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琭璐，1987年12月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第九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代表。现为农民日报社主任记者。发表报告文学、诗歌、人物专访、评论等各类作品100余万字，多篇报告文学作品收入中国作协等编写的年度报告文学选集。2023年12月出版纪实文学《苍生大医》，荣获2023年12月月度“中国好书”称号；入选2024年2月“光明书榜”；入选“2024百道杰出原创影响力图书榜”；入选《人民日报》新书架推荐栏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榜（2023）、北京出版集团2024“全民悦读精选书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度好书；荣获第十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导 读

无影灯下冷静沉着的青年医生，如何在医学理性与人伦关怀之间平衡关系？走出手术室后又有着怎样的真实日常？作家李琭璐深入北京多家医院临床一线，捕捉那些鲜活生动的职业细节：病理诊断的边界确定、瓣膜修复的准确判断、胎儿畸形的诊断分析等。与他们并肩的无数个晨昏，作者带我们看见医者人生关乎抉择、无奈、遗憾、坚守的不同侧面，体会并懂得了医者的温度与仁心。

你好，青年医生

李琭璐

引言

“哔哔哔——紧急呼叫，紧急呼叫！”

刺耳的警报骤然撕裂寂静，勾起我记忆里电视剧中急救的场景。

医生随身携带的调度呼叫机持续尖啸，北京120急救中心的指令清晰传来。当班车组的两名医护人员，一把抓过厚实的棉大衣，大步冲进供应室取齐急救装备，再跑出中心门廊，纵身跃上急救车。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出发！分秒必争！

这是2026年除夕，清晨8点，千家万户正在为除夕夜的团圆饭做着最后的准备。我和北京急救中心的几位医生一起，守在急救前线，以高昂的斗志，迎接崭新的时序。

文中的几位医者，几年间我们风雨同路，关系早已褪去初识的生疏，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朋友。一同守过门诊、一起上过手术，共赴抢救现场，喜乐同享，忧难共担。无数并肩作战的日夜，藏着无数温热鲜活、惊心动魄的瞬间，也沉淀下无须多言、厚重绵长的情谊。

在采访中，我看到了他们人生的不同侧面。手术台上，他们是全然笃定的掌舵人。无影灯的冷白光铺满术区，指尖握着器械稳如磐石，面对突发险情不慌不乱，每一句指令清晰干脆，一身白衣仿佛铠甲。

可一旦走出手术室，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疲惫涌上来。长时间站立让腿脚酸胀，眼中泛着血丝，被汗浸透的手术服贴着皮肤，连说话都带着沙哑的倦意。连台手术透支了气力，没有半分无影灯下的从容。

难得清闲片刻，几人围坐闲聊，他们也有面对疑难病例束手无策的迷茫，有医患沟通无解的委屈，有平衡工作与家庭的两难，也有日复一日高压下暂未消解的苦恼。那些纠结、无奈、彷徨与怅然，直白又真切。

创作期间，我恰巧有机会在湖南中医药大学为青年医学生分享《苍生大医》中“时代楷模”、麻风病克星李桓英教授的故事。互动环节，有两位同学抛出了高度相似的困惑：“中医专业就业面窄，今后究竟应该走临床路线还是专心科研？”也有同学道出实习期间遇到的难题：“不少患者存在严重的病耻感，即便医生反复开导劝慰，也很难疏解他们的心结。我们该如何找到身为医者的价值与职业认同？”

学医本就是一场漫长且艰苦的修行。熬过漫长学制、顶住压力坚守下来的人都很优秀，最终能在医学领域深耕深、有所建树的人，更是难能可贵。

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这群年轻的学子早已看清这条路的荆棘与坎坷，深知行医之路的辛劳与不易，却依旧选择向前，将行医济世当作终身志向。这份清醒的义无反顾，足以证明：这条满是荆棘的从医路，熬过风雨，最终通往光明。

由此，我想到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奔跑。首都儿科研究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所长张建毕业实习时，在呼吸内科病房轮转，曾分管一位肺癌晚期的老年病人，医生和家属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一晚，病人心率、呼吸及血压突然下降，监护仪报警，家属冲进医生办公室呼救，张建拿起病历夹向病房走去，忽然发现忘了带听诊器，又迈着四方步折返，把听诊器挂到脖子上。这时，带教的老大夫喊住他，走到他身边轻声说：“小张，家属挺着急的，我们也跑两步。”

若干年后，张建复述这件事时仍会感觉不好意思。他告诉学生，真正的医者仁心和医学温度，往往不体现在高精尖的技术，也不在起死回生的奇迹里，而是在病人和家属最恐惧的时刻，你快跑的几步之间。

第二个故事关于抉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副主任王雷明工作的第十年，遇到一个棘手的病例。病理诊断常被视为金标准，但真正的临床中，疾病的判断并不是答案泾渭分明的对错题。边界不清的病变有时就像“59分与60分的区别”。在这样一个仅差1分的灰色区域，无论诊断为“子宫内膜癌”或“子宫内膜重度非典型增生”，在技术上都站得住脚，但患者的感受却天差地别。斟酌再三，这位年轻病理医生选择了后者——诊断为“重度非典型增生”。他的判断，不止依托于病理影像，更源于对患者人生的考量：这位患者年纪尚轻，还未曾生育。这个看似温和的诊断，实则是一场医生独自背负压力的冒险。他清楚其中的风险：如果未来病变复发或证实为癌，他可能被追责；但他更想守住患者人生的希望，为她保留生理功能的机会。这不是一次常规的技术判断，而是一种医学伦理的抉择。在医学实践中，这种“主动承担不确定性风险以换取患者长远生活质量”的决策，恰恰是最难能可贵，也最容易被世人误解的坚守。但患者拿着病理切片跑到别的医院会诊时，一位病理专家报了癌症。患者反复奔波求证，本质上是在寻找一个“能让她彻底放心”的权威声音。直到一家顶尖医院妇产科专家说，“手术做得很好，没必要扩大切除”，报“重度非典型增生”并无不妥。她才真正释然。

临床上，在介于59分与60分的灰色地带，不同医生可能基于个人经验、风险偏好做出不同判断。临床上，多数医生倾向于“宁可过度诊断，不可漏诊”，因为对医生而言，漏诊的后果（医疗纠纷）往往比稍作激进治疗更难以承受。王雷明的选择可能是一种更具温度的现代肿瘤治疗理念：保留生理功能、避免过度治疗。只是这种理念需要足够高的专业自信和道德勇气去支撑。患者最终相信的是“最顶尖的妇产科医院专家”，而不是年轻医生。这暴露了医患关系中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没有足够的资历或头衔加持，医生善意而专业的判断，往往被患者质疑甚至否定。

医学中最难的，不是分辨黑白，而是在灰色地带中替患者做出“最利于长远生活”的选择，并承受不被理解的孤独。那位年轻病理医生没有报癌，不是因为专业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患者对未来具有正常女性生理功能的渴望。他用职业声誉下了一个赌注。而患者的焦虑与质疑，提醒我们：医生的善意，有时需要大量沟通和时间才能最终被看见。

第三个故事关于底线。主角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口腔科主任刘海英。有一位患者的主治医生是同科室的年轻医生，因为患者投诉，年轻医生请刘海英帮忙处理。患者几年前在这里做了种植牙手术，近期发现牙龈肿痛不适，怀疑是种植牙出了问题，坚持要退钱，三番五次找医院投诉。医生发现，患者的核心诉求不是“治好病”，而是“退钱”。这种思维是将医疗行为等同于商品买卖——我付了几万块，买一个“好牙”，如果牙不好，那就是产品有问题，商家应当退货赔款。

但医疗从来不是商品。即便是最成功的种植牙，也会因为多种因素出现问题。患者不想正确看待问题，而是希望刘海英给她下一个可以退钱的“种植牙失败”的结论。但刘海英的专业判断恰恰否定了这个结论。因此她感到被冒犯，转而用投诉来施压。

如果医生因为害怕投诉就满足患者的无理要求，就会导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结果。刘海英没有被患者的话语激怒，也没有妥协，而是继续给出正确的诊断建议。他用行动表明：你的投诉威胁无法改变医学事实。

不回避、不退让、不情绪化——刘海英用专业和制度做保护盾。他明确告诉患者，如果她坚持认为种植牙有问题，医院有第三方调解机制和专家组可以重新评估。这句话表明医者的底线：患者的诉求可以走正规渠道，但医生不会因为威胁而退缩。这种做法的前提是，刘海英对自己和年轻医生的技术有绝对信心，也对医院的纠纷处理机制的公正性绝对信任。

三个故事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医生成长的完整弧线：从学会“跑两步”的情感共鸣，到敢于在医学判断的灰色地带为患者长远利益承担风险，再到面对恶意威胁时的冷静与坚守。当医者的善意被无视，甚至被威胁时，医生仍然可以选择做正确的事，这才是真正的专业，也只有这样才真正担得起“医者”二字。

一、脚步

若以刘海英所在医院的口腔科为起点，绘出各地患者前来就诊的轨迹便能发现，一条条由奔波脚步串联起的路线，不只覆盖北京本地，更向全国各处延伸铺开。他时常感慨：“患者不辞路途遥远，用脚步投下信任的一票，我们不能辜负每一份信任。”

还没到一点，口腔科所在楼层的走廊里就热闹起来。医生们陆续从办公室走出来。在自助报到机旁，三三两两的患者和家属已在等候。

刘海英看了一眼人群，走到护士站轻声说：“可以开始了。”接着三步并作两步，走进诊室。

刘海英既是口腔科医生，还是同事和患者眼中的“宝藏医生”——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似乎没有他不懂的，从推荐用药到看核磁影像，患者提出的各式问题，如果是他了解的，都会给出恰当的建议。

一位即将做种植牙手术的病人，拿出刚出来的体检结果，问他：“这个行不行？”刘海英翻阅报告，血常规正常，但一项营养相关的指标引起他的注意：“你要注意补钾。”患者惊喜地高声回应：“营养科医生也是这样说的！”

刘海英似乎与病人之间有种天然的亲近感，病人问诊结束后往往爱多和他说几句——

“大夫，我再多问一句。”

“大夫，我这颗牙种完能和之前一样吗？”

刘海英不急不恼。年长患者从外院带来的片子他放在灯箱上，看了又看，比了又比。患者说得似乎很专业，要能吃饭，要降低手术并发症，还要让种下的牙齿用得久、长得牢。这样的患者大多是“老学究”，跑过很多医院，对自己的毛病了如指掌。老学究喜欢从衬衫前襟掏出老花镜，弓起腰，把手撑在诊台上，往前凑着，和刘海英一起读片。

刘海英认为，多为病人考虑一些，就能规避很多冲突。而这种日常与患者面对面打交道的能力，恰恰成了刘海英和口腔科医生们最普遍的日常——

当然，每次的问诊犹如“拆盲盒”，谁也不知道今天会碰上什么病人——

老王88岁，坐轮椅来到口腔科门诊。他刚到诊室，一度让刘海英产生了错觉，这么大年龄，还要种牙？

老人为追求好的生活质量，坚持要做全口种植牙，是女儿陪他来的。

口内情况良好，老人身体状况良好，全口种植在年龄上并不是严格禁忌。在老王和女儿的一再请求下，刘海英答应了。

种植牙手术一切顺利，但因为老人年龄大，刘海英分几次完成手术。种植牙后期的几次治疗中，老人甚至需要女儿和刘海英一起把他抬到牙椅上完成治疗。

老人圆满完成了全口种植牙的所有治疗过程，能正常吃饭，能啃苹果，生活质量提高很多，大家都很满意。作为老人的主治医生，刘海英有时会用老人的故事鼓励其他患者，

口腔种植牙技术早已没有了传统手术的焦灼与惊险。先进的影像筛查、微创的手术术式、成熟的诊疗体系，将术中的风险、术后的不适几乎降到最低。种植牙，与其说是令人惶恐的手术，不如说是一场温柔的修复、一次治愈的新生。

为年近90岁的老人做全口种植牙手术，刘海英承担了术中麻醉、出血、窦腔损伤等高风险，手术成功，患者预后良好，这本是他作为医者的高光时刻。

但故事的结局并非皆大欢喜。

有一天，刘海英接到了老人女儿的电话。留电话，这是刘海英为老人开的一个“口子”。他极少给病人或家属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为避嫌，也是为保护自己。在医院，每个科室护士站都有固定电话，预约复查都由护士站转达，但老人年事已高，联络不便，刘海英心软了。

“刘主任，我父亲去世了。但，有个事情想请您帮忙。”刘海英一激灵，忙完上午的门诊，他刚想躺下休息一会儿。

老人女儿的话里有些迟疑。听筒那边，是沉默良久的呼吸声——

“您说。”

“刘主任，能不能请您给我作个证。我父亲在做种植牙手术和治疗的前后，都是我陪他来的。您没见过我的哥哥、弟弟吧？”

“没有。”

对方长舒一口气。“我们现在在打财产分割官司，律师说，要拿到照顾父亲更多的证据。我陪父亲来那么多次，您记得吧？”

“我记得，可以作证。”

刘海英见过很多不同类型的病人，有因为害怕拔牙极度紧张，打完麻药就晕倒的；也有担心拔完智齿伤到神经，导致脸麻的；还有高龄或身怀六甲，因为智齿严重发炎来到医院请求“拆弹”的；还有厉声威胁刘海英，再不处理好牙齿问题，马上打电话投诉的。但这次的“盲盒”前所未有，需要刘海英接法院电话帮忙作证，解决家庭纠纷。他决定站出来，不仅作为医者，更是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大学时，刘海英的专业是颌面外科，听上去精深晦涩，但这是最贴近百姓疾苦的一桩事：微创拔牙、精准除患，以最安全、轻柔的方式，为每一颗病变患牙画上圆满的句点。

一代代口腔科医者躬身求索，在方寸之间反复打磨技艺，只为让嘴里的治疗，少几分痛楚与风险，多几分稳妥与安心。

求学岁月里，恩师曾与刘海英闲谈，说自己行医一生，拔除的病患牙齿堆积如山，两个壮年小伙都难以搬动。彼时的刘海英年轻气盛，心中带着几分懵懂与疑虑，觉得这般景象太过震撼。可他博士毕业后踏入临床一线，十余载春秋倏忽而过，他亲手拔除的牙齿，已累计万余。经年累月的执刀，让昔日恩师的所言景象，有了最真切的印证。

精湛的医术，一颗热忱的心，让刘海英成了患者心中温暖的存在。结束“战斗”的患者走出诊室，嘴里还咬着棉卷，便迫不及待地向诊室外心绪不宁的“战友们”夸赞——

“别看刘医生年纪轻，医术真是了得！”

“别处一小时都拔不掉的牙，他10分钟就办妥了！”

口腔临床，似乎很少经历什么争分夺秒的大事，所有疗愈都在齿间，藏于细微。一次次精准施术，一次次缓解痛楚，一次次抚慰患者，无数个释然的微笑、舒展的眉眼，拼凑成刘海英十几年行医路上最温暖的风景。

如果说，患者为一颗牙而奔赴千里是信任；那么，患者为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而长途跋涉，更是医者无可推卸的重托。张建对这种带着重托的脚步声十分熟悉。那是诊室外青年夫妻踱来踱去的焦急，是诊室内中年夫妇互相打气的紧张，甚至还有走投无路的患者双膝跪地的祝祷。

在首都儿科研究所（简称“儿研所”）胎儿医学中心，张建是那根“定海神针”。

大概10年前，如果在产检B超中发现胎儿存在结构异常，孕妇、产科医生都很困惑，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不行”，让孕妇直接别要了，医生也不担责任；一个是“完全行”，先生下来，如果出了问题再做手术。

那时我国的胎儿医学尚未成体系，基层医生看不懂胎儿的结构畸形，三甲医院的产科医生说不明白病情，孕妇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壁。这些是张建当时每天面对的现实。

来到张建的诊室，很多人都会收起眼泪。大家早已知道答案，来此之前，他们大多经历过一些惊心动魄的瞬间——

“孩子有问题，不能要了。”这是毫无置疑的否定。

“八成有问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尽快做决定。”这是不容乐观的模棱两可。

所有人来这里，几乎都是为寻求一个权威的一锤定音。

对产科医生来说，张建的意见也至关重要。他们需要一个能依据影像检查给出准确诊断和对预后做出综合分析并提供解决方案的医生。再往后，很多产科医生知道了张建的故事，他们甚至会在病历本或报告单上写下几个字：找儿研所张建。有从北京协和医院来的病人，电子病历上直接写着：“建议儿研所张建所长会诊。”

很多人在见到张建之前，并不知道他是儿研所所长。到了后才发现，面前这个黝黑的汉子是医院的最高管理者，但讲的话却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很多患者认为没白来。

在这里，不少对检查结果感到困惑的孕妇找到了答案。有的孕妇人在外地来不了北京，托朋友把片子带给张建，到了诊室打开免提，可以直接交流。在线上互联网软件上，张建还会每天定点回复患者的提问。

尽管热度很高，但张建的号价格一直很亲民。同级别专家特需门诊挂号费大多在800至1000元，张建的门诊是500元，很多年都没变过。有人建议他把价格适当调高一些，但张建想的是如何让更多孕妇得到帮助。

胎儿医学中心背后是一个完整的团队，一个运转了十多年的成熟体系。

团队核心成员是张建和马丽霜。新生儿外科、转运团队都是体系里的一部分。团队每天分两组值班，每组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全天候待命。无论哪家助产机构只要有需要立即救治的危重症新生儿，儿研所团队的救护车在8 分钟内就会发车。

这样的转运工作几乎每天都有。平均一天两三例，一年下来大概有七八百例。患儿里有一部分是先天性结构畸形等外科疾病，大约三分之二都是内科疾病，常见的有新生儿肺炎、窒息、缺血缺氧性脑病等。张建说，这套救治模式行之有效，得到了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关注和支持。随着工作推进，北京市新生儿死亡率持续降低，大家的付出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

有外地患儿家属说，“孩子交到张大夫手上，后续所有事都无须我们操心。”遇到疑难病例时，团队会直接对接核磁室、超声科共同研判，打消家属的顾虑。

虽然儿研所的胎儿医学中心做得有声有色，但当下全国胎儿医学领域现状不容乐观。首当其冲的，便是行业秩序混乱、操作缺乏统一规范，各地开展相关工作各行其是，国家层面至今尚未出台对应的行业准则。

目前该领域尚无统一的执业标准。从事相关工作需具备产前诊断资质，张建所持执业医师证书标注为“产前诊断（儿科）”，执业范围仅针对胎儿结构畸形，并不涉及孕妇遗传代谢、基因染色体等相关诊疗。

行业的矛盾也正源于此：手握产前诊断资质的多为专攻遗传代谢的医师，并不擅长研判胎儿结构异常问题；而擅长矫治结构畸形的小儿外科医生，又大多不具备产前诊断资质。究其原因，获取该资质的硬性要求是医院同时具备助产与产前诊断机构资质，而儿研所是一所儿科医疗机构显然不能满足这一条件。

面对现实困境，团队找准了清晰的定位，巧妙规避了合规风险，即不开展产前诊断，只提供胎儿医学咨询。“儿科医生为胎儿相关问题提供专业咨询，本就是我们的专业，这一模式在国外已运行多年，也不触碰法律红线。咨询仅供参考，选择权始终在患者手中。”张建说。

身为一名外科医生，张建对医者的职责与价值，有着独到且深刻的思考。

“我多年在外科工作，一直摒弃一种误区：有些医者一味追求手术技法的极致，就像工匠打造一把椅子，做工精巧、外形完美，却忽略了使用者的真实体验。椅子终究是为人所用的器具，而非仅供观赏的工艺品，倘若坐得并不舒适，再精湛的工艺也失去了意义。”

张建以“漏斗胸手术”为例进一步阐释：这类手术术后胸廓外观即刻恢复平整，视觉效果立竿见影，往往最容易获得家属认可。可不少医者只追求表面效果，忽略了内部诊疗的实际情况。反观部分手术，即便操作规范、流程严谨，却没能切实改善患儿状况，这样的治疗便失去了原本的价值。

“不少医生会陷入误区，执着于把手术做成可供观摩的范本，技艺堪称典范，可患者却感受不到实际改善。”张建告诉学生，“患者从来不是展示医术的载体，更不是练习技术的对象。行医从医，必须把患者的切身感受与实际获益放在首位。”

北京多家医院都开办小儿心脏外科治疗各类小儿先心病，同行们也时常善意提醒张建：“老张，与小儿先心病相关的胎儿咨询你尽量不要涉足。一旦接手并进行咨询，从事小儿心脏外科的同行便难以开展工作了。”

这番劝诫背后，是行业现实：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费用不菲，部分复杂心脏结构畸形病例虽术后可以达到生存目标，但患儿远期生活质量却未必理想。或许家长听闻病症后会选择终止妊娠，倘若如此，专攻此类手术的科室与医师便会失去业务支撑。考量再三，张建便与同行达成默契，恪守彼此的诊疗边界。

可新的矛盾也随之而来。将这些患有复杂心脏结构畸形的胎儿转诊至对口专科医院后，部分胎儿出生后的外科手术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不仅推高了新生儿死亡风险，若患儿后续生活质量不佳，也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无端消耗。

在团队建设上，张建有着独到的想法。他格外看重资深医者的价值，特意将院内到龄退休的专家悉数返聘，让前辈们继续深耕岗位、发挥余热。

新生儿外科主任马丽霜便是如此。张建邀请她回院担任新生儿外科首席专家，一聘便是三年。在他看来，医者年过花甲，正是经验、精力兼备的黄金时期，家庭琐事也已安定。若是公立医院就此放手，这些骨干人才往往会被民营机构招揽，很难继续发挥学术引领作用。“60岁正是干事的好年纪，理应让他们退而不休，继续在擅长的领域为儿童健康事业发光发热。”

张建常说，胎儿医学的社会影响范围很窄，很小众。“只有干产科的人知道它的重大意义。胎儿医学需求极其特定，其服务对象必须是怀孕的孕妇，而且是胎儿有毛病的。没毛病的，人家也不关心这事儿。”但这个特定的人群，需要一盏灯。张建和他的团队，正努力让这盏灯更持久地亮着。

如今，这支团队在相关领域已然收获北京乃至全国业界的广泛认可。天南海北的患者慕名而来，那些在别处被判“希望渺茫”的小生命，在这里得到专业严谨的医学研判、温柔妥帖的人文照拂，更寻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救治之路。

张建的从医之路，曾经历专业方向的重大转型，其间不乏质疑与不解。从北京妇产医院到首都儿科研究所，从孤身探索到聚力成队，当他带领团队走到更高的位置，那些不同的声音仿佛听不到了。

经年累月直面病患，张建淬炼出独有的临床直觉，这是书本理论无法赋予的核心能力，亦是一名优秀医者日积月累的行医底蕴。经验老到的临床医生，往往只需望一眼患儿神态、简单问询病史、完成基础检查，心中便能对病情做到基本判断。

早年在儿科神经外科，张建见过无数被病痛折磨的孩子。头痛、呕吐、肢体行动异常，这些看似寻常的表象之下，时常潜藏着致命危机。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诉说孩子口角歪斜、口角流涎、精神萎靡，单凭这些细节，张建便会立刻提高警惕，高度怀疑颅内占位性病变；还有孩童突发视物重影、视觉异常，他也能迅速判断，这多半是颅内肿瘤压迫神经所致。这些精准的判断，皆源于日复一日、成千上万例接诊沉淀出的敏锐洞察力。

教科书上，将头痛、恶心、呕吐列为颅内占位病变三大典型症状，可真实的临床诊疗中，三类症状同时出现的患儿少之又少。不少孩子只是普通神经性头痛、感冒不适，并非凶险的颅内肿瘤。倘若一味照本宣科，不仅极易造成误诊，还会无端加剧家属的焦虑。而经验丰富的医生，总能从蛛丝马迹中分辨病症差异，从孩童的神情、动作、眼神里捕捉危险信号，再借助影像检查佐证判断，屡屡精准揪出病因。

行医途中，张建也常会遇到一类患者家属：身体稍有不适，便先在网络上查阅资料、自行对号入座，越查越是惶恐，就诊时更是直言早已“确诊”病症。此情此景，总让他感慨万千。既然依托网络便能自我判断，又何须专程前来问诊？

张建始终认为，AI永远无法替代面对面的诊疗，机器永远无法代替真正的医者温度。冰冷的算法不会像他那样俯身倾听患者的忐忑不安，轻声给予患者宽慰与鼓励，诊断上也更加刻板机械，只能依托数据模板给出标准化结论，体察不到病人言语之下藏着的焦虑、隐忍与脆弱。

医生的可贵从不止于看懂检查报告，更是握住颤抖手掌时传递的安心，是读懂患者欲言又止背后的难处，是根据每个人的家庭处境、心理状态灵活调整诊疗方案；而AI只能局限于冰冷的数值对比，缺少共情的柔软，不懂权衡人情轻重，更做不到在病痛之外，为患者撑起一份精神上的支撑。器械能精准测算病灶，却丈量不出人心疾苦，这份独属于医者的温情与共情，是人工智能永远复刻不了的内核。

图为北京丰台医院中医科吕尤何父亲共同出诊。

二、谜题

坐在这个窗口前等待的人，大多心里已经有数——要么病情不容乐观，需要后续进一步治疗；要么已是辗转全国多家医院，最终来到这里，只为求一个更确切的答案。

他们都在等待一张病理报告单，等待一行字，一个可能改写命运的答案。

有人在原地一圈圈踱步，脚步急促，像是在和看不见的时间较劲。

有人僵直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攥在一起，指节泛白，目光放空，却又时刻留意着窗口里的一丝声响。

没有喧哗，没有哭喊，只有空气里沉沉的静——窗口里的时间都像放慢了脚步。所有人的眼神，都紧紧贴在那扇小小的窗口上，谁也不多说，仿佛一开口，就会打碎悬在半空中仅存的希望。

几位男士在窗口前踱步。

“出结果了吗？”

“嘘，没呢。”两人拿手半挡着脸，声音极低，生怕站在一旁的老人听到。

他们之中，以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居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几乎是全国这类疾病病理诊断最权威的医院，患者间多是互相推荐。

在这片清冷又紧绷的空气里，王雷明见过太多让人心里发沉的瞬间。

一位来自河南的老人，千里迢迢替儿媳来会诊。儿媳患上脑部肿瘤，家中清贫，连住处都没有。老人独自一人带着铺盖卷，坐夜车赶来，随身揣着馒头干粮，晚上睡在医院走廊里等结果。王雷明和科里的同事想帮衬一把，给他钱执意不肯收，后来大家尽力为他减免费用，可即便如此，后续漫长的治疗，依旧是这个家庭难以承受的重担。恶性肿瘤的宣判，常常只剩下无奈，无力又心酸。

疾病从不会挑选年龄，一岁的幼童、五六岁的孩子、十几岁的少年，甚至刚结婚的年轻人，都可能被脑部肿瘤缠上。

如果说老年人确诊胶质母细胞瘤这类恶性肿瘤时，家庭与自身尚能多一分心理准备；可一旦是年幼的孩子患病，几乎所有家长都会陷入崩溃边缘。即使结果已定，但做父母的总不愿意放弃。即便医学能给精确的诊断，却给不了父母甘心的理由，每当这时，王雷明总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

等候区的清冷与压抑，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可也正是在这片近乎凝固的紧张里，偶尔透出的光，才格外动人。有人在外院被宣判为高度恶性肿瘤，几乎陷入绝境，来到北京宣武医院病理科会诊后，却被修正为相对温和的类型，近乎重获新生。

王雷明在跟着老主任时，遇到过一个26岁的患者。小伙子因癫痫发作，在外院被诊断为胶质母细胞瘤，已经接受了一次化疗，原本要继续激进的放化疗。可临床医生总觉不妥，送来会诊。反复比对形态、结合分子病理，他们发现，这并非凶险的胶质母细胞瘤，而是一种当时尚不被广泛认识的新型肿瘤，属于一级，病情相对较轻。

手术切除干净后，无须放化疗。从2017年至今，医生一直对他保持随访，小伙子平安无恙。倘若不是这一纸精准的病理诊断，他不知还要承受多少无谓的放化疗，人生或许早是另一番模样。

病理科的等候区依旧清冷，紧张依旧常在。

小小的窗口内外，一边是煎熬的等待，一边是分毫必较的坚守。有人在这里咽下生活的苦与无奈，也有人在这里重新拾起活下去的光。

一张切片，一次会诊，一句诊断，轻如纸张，却重过生命。

窗口里，推开门，再往深处走，王雷明和十几位同事奋战在这二层小楼里。

做医生12年，王雷明一直记着老主任的那句话：“我们看的是切片，但心里要揣着病人。”

病理医生的工作，是透过显微镜观察手术切下的组织器官，分辨炎症与肿瘤的细微差别。这份判断，不仅要结合影像与症状，更要依靠最真实的细胞形态，而其中最核心的依据，便是准确识别病变的组织结构与细胞形态，这也是一名优秀病理医生最扎实的基本功。

人们口中肿瘤“长得凶恶、恶性程度高”，在病理视角下，指的是细胞的异型性：细胞形态千奇百怪，与正常细胞差异巨大，看上去“凶神恶煞”。但经验丰富的病理医生，最先关注的并非恶性高低，而是肿瘤的“来源”：肿瘤是否由原本的组织演变而来。

例如脑部的胶质瘤，即便发生恶变，依旧能看出它呈现胶质细胞形态；若形态与胶质细胞相去甚远，则可能是其他器官的肿瘤转移至脑部。颅内肿瘤能够先区分脑实质内还是脑实质外，再结合患者年龄和影像资料诊断的准确度便已达到 50% 以上，此后再判断级别与恶性程度以及分子改变，才是后续的工作。临床上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转移至颅内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便形态极易混淆，病理医生也能从细微的形态线索及免疫组织化学标记中准确分辨。

不同类型的癌症，在显微镜下有着截然不同的模样。

腺癌会模仿正常腺体结构，细胞围成一圈形成腔隙，如同一个个花环，这是它标志性的腺腔样形态。

鳞状细胞癌则不形成腺腔，会呈现出一层一层、如同鱼鳞般的排列方式，与皮肤、食管表面的鳞状上皮结构相似，与腺癌形态区别鲜明。

发生在胃部的印戒细胞癌更为特殊：细胞内充满黏液，将细胞核挤向一侧，形态酷似一枚戒指，这类肿瘤恶性程度高，预后也相对较差。

王雷明对病变的描述，既严谨又形象。

肉眼观察手术标本时：肠道、宫颈等处的肿瘤表面凹凸不平，形似我们日常食用的菜花，便称为菜花样；

突起较轻微、偏良性的病变，如同小乳头或息肉，称作乳头样或息肉样；

肺结核切除后的病灶，质地与干奶酪十分相近，因此被称为干酪样改变。

在显微镜下，脑部肿瘤细胞常排列成菊形团、假菊形团等结构，这些名称由国外学者命名，经中文翻译后，多了一层人文温度。

从识别肿瘤位置、判断手术切缘是否干净、检查淋巴结有无转移，到显微镜下区分细胞类型、辨别原发与转移、使用新的技术寻找诊断标记物及治疗靶点，病理医生始终在形态对比中寻找真相。“我们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组织，而是背后活生生的人，是一个个家庭的希望。良性还是恶性，早期还是晚期，分型是什么，预后怎么样，每一个字，都重如千钧。”一张薄薄的玻片，一句简短的诊断，决定着患者的治疗方案、生存几率，甚至一生的走向。

三、选择

“安如，我送你一份礼物，就在你的桌子上。”

这是韩安如在北欧的第四年。博士学业即将落幕，数年异乡漂泊眼看就要画上句号。这条来自导师的消息，让她十分好奇。

她走到桌前，翻开那份文件，心底骤然掀起巨浪。那是一纸5年固定工作合同。在极少给出长期稳定合约的北欧，5年聘约堪称行业顶级认可，是很多人一生都求之不得的避风港，更何况是给一个外国人。

彼时，她的儿子早已适应此地生活，入读当地名校，家庭、前途和孩子的学业，所有在海外居住的条件似乎已经齐备。可指尖落在手机输入框，韩安如最终发送了这样一句坚定的答复：“老师，对不起，我要回国了。”

无影灯下，韩安如的丈夫张洪武在进行他在北欧的最后一台手术。器械碰撞的轻响回荡在密闭空间，并肩手术的外籍医生看着即将远行的同伴，以看似轻松的玩笑，藏着惋惜与隐晦的试探，打破了沉寂：“张，你真的要回国吗？你要回了，就再也喝不到我们醇厚的红酒，吃不到海里鲜活肥美的三文鱼了。”

一句随口的闲谈里，掩不住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张洪武手术动作分毫未乱，神色平静，云淡风轻地回应道：“是的，我要回去。以后，你们也只能用美国的大麦酿啤酒了。”

玩笑落下，手术室陷入沉默。

一边是看似安稳的前程，一边是义无反顾的归途。远在中国的导师的劝导言犹在耳：“洪武，你应该回来，这里有你施展拳脚的天地。”

在这座北欧心脏移植中心，数年间，张洪武与这里的医疗团队已磨合出无须多言的默契。在无数台争分夺秒的心脏手术里，他们并肩从死神手中抢回生命。在漫漫长夜里，他们结下了医者之间最珍贵的友谊。

也正因这份深厚的情谊，得知他决意归国，整个团队始终不肯放弃，一致挽留。平日里一同站上手术台作战的同事，一次次恳切相劝，语气里满是不舍与惋惜。

“张，留下来吧。我们需要你。希望你能一直留在团队，和我们一起深耕心脏外科，救治更多病人。”

面对众人恳切的挽留，张洪武只是轻轻摇头，语气坚定地说：“谢谢大家，但我必须回到我的祖国，那里有我的亲人和同胞。”

离别前夜，团队特意为他举办了送别聚餐，喧嚣散尽，只剩科室负责人与他两人相对而坐。昏暗的灯光下褪去职场所有客套，这位一直庇护着他的领导，终于说出了埋藏心底许久的隐秘。一段无人知晓的暗流在此刻被彻底摊开。

“张，有一件事，瞒了你3年。”负责人端着酒杯，神色沉重，带着无奈缓缓开口，“从你加入我们团队开始，就有人一直在给医院和我本人发匿名举报信，恶意造谣抹黑，污蔑我们科室非法倒卖人体器官。”

他顿了顿，长叹一声，道出了这份沉默的守护：“我个人从不在意这些无端的诋毁与污蔑，可这些恶意指控，一次次冲击医院的声誉，给科室带来了不小的舆论压力与核查麻烦。

“但从头到尾，我们都选择相信你，没有向你透露过半分风声，怕你受到一丝干扰，耽误你的临床手术与科研工作。”

张洪武这时才明白，自己在此安稳行医、潜心手术的每一日，背后藏着怎样凶险的暗流。

一边是同行的诚意挽留，一边是心底无法割舍的家国。张洪武归国的决心愈加坚定。

儿子不知何时已经长高，眉眼间愈发像父亲。偶尔从手术日程里抽出身来时，张洪武望着儿子安静的侧脸，总会恍惚想起那些年，一家三口刚来北欧的日子。

妻子韩安如学的是临床医学，毕业时想考事业单位，苦于没有细分专业方向，不知该填报何种岗位。于是，她把报志愿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男朋友张洪武。

避开热门岗位，报考无人问津的冷门专业，上岸概率最大。张洪武为她填报了老家的一所皮肤病医院。

韩安如果然被顺利录取。

科室需要医护人员周末值班，皮肤病人需要定时打针换药，韩安如主动包揽了大部分的周末值班工作。从此，只要张洪武有时间，周末一定是在往返北京和老家的高速路上。只为接送韩安如上下班，陪她度过值班的时间。

入职不到一年，因长期身处传染病病房，韩安如身体出现不适，需要排查病毒感染风险。万幸，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虚惊一场。可那近一年的见闻，还是让她刻骨铭心。

她见过太多被命运碾碎的人生：有的病人因为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肢体永久畸形。有的病人最后被家庭彻底抛弃，孤苦无依。当然，也有不少温情时刻。在这间小小的病房里，她看到了人间冷暖，体味了世态炎凉。

这段直面生死、考验人性的工作经历，让韩安如开始对移植免疫方向产生兴趣。

那段时间，医院从北欧请来一位深耕肾脏移植的国际专家作学术报告。他十分欣赏韩安如的基本功与科研态度，主动向她抛出前往北欧医学院读博的橄榄枝。

读博期间，韩安如怀孕了。2016年，她回国生下儿子。在给儿子攒下一个月的母乳后，她便将儿子留在老家，给姥姥、姥爷照顾，自己飞回北欧继续攻读学位。张洪武在北京工作，自此，一家三人分隔三地。

“你考虑一下，可以申请来北欧工作。儿子大了，我们三人在三个地方，也不利于孩子成长。”

每次回国，韩安如望着躲在老人身后，对自己怯生生的儿子，便心生愧疚。她想尽快把儿子接到自己身边照顾，思考再三，给张洪武发了一条信息。

儿子随时可以过来，但张洪武在此地工作谈何容易。为了团聚，张洪武开始申请北欧行医执照。2019年，他顺利申请了国家公派留学，原本计划带儿子一同赴北欧，彻底结束三地分居的生活。可当地私立幼儿园费用实在高昂。

转机出现在公派留学行前培训。张洪武在参加培训时，无意间看到会场张贴的北欧政府奖学金宣讲通知。他递交了全部申请材料，意外获批6个月全额奖学金，这笔经费额度，相当于国家公派一年的资助标准。北欧驻华使馆又主动建议他申请另一奖学金。他申请后再度成功获批。两笔奖学金叠加，基本可以解决一家人在海外生活与育儿的经济压力。

虽然跨过了异国行医的第一道难关，前面依旧困难重重。长久以来，北欧医学界对亚裔外科医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业内一直流传着这样的嘲讽：亚洲外科医生站上手术台，隔着口罩只会重复机械生硬的手术指令：cut、cut，sew、sew（剪断、剪断，缝、缝）。想要拿到北欧执业医师认证，外语成绩是硬门槛，仅0.5分的差距，便足以击碎他海外行医的期许。

那段被语言考试折磨的时光里，唯有人间烟火，能稍稍抚平他内心的焦灼。彼时，韩安如已完成博士毕业论文撰写，卸下繁重的科研压力，在异国出租屋里，她经常烙制充满家乡味道的韭菜合子。面香混着韭菜独有的鲜香，香气溢满小屋，平淡的家常滋味，成了张洪武困顿日子里最好的慰藉。时隔多年，他依旧清晰记得那一口热气腾腾的韭菜合子的滋味。

通过了语言大关，临床行医的前路依旧崎岖。北欧医疗体系划分明晰，分为临床医院与医学基础研究中心，张洪武最初入职楼上的科研中心，追随一位发表过Nature顶刊论文的导师深耕心脏基础研究。可日复一日脱离手术室、远离真实病患的实验工作，终究让身为外科医生的他倍感空虚。纯理论科研，无法安放他想要站上手术台救人的初心，他迫切想要回归一线临床。

他先给当地知名心脏专科医院投递简历，却迎面撞上赤裸裸的种族偏见。对方对国内临床伦理充满无端的猜忌，全程态度冷淡。张洪武的求职之路初次碰壁。陷入瓶颈之际，韩安如的师兄给出破局良方：绕过层层人事壁垒，直接发邮件给一线临床科室负责人。循着这条路径，张洪武顺利拿下当地三甲医院临床岗位，最终走进了这家心脏外科临床平台的大门。

北欧的职场规则，契合了韩安如对家庭规划的期许。如果家中有事，同事往往会让她去照顾家里，暂时放下工作。张洪武的一位当地同事是一名生育三胎的母亲，依旧坚守主刀岗位，科室默许她每天早上例会迟到一会儿，无人苛责她。

这样的自由让韩安如想起了小时候。父母同为医务工作者，永远把临床和管理工作放在第一位。从小到大，父母缺席过不少她重要的成长时刻：军训时气温骤降，很多家长纷纷送来厚衣物，她反复拨打父母BP机，始终无人接听，晚上她只好盖着薄被蜷缩一团；初中时，她拖着小小的行李箱倒数趟公交回家，屋内漆黑一片，冷灶无温，只有她孤身一人；就连万家团圆的春节，她也常常自己在姥姥家度过，因为父母会加班，把团圆的机会让给别人。

童年时父母的缺席与孤独，让韩安如立下誓言：绝不让儿子重复自己的人生。

在北欧，张洪武接诊的心脏病人大多是老年退行性心脏病变，瓣膜修复手术难度低、预后效果好，手术压力较小；而国内有大批青壮年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病情复杂、手术风险极高，大量病患缺少外科医生救治，医疗缺口巨大。

虽然身在国外，张洪武始终以国内的众多患者为念。有一位华裔心外科泰斗被他视为精神标杆。这位享誉全球的心脏外科先驱，成功主持当地首例心脏移植手术。他做过200多次这类手术，其中包括20多次难度极高的心肺同时移植手术，成功率稳居世界前列。除了心脏移植，他还擅长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成功率达99%。获得无数国家级荣誉，始终心系国内心外科发展，早年手把手带教大批国内赴北欧进修医生，助力中国心脏外科起步。前辈的家国情怀，一直影响着张洪武。

乡愁、家庭与医者的使命，层层叠加在一起，最终促成了张洪武和韩安如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

2022年，一家人告别北欧，踏上归国航班。

曾经在北欧学校穿着精致礼服的儿子，进入国内管理颇为严格的小学，统一短发、蓝白校服、红领巾与标准队礼，两张照片并排摆在手机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童年。韩安如将照片发给张洪武：“就是你选择回国，儿子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语气里颇有埋怨。

寥寥数语，让张洪武久久无言。他不后悔归国的选择，却也无法回避，似乎是自己夺走了儿子松弛的童年。但他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

儿子生日当天，张洪武接到医院通知会诊，他不顾韩安如阻拦，执意赶回医院。

“能不能为孩子请一次假？”

“情况紧急，我尽量早回。”张洪武甩下一句话就转身走了。

这一幕戳中韩安如的童年伤疤，长久积压的情绪彻底崩溃大哭。她想要的不是让丈夫放弃事业，只是不想孩子和自己一样，在爱的缺失中长大。

归国之后，北欧海边的潮汐泳池、闲看游鱼的时光逐渐离他远去。张洪武很快适应了国内的节奏，他觉得，这是一种更为充实、更有意义的人生。

他想把所学本领尽快用于国内临床，尽量帮助更多亟须救治的患者。很多个周末，张洪武坚守在手术台。某个周六，他接连完成两台心脏搭桥手术，下午4点，助手着手收尾关胸缝合工作，他终于得以抽身，躺在休息室的床榻上小憩片刻。连日紧绷的神经骤然放空，恍惚之间，思绪不由自主飘回北欧，那也是一个周六午后——

没有手术日程，他带着孩子在北欧海边捡拾石块，围砌一方小小的天然泳池，借潮起潮落的自然之力，让池水自行流转。纵身入海，海水包裹周身，鱼群穿梭身侧，自在游弋，那样的生活，自在且松弛。

两处截然不同的人生，在同一个黄昏无声相撞。回国的第一年，张洪武单人完成150台心脏手术，而他北欧的老师，全年手术量也仅有80余台。圣诞节，张洪武给国外的老师发信息祝贺。老师得知他的手术数据后，发来一句直白的喟叹：No life（没有生活）。

刚入学时，张洪武是这所知名医科大学外科系统统考第一名。师兄告诉他：“历来外科榜首多选择了神经外科。”唯有张洪武逆势而行，选择了以苦累著称、体力要求极高的心外科，师兄笑着感叹：“你可能选错赛道了。”

而如今，新生代医学生的选择，更让张洪武满心落差。一位学生在本科阶段跟随他完成心脏瓣膜科研、参与实验与临床随访，最终顺利产出并发表SCI论文，是难得踏实肯干、又熟悉心外科科研与临床逻辑的医生苗子。

起初，这名学生意志笃定，一心想要报考心外科专硕，要追随张洪武学习心外科。可考试当日，他突发高烧，没有参加面试。得知消息的张洪武满心惋惜，格外爱惜他的这份难得的向学之心，特意主动留意招生补录名额，暗自盘算着为这名优秀学子争取补录资格，不想错失一块学医的人才。

可后续教育处工作人员传来的消息，却让张洪武良久失语。原来，这名学生自始至终，都未曾在心外科志愿栏上写下名字，他第一志愿填报的是清闲安稳、无须急诊夜班、后期可转型医美的皮肤科。

后来，他主动回头问询心外科名额，只是因为皮肤科招生名额已满、不予录取，无路可退之下，才将心外科当作备选的退路。

张洪武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最终落定在桌角那沓厚厚的手术排单上。纸面上密密麻麻排满了未来一周的手术日程，可这不是全部。心外科的急诊永远不打招呼，危重病患随时可能被推到手术室门口。心外科大夫的步履永远匆忙。日落时分，能不能脱下手术衣，深夜能不能安睡一夜，从来都由不得自己。

他能理解年轻人的选择，有的科室基本无病房值守，远离生死急救，作息规律体面，而且可能收入可观。而心外科常年与生死博弈，一台手术动辄数小时，夜班急诊家常便饭，耗尽体力与心力，是医学界公认的苦累学科。

选择回国，张洪武和韩安如并未后悔。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病人通过他们亲手治疗，获得了新生，家属的千恩万谢里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成就感。他们看到，儿子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越来越受欢迎，笑脸也多了起来。

海外有红酒、三文鱼，有看似轻松的职场，有看上去光鲜亮丽的人生，但在那里，张洪武感到空虚。他想明白了，因为那不过是为了一己的享乐和体面。故土有需要救治的病患，有日渐年迈的双亲，有熟悉的土地与山川，也有医者不可推卸的使命。

图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病理科王雷明正指导学生进行病理标本取材

四、继承

故事要从吕尤的童年说起。她生于中医世家，父亲一生坐诊行医，一间祖传的中药诊室，铺满了她从小到大所有的时光。别的孩子盼着假期结伴嬉闹，她却没有半日清闲，整日守在药库与诊室里打下手：分拣饮片、为患者量血压、测量体温。吕尤总笑着打趣，年少日积月累练出的基本功，足够胜任半个护士的活儿。平日里写作业，她便伏在药房一隅的桌案上，十里八乡前来寻医的乡亲，几乎人人都认得这个守在药铺里的小姑娘。

这间古朴诊室，根基源自吕尤的祖父，最早是一栋矗立百年的青砖老屋。后来为拓宽诊疗规模，全家将诊所迁至同一条街临街的楼房，也就是如今世代行医的地方。随着父亲的医术声名远扬，求诊之人早已不止周边村镇，外省病患络绎不绝，更有跨越山海而来的海外患者，韩国、美国、法国等地皆有。年少的吕尤见过形形色色的异国面孔：一对移民法国的吉林夫妻，多年备孕无果，专程归国寻方；白皮肤、浅棕肤色的访客往来不断，甚至还有千里奔赴而来的非洲求医者。

吕尤的父亲生于1962年，虽已年过花甲，却不见丝毫颓态，身形硬朗，精神矍铄，开口声如洪钟。他毕生潜心钻研方药，吕尤幼时，常伴他左右采药、切药、晾晒药材。在她模糊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的心思全然系在病患与药方之上，几乎抽不出闲暇陪她出门游玩。

在当地，这家诊所承担着社区卫生室的职能，人手素来紧缺，仅有吕尤父母与一名配药护士三人支撑，终日忙得脚不沾地。每位患者的问诊都细致绵长，单人次诊疗便要四十分钟。问诊结束，父亲常会亲手熬制汤药，待患者取药时，逐条细致交代服药细则。即便搭配调理的雌孕激素类西药，他也会清晰划分服用节点，明确告知雌激素、孕激素各自的服用时段，避免服药紊乱。

除此之外，他还会依据每个人的体质定制调养方案：寒湿体质者叮嘱忌口生冷、油腻之物，每周坚持三到四次运动，每次半小时至四十分钟，以周身微微出汗为宜；配套调理的泡脚方，都会备好印制提示卡，清晰标注所有养护禁忌。

针对每一位前来调理的女性患者，父亲都会单独建立手写病历档案，一笔一画翔实记录月经来潮时间、周期长短、经量与经色，同步留存既往用药、各类外治方案记录，还会在病案上手绘标记区分病情轻重，统一编号规整收纳。经年累月，厚厚的病历摞起数大堆，既是复诊调方的依据，也是他数十年行医最珍贵的病案积累。

自小浸在药铺耳濡目染，吕尤虽日日跟着父亲识药问诊，终究只是零散的见闻，未曾接受系统规范的医学训练。父亲心里清楚，若女儿日后要走行医之路、扎根临床，唯有走入专业院校深造。

可填报志愿那年，吕尤满心抵触学医。从小到大，她亲眼见过父母行医的万般辛劳：全年无休，三餐从来不得安稳，常有患者推门问诊，顾不得刚端上桌的饭菜。东北冬日天寒，饭菜稍放片刻便凉透，父母常常扒几口冷饭，又转身投入诊疗。少年时的她早已暗下决心，向父母直言，此生“一不学医，二不当老师”。兜兜转转，填报志愿之际，她终究顺从家人期许，选择踏上学医之路。

那时的吕尤总认定，一旦披上白衣，便要复刻父母日夜奔忙、无暇喘息的生活。父亲看穿她心底的顾虑，缓缓开导：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才能进入正规公立医院，拥有规律的作息与完整假期；相较于个体诊所，医院平台更广，更受大众敬重。更重要的是，经过系统化的医学培育，她能救治更多求诊之人，成全无数家庭求子的心愿，这便是从祖父那一辈起，家族世代坚守行医的初心。

踏入大学校园后，吕尤渐渐褪去心中抗拒，愈发沉醉于医学之道，尤其偏爱中医妇科学。她算不上传统意义上埋头苦读的学霸，平日文化课成绩平平，唯独中医妇科专业课一举拿下年级第一，仿佛一朝打通脉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命所向。她慢慢明白，行医，原是刻在自己骨血里的归宿。

2014年，吕尤自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本可留在省内省中医院安稳从业，在小姨的一番劝说下，她决意离开故土，只身前往北京闯荡。

初到京城求职，一段难熬的岁月就此开启。北方的春光素来短促，那一年的春天，却在吕尤的感知里格外漫长。她寄居在亲戚家中，一只行李箱辗转奔走北京各区县，一心投递各家医院的岗位，一次次面试，换来的皆是落空的消息。

应聘怀柔中医院时，考场之中高下立见：除她与另一名天津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其余11名应聘者均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本土学子，是院方眼中根正苗红的“科班出身”，人人手握导师亲笔推荐信，唯有她孤身一人，无师门引荐，无本地人脉傍身。

十余年前，京城中医院校毕业生求职本就竞争激烈，从京外来的吕尤更是举步维艰。无数个深夜，她难免心生茫然，觉得自己终究难以扎根这座城市。所幸多年药铺浸润沉淀的功底藏不住，面试之中，扎实的临床素养、成熟的辨证思路让她脱颖而出。初夏时节，怀柔中医院与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两份录用通知几乎同时送达，吕尤就此开启在北京的行医之路。

白大褂的衣角还带着新裁的褶皱，吕尤就这样走进了北京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大门。那是2014年的夏天，阳光把走廊照得雪亮，她的听诊器在胸前晃荡，像一枚刚刚挂上的勋章。

盛夏，午后，蝉在枝头晒得收起了翅膀，趴在树杈上一动不动。

聒噪不安的大黄狗伸长舌头，靠在老人躺椅旁，眯眼打瞌睡。

宫护士就是这时候走出北京著名治疗生殖系统疾病的医院大门的。

一丝风都没有，宫护士眯起眼仰脸看看碧洗的蓝天，没有鸟，没有蝉鸣，静得要吞没一切。宫护士走到便利店，走到冰柜前，刚要拿冷饮，猛然想起生冷食品对备孕不好，喉咙一动，又收回了那只手。

没想到，上午去那家医院，只是因为护士站量血压的机器没纸了，刚从医院下夜班的宫护士好心提醒，竟被护士噎了回去——“你管呢？要你管？！”

更让她心寒的是，那里的诊疗如同流水线，正儿八经的大夫和她说话不超过三句，便催着她做检查，花钱费力却没能得到丝毫安心。

宫护士2009年底结婚，因为爱人的母亲在他上大学时早逝，导致爱人很想早点要自己的孩子。可多囊卵巢综合征让宫护士的备孕之路异常艰难，这一备便是近6年。到了备孕第二年，宫护士发现，这怀孕没怀上是真的有问题了。这6年里，她辗转北医三院、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301医院等多家医院，尝尽了奔波之苦。备孕的这几年里，宫护士的母亲在老家时常被亲戚们直白询问，“闺女怀孕了吗？”甚至有人想把村里不想要的孩子送给她抚养，她也曾一度动了领养的念头。

这位妇产科护士，已经在备孕的路上跋涉了整整5年。5年，足够一个孩子学会写字、画画、背唐诗，而她只是在日历上画下一个又一个等待的圆圈。白班夜班交替间，她帮无数产妇接生，听新生儿发出第一声啼哭，双手托起过别人的圆满，自己的那盏灯，却迟迟没有亮起来。

直到，2014年吕尤毕业，留在北京丰台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工作。那一年，这家医院一共留下了两位妇产科医生，宫护士一开始不知道找哪位，起初，宫护士因为不熟悉，第一次就诊还误找了其他医生，直到第二次才顺利找到吕尤。

当这位同行推开吕尤诊室的门时，大约没有抱太大希望。5年来，她比谁都清楚那些检查单上的箭头意味着什么，比谁都明白那些指标背后的沟沟坎坎。

吕尤没有说话。她只是安静地坐下来，把脉，看舌苔，问饮食起居，一笔一笔记在病历上：舌质发暗，舌体胖大，舌苔白厚，脉象弦滑。

吕尤分析，小宫护士脾胃虚弱，水湿排不出去，堆积在体内变成痰湿，气血运行不畅，形成的瘀血阻滞在子宫冲任，加之长期夜班轮值，昼夜颠倒，作息紊乱，下班后只顾休息，不懂及时调养气血，痰湿日渐淤积，卵泡难以正常发育排出，月经紊乱，形成多囊体质，长时间无法自然受孕。

针对小宫的体质，吕尤决定采用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活血化瘀、消癥散结的经方桂枝茯苓丸和叶天士《女科诊治秘方》中的经典名方苍附导痰丸加减治疗，合同家传补肾化瘀的助孕方，加入红花9ɡ、菟丝子9ɡ、鸡血藤3ɡ……改善小宫的子宫环境和排卵障碍。

两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不过是暑气渐消、秋风初起的工夫。六十多个日夜，六十几服汤药，若干次望闻问切——她像一位耐心的园丁，松土、浇水、等待，直到那粒沉睡多年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好消息如期而至，小宫成功受孕。如今儿子已经11岁，体格康健，聪明懂事。

诊室里光线柔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落在脉枕上，那一方小小的青色垫子，不知承接过多少人的手腕。

吕尤坐在诊桌一侧，指尖轻搭在患者的手腕上，屏息凝神。这一刻，外界的喧嚣都退远了，只剩下指下那一缕搏动，在诉说着什么。

吕尤说，脉象这东西骗不了人。人的身体比嘴诚实得多，你心里积了多少郁结，身上受了多少寒湿，气血是充盈还是亏虚，全在脉搏之中。

有一种脉，摸上去像琴弦一样，绷得紧紧的，硬邦邦的，叫弦脉。来人的手腕一搭上去，指腹之下便触到一股倔强的张力，如同按在一张拉满的弓弦上，毫无松缓之意。这样的脉，多半是气出来的。人在世间行走，免不了受些委屈，积些怨愤，可又碍于情面或规矩，不能发作，只能将那股气生生咽回去，压在胸臆之间。日积月累，那气便不得舒展，郁结在体内，脉道自然也就跟着绷紧了起来。吕尤碰见这样的脉，心里便有了数，这人怕是心里装着不少事，气机不畅，郁在那里了。

还有一种脉，指下感觉黏腻腻的，像摸到了一层薄薄的油，又像是水流过淤泥，拖泥带水的，不够清爽，这是滑脉。有这种脉象的人，体内多半湿气重。湿这东西，最是缠绵，不像寒热那样干脆利落，它黏滞、重浊，一旦缠上了人，便不肯轻易离去。脾胃运化不力，水湿停聚，反映到脉上，便是这股子甩不脱的黏腻之感。

与弦脉的紧张、滑脉的黏滞不同，虚脉是另一种感觉。手指按下去，软绵绵的，像按在一团新絮上，全无抵抗之力。你得稍稍用些力气，往深处探一探，才能隐约摸到那微弱的搏动。可只要你一抬手，那脉便像是怕见人似的，倏忽间就消失了，了无痕迹。这是气虚的人常见的脉象。气是人的根本，气足了，脉道才充盈有力；气虚了，便像是泄了气的皮囊，软塌塌地瘫在那里，怎么都提不起劲来。

细脉则是另一番模样。纤细如丝，若非指下功夫到家，极容易漏过去。那脉象细细的，弱弱的，像一根极细的丝线在水中漂着，你得凝神静气，细细地品味，才能捕捉到它的存在。血虚的人多见此脉。血不足了，脉道里自然就空旷起来，没有了充盈饱满之势，只剩下细细的一缕，勉强维持着周身的运行。

还有一种涩脉，那感觉最为特别。指下不顺畅，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阻碍着，脉来之时，带着一股迟滞之感，又像是水流中有泥沙、有杂质，滚动得不那么干净利落。古人形容涩脉，说是“如刀刮竹”，又像是“轻刀刮竹”，那股子艰涩、不滑利的感觉，十分传神。这种脉象，往往意味着气血运行不畅，或是有瘀滞在内，阻碍了脉道的通畅。

吕尤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医，摸过的脉，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她知道，中医的脉象，细细数来，共有二十八种。这二十八种脉象，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或强或弱，或浮或沉，或快或慢，或滑或涩，指下的感受千差万别，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脉象。

脉象的奥妙，远不止于此。吕尤从父亲那里学来的一桩要紧本事，便是通过脉象来判断脏腑的虚实。人的左右手，寸关尺三部，各自对应着不同的脏腑。左手寸脉，对应的是心；关脉，对应的是肝；尺脉，对应的是肾。右手寸脉，对应的是肺；关脉，对应的是脾；尺脉，对应的是命门——那其实就是肾的另一种说法，主管着人体的先天之本。

哪一部的脉象弱了，便是哪一脏腑有了亏虚。比方说，左寸脉短而弱，那便是心脉不足，心气不够，心脏供血的功能自然就差了些。病人往往会觉得心慌、气短，稍一活动便觉得胸口闷得慌。再比如，右关脉弱了，那便是脾虚。脾主运化，脾虚的人，吃下去的东西不容易消化吸收，人也容易觉得疲倦，四肢沉重，面色萎黄。

这些对应关系，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家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规律，如同一张精密的地图，指引着医者循脉探病，由表及里。

中医很多东西，是靠感觉传递的。这种感觉，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靠自己去体会，去揣摩。同样的一个脉象，不同的人摸上去，感受可能完全不同。什么叫滑，什么叫涩，什么叫弦紧，什么叫濡软，这些都不是用尺子能量出来、用数字能说清楚的东西。

中医的功夫，全在日复一日的积累。

要亲手去触摸、去感受，在一位又一位病人的脉象里慢慢沉淀。久而久之，指尖自会生出独有的感知，练就一份只可意会、难以言说的通透与领悟。

所以修习中医，除了苦功，更需一份与生俱来的悟性与慧心。这悟性，不是天生的聪慧，而是在经年累月的实践中，突然有一天，指下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弦脉，原来这就是滑脉，那一刻的顿悟，是多少书本都教不会的。

吕尤的案头，常年放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书，封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她视若珍宝。那是《濒湖脉学》，中医脉学的经典著作。她常说，这本书是开方大夫的案头必备，里面详详细细地讲了二十八种脉象的体状、主病、鉴别之法，字字珠玑，句句精当。她从小就被父亲要求背诵其中的段落，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什么意思，只是囫囵吞枣地记下来。等到年岁渐长，临证渐多，那些小时候背过的句子，便一句一句地在指下活了过来，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触感。

在吕尤看来，一个真正的中医开方大夫，需要掌握三大套知识，缺一不可。第一是药诀，也就是药方的组方成分。哪几味药配在一起，君臣佐使如何搭配，剂量如何把握，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第二便是脉诀，就是脉象的诊察。没有脉诊，就如同盲人摸象，只能看到表面的症状，却摸不透内在的虚实寒热。第三是药性，每一味药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功效主治，必须烂熟于心。这三套知识，如同鼎之三足，支撑起一个中医大夫的临证能力。

但光有这些还不够。掌握了药诀、脉诀、药性，只是有了工具和材料，真正要把它们用好，还得有辨证的思路。辨证，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是把病人表现出来的各种症状，以及脉象、舌象等收集到的信息，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归纳，最终判断出疾病的性质、病位、病势。吕尤和父亲常用的，是八纲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

八纲辨证，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个纲领。阴阳是总纲，统摄其余。表里辨病位，寒热辨病性，虚实辨邪正盛衰。这八个字，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在临证中灵活运用，却需要多年的功夫。卫气营血辨证，则是从气和血、营和卫的角度来分析病情。气是动力，血是物质，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它们之间的协调与失调，往往就是疾病发生的根本。

至于六经辨证，吕尤和父亲用得很少。不是不会，而是各有各的擅长，各有各的习惯。他们家传的这条路子，就是从八纲和卫气营血入手，几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心应手，也就沿袭了下来。

吕尤心里清楚，来诊病的人，大多数不懂中医。和病人讲六经传变、太阳少阳、卫气营血，他听得一头雾水，非但帮不上忙，反而增加了他的困惑和不安。所以，她和父亲在跟患者沟通的时候，从来不用那些专业的辨证术语，而是用最浅显、最直白的话，把病情说清楚。

肝郁，她就说你是肝气不顺，心里憋着气，没发泄出来。肾虚，她就说你是肾气不足，腰膝容易酸软，精力跟不上。血虚，她就说你是血不够，脸色苍白，指甲也没什么血色，容易头晕眼花。这些词，通俗易懂，病人一听就明白，心里也就踏实了。

有时候，吕尤会想起父亲教她摸脉时的情景。父亲坐在她对面，一个病人的手搁在脉枕上，父亲先摸一遍，然后让她摸。摸完了，父亲问，什么脉？她战战兢兢说出一个答案，父亲不置可否，只是让她再摸。一遍又一遍，直到她的指下，终于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父亲所说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像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一盏灯，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前路。

她记得父亲说过，脉理如人理，脉象如人心。一个人的脉，藏着他所有的过往，所有的悲欢，所有的劳碌与安闲。那些紧绷的弦脉，是他在人前的隐忍与克制；那些黏腻的滑脉，是他在生活中的放纵与不羁；那些软绵的虚脉，是他长久以来的疲惫与透支；那些纤细的细脉，是他亏耗的气血与心神；那些艰涩的涩脉，是他体内堆积的瘀滞与不畅。

脉理如海。每一根手指搭上去，感受到的，都不只是脉管的搏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带着他全部的生命故事，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把自己交给你，信任你，期望你能从他手腕上那三根指头的位置，读懂他身体里的秘密。

吕尤常常觉得，这是中医最动人的地方。不需要复杂的仪器，不需要冰冷的检查报告，只需要一方脉枕，三根手指，一颗沉静下来的心，便能与另一个生命，在无声中完成一场深入的对话。这场对话里，有来龙去脉，有因果关联，有身体的诉求，也有医者的回应。

那本翻烂了的《濒湖脉学》，还静静地躺在书桌案头。里面的每一个字，吕尤烂熟于心，但每一次重读，都还能有新的体会。脉学这门学问，太深了，穷尽一生的力气，也未必能探到它的底。但正是这种深不可测，让每一个投身其中的人，都怀着敬畏，怀着谦卑，日复一日地磨砺着自己的指下功夫。

正午的阳光从诊室的窗棂上移走了，室内的光线暗了些。中午1点40，吕尤送走最后一位病人，将一摞挂号条一一归拢，心里默默地回味着今天摸过的那些脉。弦紧的，滑腻的，虚软的，纤细的，艰涩的……每一种脉象背后，都是一个需要被理解和被帮助的人。她所能做的就是用这三根手指，去倾听感知，用那些从《濒湖脉学》里学来的、从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在自己日复一日的实践中磨砺出来的本事，为他们找到一条通往安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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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