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田润喜，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鸟儿在蓝天》，编剧《温州商人》《黑洞》等影视剧。作品散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文学》《黄河》《长城》《火花》《散文海外版》等报刊。

一

山脚下，一个指头粗的泉眼日夜冒泡。不知冒了多少年，多少代，渐渐形成一条小河，全长七里，由南向北，穿过二里长的村庄，再往北五里，甩开山沟，汇入开阔的牧马河。

除了春天山上积雪融化，夏日暴发山洪，河水变得丰盈饱满，漫上堤岸，平常日子，河水瘦得像一条不规则的玻璃条儿。

小河没有名字。其实，我们的村子

也没个像样的名字。因为深藏在太原市最北面、忻州市最南端一条山沟里，就随便叫了个南沟村，从古叫到今。

村里九十多户人家，都住的土窑洞，稀稀拉拉，高高低低，顺着土崖的走向，从南到北，同小河一起，夹在山沟里。

河水顺着村子流。在村子中心的土坡下，弯出一片开阔地，原来是一座关帝庙。解放后，改成小学校。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十七八个学生，年龄在七至十岁之间，分别上一至四年级的课。

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读过书的人不多，家长对孩子的管教不像现在这么严厉，老师不布置作业。放了学，学生也不是急着各回各家。

一放学，我们像一群出了窝的山雀子，叽叽喳喳一齐扑向河边撒野。女孩子们钻进河边绿油油的菜地里，一惊一乍捉蝴蝶，逮蜻蜓。这些小精灵好像通人性，抓在手里，摸一摸，放走后，还要返回来，在头顶绕一圈。像是感谢她们，又像是故意逗她们玩。

我们男孩子更喜欢脱掉鞋子，裤腿挽到大腿根，光着脚丫子下河耍水，在石头缝里摸小鱼，捉小虾。那时候，我们七八岁，没见过的东西太多。除了河里的小鱼，没见过更大的鱼。

有一天傍晚，大阳抓住葵花籽那么大的一条小鱼，放在手心里，兴冲冲跑到我和元宝面前炫耀。我和大阳、元宝都是同一年出生、同一天上学的好伙伴。大阳说这鱼能吃，我和元宝偏说不能吃。他大声说能！能！能！我俩比他更大声，一起说不能！不能！不能！说着说着，吵起来。我说，能吃你现在就把它吃了！顺手从他手里夺过来，硬往他嘴里塞。他没有拦住，鱼进了嘴里，他一着急，吞进肚子里去了。我和元宝吓得手忙脚乱，抱住他，让他弯下腰，一起在他背上拍打。鱼没有从嘴里跑出来。我又趴在大阳肚皮上听里面的动静。听了一会儿，没听到什么动静。大阳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我们松了一口气，盼着他快快从下面屙出来。

那几天，大阳每天上完茅房，自己再转过身仔细看看。我们每天等着他报出结果，结果等了好几天，还是没有等到结果。

这件事至今，想起来就笑。

小河一年四季都好玩。大冬天，树叶落尽，土地冻僵，小河变成一座裸露的天然滑冰场。我们坐着自制的冰车车，在白花花的冰面上尽情滑行。也会一个跟一个，排起长队打滑滑。摔倒是常事，有时，一连串摔倒七八个，互相压在一起。大家嘻嘻哈哈打闹着，爬起来继续滑。玩得脸红脖子粗，头上直冒热气。村里炊烟和饭菜混合在一起的香味随风飘来，大人们喊我们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听见假装听不见，该怎么玩，还怎么玩。直玩到天黑，才借着月光回家。

在本村小学校读完四年级，我和大阳升到距离我们村五里地的白石村上五年级。元宝辍学，放下书包，跟着他爹在山上放羊，挣工分。

去白石村的五里河道夹在山沟里，狭窄、幽深，宽处可走一辆马车，最宽处，可走两辆马车。旧时的木头轮子牛车，早年的胶皮滚轮马车，挑担的、背包的、打柴的、上学的、南来北往的人都走河道。

河水走哪里，我们走哪里。河水拐弯，我们跟着拐弯。水宽处，踩着石头跳过去。掉进水里，湿了鞋子是常有的事。

小河平日水不大，一天到晚在石头缝隙里哗啦啦地流。阳光下，水花一闪一闪，看像一幅画，听像一首歌。

小河也有变脸的时候，但都是因为雨水和融雪水的加入。一旦天下大雨，山洪暴发，非常可怕。

我六岁那年夏天，在白石村看完戏，父亲背着我回家。走到半路，突然电闪雷鸣，暴雨从天上倒下来。雨点劈里啪啦劈里啪啦，砸得人睁不开眼。河沟里，没处躲，没处藏。父亲背着我，跌跌撞撞，拼命往回跑。快进村的时候，山洪带着惊天巨响冲下来了。瞬间，乱石、树枝、牲畜被洪水裹挟着横冲直撞，湿漉漉的水雾和呛人的土腥味立刻笼罩了整个河道。父亲体力不支，被脚下乱石绊倒。我和父亲瞬间分离，我被洪水卷走。父亲急中生智，自己先抱住一块巨石，又伸手从水中抓起一根树枝，把我钩住，困在一堆乱石里。他发疯一般冲过来，抓住我的一条胳膊，才保住我一条命。

下暴雨，发洪水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有时候，洪水十天半个月也退不下去。洪水退不下去，村里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全村人都着急。更着急的是我们七八个白石村上学的学生，被堵在家里，上不了学。

长大一些后，我陆续听到许许多多乡亲们在洪水中遇险的故事。还听到过大冬天，因河水结冰，酿成的多起事故。

有一年冬天，车把式九金大叔赶着胶皮滚轮马车，给邻村送谷草。那是满满一车谷草，谷草轻，装得老高，远远看去，像拉着一间金黄色的房子。九金大叔赶着车，在河道里厚厚的冰上走。行至半道下坡时，后面山上突然放炮炸石。一声巨响，骡马受惊，加之冰上马蹄打滑，瞬间翻了车。九金大叔断了两条腿，后半辈子再没有站起来。驾辕的枣红马断了一条腿，失去拉车能力，当天就被宰杀了。

二

在我们的伙伴中，我和大阳真是一对倒霉蛋。十二岁那年，都挨了打。

不是因为念书偷懒，不是因为跟同学打架。是因为放了暑假，给生产队割青草时，在草里夹了石头。

父亲当时是怎样一副面孔，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了。我猜测，一定是很火、很怒、很恐怖的那种。一只坚硬的大手，带着钉子般的老茧，刮过来一巴掌，带着脆响，重重扇在我的后脑勺上。瞬间，我感觉自己的脑袋不在了。

当我从剧烈的眩晕和疼痛中醒过神来的时候，脑际跳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马上找一支枪，毙掉牛老头。

我们家弟妹多，劳力少。全家六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壮劳力。为了帮家里挣工分，我每年一放暑假，就丢下书包，拿起镰刀，给生产队的饲养场割青草。

跟我一起割草的伙伴只有大阳一个人。别的孩子有的打猪草，有的放牛，都没闲着。大阳家跟我们家一样，也是人口多，劳力少。

那时候，工分就是钱，就是粮食。我们小孩子干不了别的农活，只能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割草论斤计工分，割得多，挣得多，割得少，挣得少。只要不偷懒，好好割一天，也能割一百五六十斤，挣五六分。割下的草必须背到饲养场，经饲养员牛老头过秤、记账。

有天下午，大阳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没头没尾的小人书。他当宝贝似的，拿出来显摆。我一看，是《鸡毛信》，就缠着他硬是坐在河里的一块大石头上一页一页看完。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又看了第三遍。看得着迷，忘了割草。一看天色，糟糕！两人都急了。

我们把已经割下的草收拾到一起，捆绑好，相互提一提，估摸有多少斤。他提我的，我提他的。提过后，我们都嫌少。可俩人又累又饿，谁也不想动。我们很沮丧。大阳嘴里嚼一根青草，两只脚在河水里扑通扑通打水花。我肚皮朝天，躺在大石头上，看天上晚霞游走，想《鸡毛信》里的海娃，想象哪一天自己也能成为海娃那样的英雄。

突然，一个馊点子从我脑子里蹦出来——往草里夹石头。跟大阳一商量，他立刻同意。我们还有些抑制不住的小激动，说干就干。

河槽里石头多的是。我俩每人找了一块长条形石头，有十几斤重，互相比了比，各自夹进自己的草里，左捆右绑，折腾了好大工夫。两个人又互相检查了一遍，确认牛老头看不出来的时候，才放心地背起来，嘻嘻哈哈上路，很满足地沿着河道回村。我们知道这是在做坏事，可是一路上，还像玩一样，乐得直笑。

跟往常一样，牛老头晃悠过来给我们过秤。过罢秤，最后一关是铡草。

需要一个人蹲下来，把长短不齐的草喂进铡草刀里，另一个人抓住刀柄，踮起脚尖，两臂发力，“咔嚓！咔嚓！”把草切成寸数长的草段，才可走人。

平时，牛老头过罢秤就走开了，铡草的事交给我们两个人自己干。有时候，老家伙还要解开绳子检查，怕我们在里面混杂上牲口不吃的杂草。这天，牛老头没有解开绳子检查，却是蹲下来，执意要亲手往铡草刀里喂草。

我和大阳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石头要暴露了。我俩吓得拔腿就跑。

刚跑出几步，牛老头就从草里发现了石头。他立刻吼喊起来，说抓住我们两个小狗日的，要敲断我们的腿，还要剥掉我们的皮。

我和大阳吓坏了，一起跑到饲养场墙外藏起来，不敢出声。墙里头，牛老头还在骂，骂得更凶。

我们越听越害怕，越恨这倔老头。两个人一起从土墙上拨下许多土坷垃，用力往墙里头砸，一边齐声喊：“牛老头，不怕你！不怕你，牛老头！”故意气他。

土坷垃一个接一个扔进去，牛老头火气更大了，一边骂，一边跑出饲养场大门，吼喊着，要找我们两家的大人告状去。

结果，我们都挨了打。我挨了父亲一巴掌。大阳更惨，被他当队长的父亲踢了一脚，还另加了两个耳光。

三

1966年，我被招工招到当地供销社当售货员。两年后，又奔赴祖国大西北，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退役后，辗转多地，从憨厚稚嫩的娃娃脸到长出胡子，再到胡子发白，再也没有时间回村里久住过。

大阳比我晚一年被招到县城当工人，干了十几年。因为不适应城里工作，他主动辞职，返回村里守着几亩地和老婆娃娃，再也没有离开过田间院落。花甲之年，不幸离世。

元宝放羊放到二十岁。后来，又去牧马河拉沙子。年纪稍大后，返回村里种地。元宝年轻时没有娶过老婆，但喜欢过一个女人，因为他家太穷，女人嫁给了本村泥瓦匠。泥瓦匠下世后，元宝立马向她进攻，并获取胜利，两人在一起相伴了将近20年。元宝临终时，平静地死在了这个女人怀中。

解放前，甚至更早年代，我们村的老辈人就有了改道的愿望。

河道出事本不是水的错。错的是人，人走错道，人走了水的道。几辈人盼望修一条人走的道，跟河道分开。结果，几辈人望眼欲穿，希望破灭。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改道计划才得以实施。

开工之初，只是依靠村里的力量小打小闹，没有一个完整的设计，在河道西侧的崖壁上一段一段、一节一节地修。修好一段，从河道拐上去走。又修好一段，再绕上去。有的地方，头年修好，第二年就被洪水冲垮了。不放弃，再来。寻找原因，改线，重修。大约二十年后，从村口连接到白石村的土路才全线贯通，勉强可以通车。

车是通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

晴天，汽车一过，黄土满天飞，汽车跑多远，屁股后面的“黄龙”跟多远。路边，绿油油的庄稼叶子蒙上了厚厚一层黄土。遇上汽车，行人更是没处躲藏。汽车过后，人像土堆里钻出来的一样。下雨天，黄土变成泥浆，车轮打滑，前进不了，后退不成，压坏路边的庄稼是常有的事。

直到进入21世纪，才由政府出资，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设计，重新施工。减少弯道，取直线路，加固了边坡、水道，铺了沥青，使之成为一条标准的乡村公路。 

四

如今，路在上，河在下。我们村破天荒有了人走的路。

人走的路和水走的路分开，河道不再被堵截、挤压，人们也不再埋怨、咒骂。变的舒展、顺畅，成为真正的自己。

小轿车行驶在路上，可以看见下边清凌凌的河水，在青石和草丛中哗啦啦地流。

去年秋天，回村那天，我把汽车停在路边，特意沿着边坡下到沟底的河道。已是黄昏，河水清澈见底，茂密的河边草长得超过了我的胸脯。别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送公粮的胶皮滚轮马车，更早年代木头轮子牛车碾压过的车辙早已消失，不见踪影。就连我们这一代人脚步走过的痕迹和发生在这里的太多故事也被时光掩埋，成为记忆。

我想试着趴下来，还像儿时那样撅起屁股再喝一口小河水，可终归年龄不饶人，僵硬的四肢不听使唤。我伸手掐一根嫩嫩的草尖，含在嘴里慢慢嚼着，一边品味记忆中的草香，一边仔细端详自己在水面上的倒影，寻找儿时的模样，故意做出各种滑稽的表情，一次又一次把自己逗笑。

回到村里，我惊喜地发现，山脚下，原先那股指头粗的泉眼变粗了。白花花的泉水咕嘟咕嘟冒出来，哗啦啦地流。水更清澈，流得更远。黑夜，老乡们睡在自家炕头上，都能听见河里“哗啦啦、哗啦啦”的流水声。

盘旋在崖壁上的乡村公路，破天荒地改变了我们祖先延续了几十年，上百年，几百年，从生到死，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过去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甚至没有离开过同一处宅院、同一个炕头的农民，像河水一样欢快地流动起来，活泛起来。年轻人首先放下粪筐，放下锄头，出省、出国打工，在县城、省城买了房子，成了家。孩子们陆续去城里读书，有的已经上了大学，考了研，读到了硕士、博士。

原来接近三百口人的村子，现在，常住的只剩下三四十个人。这些脸上写满沧桑与幸福的农民，都接近或者超过古稀之年，但看上去并不显老，常常聚在村口的小河边打牌、聊天，为外出的人们守护村庄。天天与树上叽叽喳喳的鸟儿、河里哗哗啦啦的流水相伴，与卧在身旁的狗呀猫呀说话。有时候，他们也思念故去的人，特别是大阳、元宝、九金大叔这些年岁不大就早早离世的人，惋惜他们没福气，没有赶上好时候。

一年中，只有春种秋收的季节，村里这种清闲的日子才会被打破。这时候，外出的人们要赶回来，耕地下种，收获庄稼。

每逢这时，村里人欢马叫，又活跃起来，热闹起来。见了世面、开了眼界的庄稼人讲究起衣着打扮，说话也变得文雅起来。有的还开着车，拿着手机，在地里一边收割玉米棒子，一边与远方的儿女视频对话，搞直播。

季节一过，农活干完，这些人又锁门闭户，各奔东西。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