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次读到《给马兰姑姑押车》时，我还在写博士论文，脑子里塞了太多的史料和理论，拥塞得很，休息的方式就是到资料室读小说。我记得是看到了中国小说学会2002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在陈忠实、贾平凹、苏童、阎连科、王祥夫、毕飞宇等一众其时早已登堂入室、威名赫赫的人物之外，还有一个名字也分外耳熟，刘玉栋，嗬！这不是那位叱咤中国篮坛的八一队战神吗？我查找了一下，并非其人，而是一位“70后”的山东青年小说家，原籍德州庆云，供职于济南的《当代小说》编辑部。

登榜的小说就是《给马兰姑姑押车》，原发于《天涯》2002年第3期。于是，第二天下午我一个人溜达到学院图书室，找到刊物读了起来。小说不长，八千来字，一个相当标准的短篇，乡土题材，童年视角，起笔于冬季鲁北乡村瓦蓝的天空，文字洁净而素朴。当我读到结尾，红兵“隐隐地感觉到，这些令人向往的事情，结果并不是都那么令人高兴。他似乎明白了马兰姑姑为什么在这样的日子里失声痛哭。红兵坐在马车上，盯着冬日阳光下暗绿色的麦田，猛地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少”[1]，一股复杂的情绪攫取了我，因为我也有过红兵类似的经历，那种成长中的怅然若失，那种饱含期待可又知道这期待终将被现实打磨的复杂滋味，就像契诃夫的《草原》，叶戈鲁什卡童真的感知与草原上的漫长旅行所展现的庞大、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之间，构成了小说最核心、最动人的内在张力。红兵的押车之旅也是如此啊，童年仿佛一枚透镜，放大了纯美，也放大了沉重，就像洪治纲在点评这篇小说时谈到的，它以轻击重，那“微妙而又尖锐的人生体验”太动人了，可这一切又处理得那么纯净而克制，没有丝毫煽情。这个与“战神”同名的刘玉栋，真不简单呢。我又顺藤摸瓜，找到他另外一些小说，有与《给马兰姑姑押车》风格近似的《葬马头》《我们分到了土地》，也有风格完全不同、颇有先锋味道的《浮萍时代》《向北》《蛇》等，从发表年份来看，后者的创作时间显然更早。看来，彼时这个年轻的“70后”作家已经历了一次写作的反省，并成功地完成了转向。

我第一次见到刘玉栋是三年之后了。博士毕业，我去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一编室。2005年春天，其时还在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施战军主持策划了一套“新活力作家文丛”，收录了几位新世纪崭露头角的青年小说家的代表作，其中就有刘玉栋的《公鸡的寓言》。书的责编是我的同事兼好友，样书出来后，他给刘玉栋打电话商量样书寄送的事情，电话那头说给送过去吧，晚上他请编辑室的几位吃个便餐。于是，下班后，我和两位同事一起打车到了济南和平路的一处住宅区，刘玉栋早就在路边等候了，标准的中等个头、标准的三七分发型、标准憨厚的笑容，戴着一副标准的文学青年该有的眼镜，与我之前预想的形象差不多，不过他的嘴角时时会有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清傲。晚上吃饭的时候谈了些什么早已忘记了，但确有一见如故之感，他比我们出版社的几个小伙伴大几岁，酒过三巡也都放下拘谨，我们不再叫他“刘老师”转而叫“栋哥”，他欣然答应，这一叫就叫到现在。

而那顿饭局也成了我们交往的开端。之后的日子，我们见面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首先是我又担任了栋哥一本小说的责编，名字是《天黑前回家》，他将之前写齐周雾村和童年记忆的一组中短篇串联成一个小长篇，开头引用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一句诗：“似乎这里只有离去的人们，/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深处。”[2]在编辑这本书时，我总在想，栋哥笔下那些走出故土的人到底是期待“天黑前回家”，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去”呢？而这也是他同期很多作品都在思考的问题，如《芝麻开门》《乡村夜》《火色马》《给你说说话》等，他没有给出清晰的回答，或许因为这本来也没有答案吧。至于他念兹在兹的齐周雾村，我最初看到时以为是一个虚拟的地名，还曾试图从“雾”的角度做一点引申，但栋哥告诉我，他的故乡就叫这个名字，隶属德州庆云的崔口镇，在山东最北端，与河北接壤。但我还是好奇怎么会有这么有文学性的村名，查行政区划资料，发现应该是齐周务，而不是齐周雾。我向栋哥提起，他却坚称应该是“雾”，并说自己写过一篇小说叫《雾似的村庄》专门解说过。好吧，看来他的确喜欢“雾”这个字以及它所蕴含的朦胧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感，后来他又写了《白雾》，那自然是水到渠成。

其次，在越来越多的交流中，我发现栋哥与我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方面。比如，他的确很喜欢契诃夫的《草原》，认为是他阅读过的最好的中篇之一，短篇他喜欢《都柏林人》《米格尔大街》，长篇小说作家中他喜欢库尔特·冯内古特、福克纳和库切，对《五号屠场》尤其津津乐道，诗人他喜欢佩索阿和米沃什，而这些作家也都是我的至爱。他的阅读极广，视野开阔，经常如数家珍地谈起某部名著，记忆力惊人。前两年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周边不少人（也包括我自己）对这位获奖者完全不了解，从未读过其作品，但是栋哥说他多年前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集》中就曾阅读过古尔纳的小说，并有很深的印象。这不是个例，很多生僻的西方作家和日韩作家，栋哥都有关注。又如，栋哥喜欢体育，尤其热衷足球，我们都是山东泰山的忠实拥趸，只要有直播的球赛，都一定要想方设法去关注。记忆最深刻的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时栋哥的家已从和平路搬到了济南东部的华龙路，我们住得很近，经常约了朋友一起到扎啤摊小聚，边看球边聊天边喝扎啤，度过了一个无比快意的夏天，甚至有一个晚上，我们俩再加上另一位友人居然每人喝了一桶扎啤，对于酒量寡淡的我而言实在是堪称壮举。我们打赌冠军归属，他赌荷兰，我赌西班牙，而两支球队果然杀进决赛，最终凭借“小白”伊涅斯塔在加时赛的绝杀，西班牙斩获桂冠，我又赢了栋哥的一场酒，好不快哉。

栋哥待人真诚，所以朋友也多，每有外地的文友来，他都是那个最热络的张罗者，我和很多文学圈朋友的相识，都源于他的引见。而且他为人谦和，一些基层的无名作者找上门来，他也会很周到地接待，并诚恳地给出写作的建议。山东饭桌规矩多，主陪、副陪、三陪，程序繁复。栋哥通常都是坐主陪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大多数饭局都是由他来买单的，别人抢也抢不过他，尤其在座的有比他年轻的后辈时，他更有前辈和大哥的风范——不是颐指气使，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大哥范儿。而每次请客后，他还有一句谦虚的口头禅——“应该的，应该的”。每到这时，我都会想起老舍在《离婚》里打趣主人公张大哥，说张大哥的大哥范儿特足，是所有人的大哥。在山东文坛，栋哥好像就是所有年轻作家都信赖的大哥，就像我们共同的好友赵月斌在一篇文章里说的，栋哥“简直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一个谁都可以引以为荣的‘熟人’”[3]。有趣的是，有一年他拿了一个文学奖，大家纷纷给他打电话祝贺，我也凑了个热闹。电话打过去，寒暄几句，我说恭喜栋哥获奖啊，电话那头能听出栋哥羞涩的笑意，然后又谦虚地说起他的口头禅“应该的，应该的”，说完才想到这“应该的”六字箴言用错了地方，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栋哥获奖的确是“应该的”，在他随和的言行背后，一直葆有面向经典之作的虔敬与对深度写作的自我期待。也是在南非世界杯那一年，栋哥出版了他的长篇《年日如草》，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这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题目“年日如草”出自《圣经·诗篇》：“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旧约·诗篇》113 ：15、16）书名既照应小说的主人公曹大屯父子在都市里如浮萍一般起落的人生轨迹，也直指匆促岁月中疏于人生意义追索的虚空。这也是他主动求变的一部小说，一改此前那种诗性馥郁的笔触，转用冷静凛冽的文风讲述了出生在乡村的青年融入城市的种种遭际，它打破了“城市吞噬乡村”或“乡村抵抗城市”这种刻板的单向叙事，细腻地呈现了一种双向渗透、彼此重塑的动态过程。人被城市规训，同时也以自身的韧性参与并改造着城市，为加速进行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人的心理进程提供了一个具体微观的旁证。

在当代文坛，虽然不断有坚持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小说家列举契诃夫、鲁迅、汪曾祺、林斤澜等为自己的坚持背书，但必须说，一种可以称之为长篇沙文主义的风气或多或少影响着作家的评价与自我评价，对于青年写作者来说更是如此，似乎如果不写一部厚重的、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就无法坐实自己的文坛地位。我不知道栋哥对此风气态度如何，但写完《年日如草》之后，有一段时间他的确在积累素材，想写一个历史题材的新长篇。某日晚上，我们夜宵后漫步在百花公园附近，他说自己有三个想写的东西，其中最有兴趣的是清代的白莲教和捻军起义，他的老家有不少相关的掌故和野史，他也阅读了很多资料，做了很多笔记。说起这些时，他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然而这个小说最终没有付诸实践，或许是他内心深处对那种过于宏大的题材仍有某种审慎吧，此外，因为工作调动，他变得越来越忙了。

由于创作成绩突出，栋哥从《当代小说》编辑部调到了山东省作协，先是在文学讲习所担任所长助理，负责山东省作协组织的各类文学培训，后又担任《山东文学》的主编，大量行政事务挤占了他的创作时间，而偏偏栋哥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好些年来他一面私下向朋友们吐槽自己无暇阅读写作的倦怠，对和他一同出道的文友的创作实绩感到欣然，又不无艳羡；一面兢兢业业地开拓工作的局面，为刊物跑订数，为员工跑工资，为栏目约稿件，为活动拉赞助，到各县区组织改稿会，筹划双年奖……记不清有多少次，朋友们聚会的场合上，栋哥不自觉地开始算账，盈亏、稿费、离退休金，一串串琐碎的数字从他口中清晰报出时，总让朋友们觉得恍惚；然后是说自己的身体，痛风、湿疹、失眠，以及秋水仙碱、阿普唑仑……他的白发越来越多，索性换了发型，标准的三七开换成了平头。不断有朋友劝他，学会拒绝，多留点时间给自己写东西。我在外地开会也曾亲耳听到不止一位前辈提到他，说刘玉栋起点那么高，不写了太可惜。回来后我小心地把话转述给他，栋哥苦笑几声，说没什么可惜的，年轻人写得更好。但过一会儿，他又用不大但坚定的声音说：“我还是要写的，我还有更好的作品没有写出来呢。我最近在构思一个短篇，还有一个长篇的想法。”那一刻，我又看到了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嘴角那抹似有若无的清傲。是不是性格谦逊的文人内在里都有一副傲骨？我想起了1934年1月，回湘西探亲的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4]这是自负吗？当然不是，这是对文学的虔敬和对自己所择定道路的期许，它与为人的隐忍、谦和和低调并不矛盾。我们的栋哥此刻正是这样的人啊。

栋哥没有食言，最近几年，他不停有新作推出，比如《芬芳四溢的早晨》《桑田绿》《盛花期》，皆有不小反响。其中《盛花期》入选了中国小说学会2025年度的短篇小说排行榜，而我也有幸成为这篇小说的推荐者。有趣的是，这又是一篇以轻击重的小说，又是一篇书写人生不确定性的小说。有读者以为“盛花期”有反讽之意，繁花绽放的时节与主人公繁华散尽的人生形成了对照，亲人间的几句寒暄，平静之下暗流涌动，人生的无常与苍凉不着痕迹地洇染开来。不过，“盛花期”或许另有他解，人生的盛花与否与时令运势统统无关，而在于自我的笃定与充盈吧。这话有点鸡汤，但对于有着虔敬文学之心的栋哥而言，并非虚言，他的确只是蛰伏，没有放弃，而且我们也相信，他自己也正蓄势静待再一次的盛放。

注释

[1]刘玉栋：《给马兰姑姑押车》，《天涯》2002 年第3期。

[2]刘玉栋：《扉页》，《天黑前回家》，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赵月斌：《追自行车的人——说说我们的玉栋兄》，《青年报》2020年10月20日。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