相信生命意志可以改造世界成为了另一种政治无意识。即使是《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5］等对标“现代主义”的作品，其呈现出来的颓废、消极和玩世不恭也指向非常现实和功利主义的目的，1985年的“真伪现代派”之争在这个意义上有其价值：这些“现代派”在内在价值指向上与他们要反对的“现实主义”不过是一体两面。
我在这里无意梳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命意志史”，我想要指出的是，这种强力的生命意志是当代历史政治中的“肯定性”力量，它与构建一个积极社会和积极人生的愿景密切相关，同时也与自五四以来的“肯定性”叙事一脉相承。在这一肯定性的叙事中，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1920年代的五四时期、1950年代的建国初期、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以及1990年代中国进一步加入全球秩序时期。这样一个“强力生命意志”的叙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并且以一种加速的方式来完成其叙事势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纪初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莫言的《蛙》［6］、阎连科的《炸裂志》［7］中，加速的生命意志势不可当，但加速同时也意味着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节点上，事情会走向它的另外一面，徐冰的蝌蚪经过二十年的繁殖，在莫言的《蛙》中遭到了集体性死亡；阎连科笔下炸裂式发展的大都市，也许不过是通向余华的《第七天》［8］式的结局，“意志的散落”已经隐约浮现，它现在需要的不过是一个轻轻的按键。
更年轻世代的写作直接呈现了这种“意志散落”的过程。出生于1990年代的青年作家陈春成在2020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竹峰寺》，这部作品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无论是行业内的专业批评家还是普通读者都对这部作品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一位青年作家一篇短短的17000多字的小说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话题？小说语言的讲究、结构的精巧固然是个中原因之一，但并非关键，关键在于，这篇小说通篇都传达出一种（积极）生命意志溃散的实感，疲乏、厌倦、避世构成了这部作品主要的价值情绪，这种疲乏和厌倦不是暂时性的，也不是一种短暂的休整然后以更积极的姿态进入世界，它是全然的“消极”，既指向自我，也指向世界，既指向现实，也指向历史：
我想，那些消逝之物，都曾经确切地存在过，如今都成了缥缈的回忆；一些细节已开始弥散，难以辨识。而我此刻的情绪、此刻所睹所闻的一切，眼下都确凿无疑，总有一天，也都会漫漶不清。我们所有人的当下，都只是行走在未来的飘忽不定的记忆中罢了。什么会留下，什么是注定飘逝的，无人能预料，唯有接受而已。［9］
改造世界和自我实现是强力生命意志的两个指向，也是现代以来中国汉语写作最重要的两大主题，但是在陈春成等更年轻作家的写作里，这两个主题被放逐了，世界已经无须改造或者根本没有办法改造，而自我实现，也不过是一场白日梦而已。陈春成的这种写作并非个案，我们在毕赣的电影《路边野餐》、东来的小说集《奇迹之年》、沈大成的小说集《迷路员》、徐皓峰的电影剧本《诗眼倦天涯》中都能读到这种世事难料、人生如梦、无可奈何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情绪。
据了解，陈春成的《竹峰寺》写作时间为2018年夏天，其个人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出版于2020年，这正是新冠疫情发生之时。如果说文学书写是一个想象中的休止符，那么，疫情则是一个现实的暂停键，它们构成一种精神与现实的互动，如果说此前的强力生命意志就像一条奔腾的大河——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地理意象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它们被转喻为历史的意志——那么，在2020年前后，这一条大河卡顿了，并慢慢松弛安静下来。陈春成在2022年发表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雪山大士》，其中一个有意味的细节是，作为颇具发展潜力的足球运动员有一天突然脑子里“嗡”了一声，然后，他彻底厌倦了竞技，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我觉得这个细节和故事饶有意味地书写出“强力生命意志”溃散的过程，也应和了韩炳哲所谓的从“功绩社会”向“倦怠社会”的转变：
纯粹的积极性只会扩展已存在之物，而要真正地转向他者，则需要否定性的停顿。只有借助中断的否定性，行动主体才能衡量全部可能性，纯粹的积极性则无法办到。［10］
这种停顿、中断是一种颇具症候性的转变，与文章开篇提到的徐冰等人的版画相呼应，我们发现生命意志的故事有了新的流向，它的价值和势能还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它已经构成了重要的写作主题并将书写新的故事。
二、“流动性”：从宏观到微观
与生命意志强力扩张相伴随的，是流动性的事实。流动性（liquidity）本来是一个金融学术语，用于描述银行运作的一种功能，即满足存款人提取现金、到期支付债务和借款人正常贷款的能力。随着资本主义金融的发展，流动性的含义不仅指现金流动，同时也指宏观经济中的货币投放、股票供给和买卖等。流动性概念暗示了一种类似于奥地利经济学派所强调的不受束缚的自由贸易的愿景。或许是受到了奥派的启发，鲍曼在1960年代描述现代性概念时引入了流动性，并将这一经济金融学术语转喻为一种社会学术语，在鲍曼看来：“这一时代的模式和框架，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更不用说是‘不证自明’的……这些戒律不是先于生活政治（life-politics）而存在并塑造生活政治的话语框架，相反，这些戒律是生活政治的结构，是生活政治的转变塑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些戒律。‘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social cohabitation）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11］借助“微观层次”，鲍曼将流动性落实到个人的生活结构和思想状态的层面。如果综合流动性的本义和转义，也就是流动性作为资本要素和精神状态的结合，那么，流动性就是观察中国当代社会形变以及与此互文的中国当代书写的一个重要切入口。
在中国当代史中，因为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流动性是被严格限制的，对于普通人来说，户籍制度、单位管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城乡区隔等就是鲍曼所谓的“戒律”。仅仅凭借个人的努力并不能打破这些戒律从而实现流动性，中国当代流动性的变化，往往首先来自于宏观层次。1960年代的“上山下乡”和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一宏观调控的结果，两者基本都符合上述的流动性特点，第一是资本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分配和流动，第二是都以一种“液态”的方式对此前的思想固化和精神禁锢产生了冲击。“上山下乡”以及由此产生的“知青文学”甚至为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做了思想上的一些准备。根据目前的大量研究资料显示，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学写作，其前史都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但即使宏观层次的政策鼓励某种流动性的扩散，微观层面个人的流动性的实现依然困难重重，1980年代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事件和文学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1980年潘晓讨论中“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为一个社会话题，被视作打开了一代青年“思想的闸门”，如果抛开价值观的争论，其另外一层指向，实际上也暗含了流动性的艰难和无序。路遥的《人生》可以视作是对这一问题的文学回应，流动性在《人生》中再次包含了我的上述判断：既是资本要素的，又是思想文化的。《人生》中的高加林最后重归乡土，暗示了一种有限的流动性的失败。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提到的作品是高晓生的“陈奂生系列”（《陈奂生上城》《陈奂生出国》等），过去对这一系列作品的解读往往着眼于农民的“劣根性”，服从的是1980年代知识者的启蒙视角，如果从流动性的角度看，我们也许会发现“陈奂生系列”是1980年代对流动性最大胆当然也是最乐观的想象，这种大胆和乐观使得这一系列作品带有滑稽剧的色彩。
无论是现实的层面还是想象的层面，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流动性都是小范围的，影响波及面相对狭窄。真正大规模的流动性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全面启动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的名言“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将“效率论”提高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在这一宏观“效率论”的激励下，流动性开始迅猛加速。无论是从个人的感受还是从数据的分析都可以得到的结论是：1990年代的流动性成为中国现代以来规模最大、涉及人群最广的一次现代性“远征”。［12］大众文化最直接地反映了这一点，以《外来妹》《北京人在纽约》为代表的影视剧，以《你在他乡还好吗？》《情哥哥去南方》《我不想说》为代表的流行歌曲，虽然这些作品的内容大多以一种乡愁式的软抒情来化解对高速发展的现代生活的不适应症，但是其内在理路，实际上延续了1960年代以来的强力生命意志，不过这一次将强力生命意志转化为“效率论”。1990年代的“流动性”就是这样继承了中国当代史的宏观政治和“生命政治”的遗产，在“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赛道上加速其“液化”和“气化”的过程。正如鲍曼所预判的，这一对“固体”不断“再融化”的过程，必然会导致“微观层次”的进一步变化。如果要将这个变化用严肃文学作品来描述，我可以概括为从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到路内的《雾行者》的变化。《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已然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内容无须赘述，《雾行者》则相对陌生，有必要进行简要概述：这部长篇小说出版于2020年，是70后代表作家路内的长篇小说力作，小说以仓库管理员周劭为主要人物，所述时段为1998年至2008年。“当21世纪走入第三个十年，我们或许已能够以更完整的历史语境审视中国社会在世纪之交发生的剧变：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流转、悬浮状态和不确定性。这正是路内最新长篇小说《雾行者》的时代背景。”［13］路内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学理意义上的流动性问题［14］，但是作为一种“同时代书写”，流动性已然构成其作品的核心内容。变化也正是在这里凸显，第一，虽然《人生》《平凡的世界》《雾行者》的流动性都与宏观政策相关，前者是1980年代的城市改革，后者是1992年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但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流动性更强调“进城”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流动是单向的。《雾行者》在城市化已经大有发展的基础上展开，其流动性是多向度的，不仅涉及纵向的城乡体系，更涉及广泛的地理文化区域。第二，《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流动是高度理性且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的，它与宏观政策之间保持着一种透明的依附关系。《雾行者》中的流动性则是高度感性并充满了感伤主义，在作品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具体的宏观政策，流动性是由“看不见的手”而并非国家力量所左右。第三，也正是对流动性的理解不同，上述作品的叙事方式也差异甚大，《人生》《平凡的世界》是“中心主义”式的现实主义叙事，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痕迹；而《雾行者》则是一种“分散式”去中心化的复调叙事。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生》《平凡的世界》的悲剧是以正剧的方式呈现的，其效率化的流动性和强力生命意志合一，形成了一种相对亢奋、男性主义的美学风格。《雾行者》则从宏大叙事里逃逸出来，其流动性带有漂泊感、无助感，缺乏改造世界和自我的雄心壮志。与陈春成等人的书写形成呼应，在2020年前后，强力生命意志减退，流动性真正接近鲍曼所谓的微观形式——也就是流动性落实于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生命，他们从盲目的集体强力意志里苏醒过来，一点点长成“脆弱但坚固”的现代自我。
三、“根”的想象和书写
“流动的现代性”［15］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6］，作为一种平衡和补偿，“回归”构成了现代性的另一面。巴迪欧在讨论20世纪的典型“症候”时特别提到了诗人圣琼·佩斯和保罗·策兰在其同名诗作中体现出的这种“返还”：“实际上，在30年代和40年代之间，相差40岁的两位诗人在写作中使用了同一个能指：‘远征’……通过两个远征的对立，我们将会从中萃取出这个世纪关于其自身运动的意识，以及表达出返还他们那惬意的人类家园的脆弱的信仰，这是远征的一个重要涵义。”［17］类似的文化实践不仅仅局限在欧洲，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对于中国当代写作来说，诗人海子1986年左右的一首诗作《浪子旅程》［18］对此表现得非常典型：
我是浪子
我戴着水浪的帽子
我戴着漂泊的屋顶
灯火吹灭我
家乡赶走我
来到酒馆和城市
我本是农家子弟
我本应该成为
迷雾退去的河岸上
年轻的乡村教师
从都会师院毕业后
在一个黎明
和一位纯朴的农家少女
一起陷入情网
但为什么
我来到了酒馆
和城市
如果说海子的这种感叹和疑问还只是对流动性的（不适的）初体验，带着一点青春的质朴和天真。那么在诗人杨炼的《诺日朗》（1983）和欧阳江河的《悬棺》（1984）这里，“返回”和“回归”被具体落实为对文化之“根”的想象、建构和书写。长期以来，在讨论中国当代写作中的“寻根运动”时，至少有两个疏忽之处，一是将“寻根”仅仅理解为以王安忆、韩少功、阿城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写作潮流，而忽视了同时期以杨炼、欧阳江河等诗人为代表的“新传统写作”和海子以《太阳·七部书》为代表的“文化史诗”的写作。也就是说，“寻根”不仅是198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次文学创新运动，也是一次文化复归运动。二是，对于寻根作为一个综合文化思潮的发生学考察过于局限于“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框架里，这是一种“西方文化”“冲击—反应”论的延续，而忽视了“寻根”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流动性的应激性反应。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实际上是1960年代“上山下乡”和1980年代“思想解放”这两次流动性叠加的必然后果。寻根的作家诗人们，普遍具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其中一些作品则直接取材于知青经验，比如，如果没有从上海到皖北插队的经历，我们很难想象会有《小鲍庄》这样作品的出现；同样，阿城的《棋王》实际上是一个在流动性中发生的故事，而《树王》《孩子王》则能见出明显的知青经历。与此同时，1980年代的“文化热”可视作一次思想文化上的大流动，在这一流动中，文化意识觉醒并找到了其文本表达。
如果说1960年代的身体流动和1980年代的思想流动综合生成了1980年代的“根”想象和“根书写”；那么，1990年代以来更广阔空间内的资本要素和思想文化的流动也必然会催生一种新的“根”想象和“根书写”，与1960年代—1980年代的延宕时长类似，这一次关于根的想象和书写大致出现在2010—2020年。这一判断不仅来自于对历史中“反复结构”［19］的体认，同时也基于对21世纪以来文学现场的观察和总结。虽然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现场并没出现1980年代那么明确的“寻根”口号，但是，被热议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写作”“新北京作家群写作”已经暗含了对“根”的再次检视和重返，呼应、延续并进一步推进了1980年代的寻根书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呼应、延续和推进并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而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回声”，或者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如丸山真男所谓的东亚民族“执拗的低音”。［20］以“新南方写作”为例，在其代表性的几篇理论文章中几乎都没有提到在纵向的时间轴与1980年代寻根之间的事实关联［21］，更多强调的是在空间范畴内流动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关系，但举凡对“新南方写作”中的南方地域、方言和文化的强调，依稀又能嗅到当年寻根文学的一些气息。当然，因为时代环境和写作主体的更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极大，我想强调的是，一方面两个时代的流动性在普遍的意义上会生成一种“寻根”意识和寻根冲动；另一方面，因为流动性本身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形态和影响，对“根”的想象和书写必然也会出现新的形态。在这新一轮的“地方性”建构中，我们大概能够看到这些特点，第一、与1980年代寻根文学的“地方”往往局限在某一个点，如一个村庄（《小鲍庄》）、一处老寨（《爸爸爸》）、一片水域（《最后一个渔佬儿》）不同，2020年代的“地方”往往没有那么具体的边界，而是带有一种泛化的倾向，地方更指向一种“地方性”，而这一“地方性”又是流动不居的。“新东北写作”更吸引人之处在于其“东北性”，“新南方写作”的魅力也在其没有边界的“南方之南”。第二，1980年代中国的城镇化刚刚开始，彼时作家们想象世界的方式基本上还是以乡土为主，寻根文学契合了这种乡土想象并生成了新的乡土美学；及至2020年代，经过40多年大规模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20年的63.89%，最关键的是，城市不仅成为资本要素的汇聚地，也成了故事要素的汇聚点，所以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新东北”还是在“新南方”的书写中，故事发生的“地方”往往是在城市而非乡村，比如沈阳、广州、香港等等。即使是在处理历史题材，也往往以城市为活动舞台，比如林棹的《潮汐图》［22］实际上写的是广州的开埠史，葛亮的《燕食记》［23］写的是粤港两地的“双城记”，这两部作品对“根”的回溯，既立足于地方，又流动于世界，可谓是2020年代“根”书写的典型文本。第三，在1980年代的寻根书写中，传统文化往往带有“原始”“神秘”的色彩，是一种被赋魅的存在，而在2020年代的新地方书写里，对传统文化和非现代文明的观察、理解几乎都是祛魅化的，它们要么存在于平常日用，要么被现代文明吸纳，完全没有违和感地成为当下的一部分，比如王威廉的《你的目光》［24］写南方少数民族疍家人的生活，几乎没有猎奇的眼光，虽然也有文化上的区隔，但出身疍家的女性在“你的目光”（世界性文化的隐喻）中没有自我“少数化”和“奇观化”，而是在融汇中获得了重生。第四，相对于1980年代对文化之“劣根”的“坚固性”的想象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激烈的批判意识，2020年代的文化之“根”没有那么有价值立场，它相对中性并作用于个人，因此也就没有了1980年代的那种启蒙视角和拯救情结，相反，文化之“根”被一种游戏性化解，从而释放了更多的审美空间。
无论是对文化之“优根”的乐观想象还是对文化之“劣根”的悲观想象，流动性与“寻根”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回环，与流动性的液化、气化状态相比，“根”似乎代表着某种固定的容器，这一容器里杂糅着基于地理而生成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想象，表面上看起来它和流动性相对，因此成为想象回归和重返的“原点”，而实际上，生活经验、风俗人情和文化想象也是历史中的流淌之物，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根”的存在，因此，以这种“固定不变的根”为怀旧或者批判的对象都容易落入文化本质主义的圈套。阿历克斯哈利在其名作《根》中描述了这种尴尬，主人公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非裔黑人，为了追寻自己的种族之根，最后回到了非洲的一个村落，这里是他祖先生活栖居之处，但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拥抱，而是好奇和怀疑的围观和审视，主人公由此意识到：“我发现自己原来仍是个混血儿……在血统纯粹的人群中间，我觉察到自己并不纯粹，这种察觉令我感到无地自容”。［25］显然，正是因为对所谓“纯粹”“不变”的“根”的执念，才使得主人公无法清晰地认识自我并获得自我确认。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如果说1980年代的寻根写作依然在宏大的叙事（同时也是强力生命意志）中想象着一种“共同体”的根，那么，2020年代最有价值的变化就是从这种宏大想象中解放了出来，正如上文分析的，“地方”“根”都被视作是流动性的产物同时也变成了流动性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穿梭和迁徙变成了生活的常态，作家李修文在《山河袈裟》［26］中书写了一个孤独个体在不同地方漫游，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的生命体验；作家沈念的《大湖消息》［27］则以洞庭湖为原点，不同地域的人在此聚散零落，生老病死。另一位作家张玲玲在2023年出版的《夜樱与四季》中则将这种“随波逐流”，在流动之“根”中辗转挣扎的历史景观做了最个人化的表达，在张玲玲的笔下，乡村医生、青年导演、职业搜救员等各色人等无一不在寻求生命的价值和情感的寄托，但又无一不起于希望和执念，终于失望和幻象。从1980年代杨炼、韩少功们声势浩大的寻根宣言，到2020年代林棹、张玲玲们体认到的“我一次次被告知，你无法前来，别处是幻象，目的地是幻象”［28］，中国当代写作中的“根”叙述拥有了饶有意味的故事情节。
四、结语：内在性与文化游击战
如果我们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将中国当代写作视作一个充满意味的“变量场”，如果说在某一个时期这个场域是固定的、有清晰边界的——这当然是某种力量的想象，他们以这种想象来建构和规划文学，这一力量直到今日依然固执，并不断扩张其实际权力和象征权力。但是正如“一体化”不过是一种“正统性的意欲”［29］，对场域“不变”的渴盼也不过是一种“意欲”甚至是“谵妄”。事实是，正如我在上文论述的，生命意志、资本要素、流动性，任何一个点小小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场域的改变和倾斜。在当代文学写作沸腾喧嚣的现场，观察者的目光往往容易被那些可以“目击”的现实迷惑，比如来自资本的高额悬赏计划和评奖，来自技术手段开发的市场流量，甚至是来自同行抱团取暖其实言不由衷的肯定和赞许。这些事实当然构成了当代写作重要的一部分，但却并非全部，写作作为一个高心智的精神活动，它的一大魅力之处就在于其从没有轻易地服从于现实的逻辑，当然更不会轻易服务于现实政治和商业的需要，它有一种神秘的“内在性”，这一“内在性”甚至都不能完全用理性的语言来进行描述和论证，但它作为一种“神圣信息”一直拥有召唤功能。我想说的是，被流放的生命意志，倦怠，幻象，醉生梦死，感伤，因果，衰老……此类的情绪或者感觉构成了这种“内在性”的元素表。它周期性地被“正统”压抑，但又一直潜伏，周期性地成为“负典”冲动，在2020年代，这一负典元素表又浮出了历史地表。
就中国当代写作来说，近年来的社会现实以一种“泰坦”式的力量改变着1980年代和1990年代形成的脆弱传统，世界政经格局经过全球化的“自由叙事”后似乎又回到了“互相保证的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临界点。这一次外部压力的传导没有带来边界的松动和拓宽，反而是对加固边界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和动力。叙事由多元变得单一，胜利主义的狂想、精神奴役的创伤和受迫害妄想症结合为当下的文化土壤和文化现实之一种。在这样的情境中，内在性不仅构成了文学写作的异质性力量，也成为个人赖以“保全自我”“抵抗异化”最有效的武器。进一步说，如果在今天“斗争主义”的话语中也有一个诗人和个人的战场（我当然认为这样的战场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今天的战略也许不应该是阵地战，而是游击战。有两种游击战理论（宣言）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卡尔·施密特——我完全不能同意他关于“政治即区分敌我”的判断——在1963年左右发表的《游击队理论》中，他指出了游击战的四个重要特征：（1）非正规性；（2）高度的政治责任感；（3）作战时高度的灵活性；（4）依托于大地。在最后一点上，施密特非常动情地写道：
游击队员始终意味着一块真实的土地，他是在尚未被完全破坏的世界史原质的大地上坚守岗位的人。［30］
另一份游击战宣言来自年轻的“黑客”艾伦·施瓦茨（Aaron Swartz），2008年他在意大利发表了一份《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
信息就是力量……我们应该自由地分享所有的信息，像游击队员一般奋战。
施密特的游击战理论基于1960年代冷战的时代情境，施瓦茨的游击宣言基于21世纪初资本垄断化的语境。我在这里提出的“文化游击战”则基于2020年代特殊的历史情势，很显然，在这一历史情势中，施密特的“原质大地”已经变成了一种桎梏，施瓦茨的“自由分享”也在技术监控下困难重重。所以我的策略是进行一种置换，世界史的原质大地置换为“原质的语言”，如果不能自由地获取并分享信息，我们就借助原质的语言创造出一种信息——在很多时候它必然是一种富有内在性的文学艺术——这一信息变化多端，不可捕捉，也难以被（唯一）解码。我想象的场景是，与古老游击队的“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残酷性相比，我们不追求直接的肉体消灭——我们追求“协商”和“游戏”的当代性。以“原质语言”创造的烟花弹，营造出一种迷离的历史幻象，以此保存生命意志内在性的力量，兴高采烈地等待下一次的“自由创世”。
2024年3月14日初稿
2025年7月7日修改
2026年5月19日改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注释：
［1］我在2019年着手撰写一篇长篇随笔《与同时代人相逢的时刻》，试图通过“关键性时刻”来勾勒一代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生人）的生活、写作和精神状态。我当时的写作冲动源于对2019年前后当代历史剧变的思考，我认为对同时代人的描述将会加深对这一剧变的理解，并能够为历史留存一份精神档案，私心里比肩的先行文本是《伊甸园之门》，或者至少是安德森的《六十年代》。但这篇文章仅仅写了一万多字就因为我的懒惰、懈怠和失望而搁置，在这篇残稿里，我第一次提出了“文化游击战”的说法，以此来说明在一个高度固化的历史语境里主体可能的行动实践的方法论。本文的“文化游击战”延续了《与同时代人相逢的时刻》一文的思路。
［2］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3］柯云路：《新星》，《当代》1984年增刊第3期。
［4］余华：《现实一种》，《北京文学》1988年第1期。
［5］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
［6］莫言：《蛙》，《收获》2009年第6期。
［7］阎连科：《炸裂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
［8］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9］陈春成：《竹峰寺》，《夜晚的潜水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29—30页。
［10］［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8—39页。
［1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12］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1990年代是一个全民流动的时代。我出生于1980年代，小时候其实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那个大家族的迁徙和流动是比较小的，其中可能有一两个人在外面经商或者从政。但是到了1995年左右，大规模的流动开始了，所有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比如我的父亲先是从乡下迁到县城，再从县城迁到省城，他作为1950年代生人也不得不投身于这一潮流之中，就更不要说新生代了。另外，据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的研究，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流动性是最剧烈的。
［13］《走入大雾笼罩的时代与异乡：路内如何以〈雾行者〉回望世纪之交？》，《界面新闻》2020年1月9日，https：//news.qq.com/rain/a/20200109A04RBW00，2024年3月12日。
［14］在路内与笔者的交流中，路内坦陈自己一开始并没有自觉意识到流动性问题。
［15］见［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16］见［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2003年。此标题化用自《共产党宣言》，通行的中译表述
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17］［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92页。
［18］海子：《诗人叶赛宁·浪子旅程》，西川编《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383—384页。
［19］柄谷行人认为“历史的反复是存在的……反复的不是事件而是结构……反复性结构不仅存在于经济层面，也存在于国家即政治的层面上”。见［日］柄谷行人《历史与反
复》，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2页。
［20］［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7页。
［21］比如杨庆祥和王德威的相关文章。
［22］林棹：《潮汐图》，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
［23］葛亮：《燕食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24］王威廉：《你的目光》，广州：花城出版社，2022年。
［25］［美］阿历克斯·哈利《根》，陈尧光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737页。
［26］李修文：《山河袈裟》，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
［27］沈念：《大湖消息》，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1年。
［28］张玲玲：《面具》，《夜樱与四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206页。
［29］参见［美］伯兰特·佛尔：《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蒋海怒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在书中，佛尔将南北宗之间的分歧争执视为他们“正统性意欲”的结果。
［30］［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